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教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发展缓慢。宋明理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则日益衰微。理论的追索几乎完全停顿,从事诸种荐亡、祈福法事活动的民俗化佛教成为主流。
明代佛教
明太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后投白莲教参加反元起义,他深知佛教的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因此,即位以后推崇宋明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对佛教则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控制的方针。他把所有的佛教寺院分为禅(禅宗)、讲(华严、天台、法相等宗)、教(专门从事法事仪式)等三类,要求僧人各承宗派,各司其事。他并从僧官制度、寺院经济两方面加强对佛教的管制。并下令不准僧人妄入市村,也不准俗人无故进入寺院,目的在于切断佛教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它惑众滋事,起义造反。管理之细,甚至连僧人的服色都有具体要求。他倡导僧人学习《心经》、《金刚》与《楞伽》,力图从思想上把佛教纳入自己的轨道。对于藏传佛教,他废除了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拥有的种种特权,但继续给上层喇嘛种种优渥的礼遇,以此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巩固全国的统一。有明一代,国家的佛教政策虽然因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原因及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有摇摆,个别政策的执行亦有张弛,但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且都倾向于禅净双修。禅宗以临济宗的势力为最大,曹洞宗次之。华严、法相等诸宗一线仅传,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天台宗则于明末稍有振兴。当时的僧人,大多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他们用华严宗理事相融的观点,论证教虽分三,理只有一,因此,三教毕竟归为一理。这样,以“理”为最高本体,把佛教与宋明理学统一起来。明代的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如王阳明、李贽等就是典型代表。不少居士都修净土念佛,乃至参禅学佛。
三教合一思想的流传与佛教的日益民俗化,使得佛教进一步向下层传播。而明王朝严格的佛教管制政策,迫使许多民间佛教团体纷纷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展,成为民间宗教。与上述情况相适应,明代出现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总称为“善书”与“宝卷”。善书即劝善书,主题为宣扬善恶报应。所谓善,包括忠孝仁义、三宝功德;所谓恶,则指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排毁三宝等等。这类善书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佛教信仰结合在一起,通俗易懂,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宝卷本来是一种佛教宣传品,大多演说佛教故事。明代随着民间宗教团体的大量涌现,宝卷成为这些民间宗教团体阐述自己宗义的最好方式与权威经典。对于民间宗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佛教义学衰微,著名的高僧不多。早期有楚石梵琦(1296—1370),其后有笑岩德宝(1512—1581)、慧经(1548—1618)、元贤(1578—1657)等。明朝末年,有所谓四大高僧: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 1655),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关于他们,请参见本书《星宿灿烂》章。
明代,大藏经的刊刻比较兴盛,除了朝廷主持刊刻的官版藏经外,民间刻藏比较普遍。目前已经掌握的明代大藏经至少有六种。
清代佛教
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满族本来信奉萨满教,但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入关以前,已经与藏传佛教建立密切的联系。统一全国后,在典章制度方面继承了明朝的传统,全面加强君主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大力尊崇儒教,提倡理学;一方面严禁文人结社,防止反清势力的滋生,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于藏传佛教,继续优渥政策,作为羁縻蒙藏上层的手段。对于汉传佛教,则沿袭了明代的既利用,又控制的方法。政府虽然设立僧官,但僧官没有独立的权力,实际只是按照政府意志处理佛教事务的工具。清朝初年,不少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士遁入佛门。因此,政府对佛教的钳制也格外严厉。《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建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因此,佛教已经完全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当然,随着政权的巩固,上述严厉的钳制措施亦有所松弛,但国家控制佛教的总格局没有变化。清朝有的帝王对佛教比较感兴趣,如雍正自号“圆明居士”,参禅学佛。自称不但自己已经开悟,还让不少大臣得法。他还直接干预禅宗内部的派别斗争,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乾隆则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使念佛净土深入社会。乾隆年间,政府还主持了重刊汉文大藏经与翻译满文大藏经。
清代佛教以禅宗与净土宗为主流。禅宗继承明代的法系,主要为临济与曹洞两宗,两宗下又各分若干支系。但此时的禅宗只是因循旧说,全无新意。故禅宗的地位已逐渐为净土宗所取代。清代传播净土较有影响的有行策(1628—1682)、省庵(1686—1734)、瑞安(?—1864)、印光(1861—1940)等。行策首创七日念佛法,成为近代“打七念佛”之滥觞。省庵结社专修净土,影响颇大,被净土宗推为莲宗九祖。印光则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被推为莲宗十三祖。佛教的其他派别大抵沉寂,但到晚清,天台、华严、法相的研究稍为时人所重。根据《大清会典》统计,清初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有僧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八千六百一十五人。总计寺院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所,僧尼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据近人太虚估计,抵清末,约有僧尼八十万人。实际上,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佛教也面临寺院荒芜,人才凋零的全面危机阶段。
清代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居士佛教的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都有部分在家人出于各种原因皈依、研究佛教。但是,每一个朝代,代表当时佛教最高水平的,始终是僧人。但此时出家僧人或素质低下,或因循守旧。而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外国列强的侵略。如何唤起民族的觉醒,自奋自强,成为时代的课题。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把佛教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主张发扬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意识,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他们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个方面,不少居士对佛典的收集、整理、研究也作