辽代、西夏、金代佛教
辽、西夏、金均为北方少数民族创立、与两宋并立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与两宋相比,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往往对佛教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辽代佛教
辽王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本不信仰佛教,但在唐末肇始的建国过程中,一方面吸收汉文化,同时开始引进佛教信仰。太祖天显二年(927)攻克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后,将当地的僧人迁到辽都,建造天雄寺供养,以弘扬佛教。到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后,由于这一带原来就是佛教盛行的地区,更加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在帝室的积极支持下,辽代佛教臻于全盛。帝室、大臣大力修建佛寺,施舍土地、民户,归依受戒,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朝廷还经常把僧人召入宫中讲经说法,并授以高官。兴宗时,僧人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余人。以致贵戚望族都愿意把子女舍为僧尼。
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辽代佛教实力强大。突出表现在寺院经济的壮大与佛教邑社组织的普遍发展。如圣宗次女舍宅建大昊天寺,一次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舍钱十三万贯。由于帝室、权贵、豪富的施舍,寺院大多领有广大的土地与民户。这些民户以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缴于所属寺院,形成特殊的寺院二税户制度。民间广泛出现各种邑社,如舍利邑、供灯塔邑、弥陀邑、兜率邑等等,支持各种以寺院为中心的佛事活动。这些邑社一般均隶属于寺院,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主持这些邑社的日常活动。不少邑社规模巨大,史籍中常有“千人邑社”之说。邑社组织,对佛教的普及起到极大的作用。当时妇女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不少人取名为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等等;反映了佛教之普及于一般民众之中。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与密宗,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研修的中心。不少高僧撰写了大批论述经义的著作,辽道宗对《华严经》也颇有研究,曾撰写《华严经随品赞》一○卷。净土宗、律宗、法相宗等也有一定的势力。北宋甚为流行的禅宗,在辽朝几乎没有地位,奉命编纂大藏经的辽朝僧人甚至把慧能的《坛经》当作伪妄乱真的伪经予以烧毁,禁绝流通。
辽代在佛教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厥功甚伟,先后刊刻了大字本《契丹藏》与小字本《契丹藏》。《契丹藏》校勘精良,是当时质量最高的佛教大藏经,并对后代藏经产生积极的影响。辽王朝还积极支持房山石经的刊刻,促成房山云居寺新的石经刊刻高潮。
辽代所建佛塔,在中国佛塔艺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辽代木塔的代表,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塔。该塔八角六层,高达120米,宏伟壮观。辽代石塔的典型风格为八角十三层之密檐塔,我国北方多有留存。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塔即仿照辽代石塔风格建成。
西夏佛教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族长期与汉族共处,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西夏建国以前,佛教已经在党项族中传播,该族的领袖李德明曾经向宋朝要求批准他在五台山修供十寺,并求赐大藏经。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晓浮图法”且“通汉文字”(《窿平集》卷二○)。他倡导创制西夏文字,再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组织人员把佛经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从而使佛教在西夏全境进一步传播起来。他建寺造塔,派人巡礼五台山,钦崇佛道,声名远播,以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纷纷前来进奉佛舍利。其后的历代帝王也都把支持、崇奉佛教当作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如仁宗大力支持佛教,曾大量刻印散施佛典,往往一次就在万卷以上,并请高僧国师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讲演佛经,作法华会,还举办行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种种佛事活动。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西夏佛教迅速发展,寺院僧尼不断增多。佛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人事”部分叙述人生活动时,首先列入佛教内容:“或作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最后三页又罗列了许多佛教术语。在“人事”部分中,佛教内容几乎占篇幅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佛教在西夏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西夏的佛教的一大特点是渊源比较复杂,早期主要受汉传佛教的影响,翻译经典底本主要也是汉文大藏经。其后吸收回鹘僧人参与翻译,接受回鹘佛教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由此形成西夏佛教汉、回鹘、藏并存,显密兼重的特色。
西夏佛教的另一特点是较为重视佛典的翻译。从开国起,西夏王朝便组织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当时称为“番大藏契经”。到崇宗天祜民安元年(1090)时,已经译出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三百六十二帙。西夏文大藏经主要译自汉文大藏经,也有不少译自藏文大藏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把不少藏文佛教教典籍翻译为汉文。这些典籍由于仅在西夏流传,故不为宋朝佛教人士所知,也没有被收入宋朝汉文大藏经,但想必应该收入西夏所编印的汉文大藏经中。近代以来,在西夏故地黑城发现大批西夏翻译的汉文佛典,为我们研究西夏佛教、研究汉文佛典的诸种形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由于当时各割据政权相互对峙,或和或战,且诸国都信奉佛教,因此,佛教往往被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所利用。如西夏与辽都曾经以巡礼为名,刺探军情;宋朝也曾经利用僧人到西夏行反间计。
金代佛教
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已经信奉佛教;灭辽以后,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进而消灭北宋,更受到汉地佛教的影响。因此,金代佛教继承辽、宋佛教而有所发展。
从总体看,金代统治者推行三教合一的政策,对佛教既支持,又限制。如世宗即位之初,因军费困难,曾一度出卖度牒、紫衣、师号、寺额,由此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严禁民间私建寺庙,私度僧尼。对在籍僧尼实行试经制度,并规定僧尼必须拜父母,行丧礼。金代寺院一般拥有广大的土地与殷实的财富。这些财富有的是金代帝室、豪富的布施,有的则是继承辽、宋时代的经济基础。如辽代的二税户此时仍循旧习向寺院交纳赋税之一半。直到金代中期,经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这一制度才被废除。辽代兴起的佛教邑社,此时仍然在积极活动。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社规定每个成员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些邑社在普及民间佛教信仰、组织民间佛事活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佛教宗派方面,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均有活动,其中以禅宗最为活跃。这主要是受宋朝佛教的影响。著名禅师万松行秀(1166—1246)深受章宗礼遇,他常劝当时的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法治国,反映了从佛教僧人角度对三教合一趋势的响应。他的俗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说,宣传三教合一,在当时影响很大。
金代刊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即著名的《赵城金藏》。该藏由女子崔法珍断臂劝募,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刊成,为《开宝藏》的翻刻本,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辽代佛教
辽王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族本不信仰佛教,但在唐末肇始的建国过程中,一方面吸收汉文化,同时开始引进佛教信仰。太祖天显二年(927)攻克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后,将当地的僧人迁到辽都,建造天雄寺供养,以弘扬佛教。到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后,由于这一带原来就是佛教盛行的地区,更加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在帝室的积极支持下,辽代佛教臻于全盛。帝室、大臣大力修建佛寺,施舍土地、民户,归依受戒,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朝廷还经常把僧人召入宫中讲经说法,并授以高官。兴宗时,僧人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余人。以致贵戚望族都愿意把子女舍为僧尼。
由于统治者的支持,辽代佛教实力强大。突出表现在寺院经济的壮大与佛教邑社组织的普遍发展。如圣宗次女舍宅建大昊天寺,一次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舍钱十三万贯。由于帝室、权贵、豪富的施舍,寺院大多领有广大的土地与民户。这些民户以向国家交税数额的一半缴于所属寺院,形成特殊的寺院二税户制度。民间广泛出现各种邑社,如舍利邑、供灯塔邑、弥陀邑、兜率邑等等,支持各种以寺院为中心的佛事活动。这些邑社一般均隶属于寺院,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主持这些邑社的日常活动。不少邑社规模巨大,史籍中常有“千人邑社”之说。邑社组织,对佛教的普及起到极大的作用。当时妇女喜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不少人取名为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等等;反映了佛教之普及于一般民众之中。
辽代彩塑菩萨像(山西下华严寺)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与密宗,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研修的中心。不少高僧撰写了大批论述经义的著作,辽道宗对《华严经》也颇有研究,曾撰写《华严经随品赞》一○卷。净土宗、律宗、法相宗等也有一定的势力。北宋甚为流行的禅宗,在辽朝几乎没有地位,奉命编纂大藏经的辽朝僧人甚至把慧能的《坛经》当作伪妄乱真的伪经予以烧毁,禁绝流通。
辽代在佛教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厥功甚伟,先后刊刻了大字本《契丹藏》与小字本《契丹藏》。《契丹藏》校勘精良,是当时质量最高的佛教大藏经,并对后代藏经产生积极的影响。辽王朝还积极支持房山石经的刊刻,促成房山云居寺新的石经刊刻高潮。
辽代所建佛塔,在中国佛塔艺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辽代木塔的代表,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塔。该塔八角六层,高达120米,宏伟壮观。辽代石塔的典型风格为八角十三层之密檐塔,我国北方多有留存。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塔即仿照辽代石塔风格建成。
西夏佛教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族长期与汉族共处,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西夏建国以前,佛教已经在党项族中传播,该族的领袖李德明曾经向宋朝要求批准他在五台山修供十寺,并求赐大藏经。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晓浮图法”且“通汉文字”(《窿平集》卷二○)。他倡导创制西夏文字,再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组织人员把佛经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从而使佛教在西夏全境进一步传播起来。他建寺造塔,派人巡礼五台山,钦崇佛道,声名远播,以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纷纷前来进奉佛舍利。其后的历代帝王也都把支持、崇奉佛教当作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如仁宗大力支持佛教,曾大量刻印散施佛典,往往一次就在万卷以上,并请高僧国师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讲演佛经,作法华会,还举办行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贫济苦等种种佛事活动。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西夏佛教迅速发展,寺院僧尼不断增多。佛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人事”部分叙述人生活动时,首先列入佛教内容:“或作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最后三页又罗列了许多佛教术语。在“人事”部分中,佛教内容几乎占篇幅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佛教在西夏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西夏的佛教的一大特点是渊源比较复杂,早期主要受汉传佛教的影响,翻译经典底本主要也是汉文大藏经。其后吸收回鹘僧人参与翻译,接受回鹘佛教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由此形成西夏佛教汉、回鹘、藏并存,显密兼重的特色。
西夏佛教的另一特点是较为重视佛典的翻译。从开国起,西夏王朝便组织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当时称为“番大藏契经”。到崇宗天祜民安元年(1090)时,已经译出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三百六十二帙。西夏文大藏经主要译自汉文大藏经,也有不少译自藏文大藏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把不少藏文佛教教典籍翻译为汉文。这些典籍由于仅在西夏流传,故不为宋朝佛教人士所知,也没有被收入宋朝汉文大藏经,但想必应该收入西夏所编印的汉文大藏经中。近代以来,在西夏故地黑城发现大批西夏翻译的汉文佛典,为我们研究西夏佛教、研究汉文佛典的诸种形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西夏炽盛光佛(敦煌第61窟)
由于当时各割据政权相互对峙,或和或战,且诸国都信奉佛教,因此,佛教往往被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所利用。如西夏与辽都曾经以巡礼为名,刺探军情;宋朝也曾经利用僧人到西夏行反间计。
金代佛教
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已经信奉佛教;灭辽以后,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进而消灭北宋,更受到汉地佛教的影响。因此,金代佛教继承辽、宋佛教而有所发展。
从总体看,金代统治者推行三教合一的政策,对佛教既支持,又限制。如世宗即位之初,因军费困难,曾一度出卖度牒、紫衣、师号、寺额,由此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严禁民间私建寺庙,私度僧尼。对在籍僧尼实行试经制度,并规定僧尼必须拜父母,行丧礼。金代寺院一般拥有广大的土地与殷实的财富。这些财富有的是金代帝室、豪富的布施,有的则是继承辽、宋时代的经济基础。如辽代的二税户此时仍循旧习向寺院交纳赋税之一半。直到金代中期,经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这一制度才被废除。辽代兴起的佛教邑社,此时仍然在积极活动。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社规定每个成员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些邑社在普及民间佛教信仰、组织民间佛事活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佛教宗派方面,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均有活动,其中以禅宗最为活跃。这主要是受宋朝佛教的影响。著名禅师万松行秀(1166—1246)深受章宗礼遇,他常劝当时的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法治国,反映了从佛教僧人角度对三教合一趋势的响应。他的俗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说,宣传三教合一,在当时影响很大。
金代刊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即著名的《赵城金藏》。该藏由女子崔法珍断臂劝募,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刊成,为《开宝藏》的翻刻本,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金代布袋和尚像(弥勒大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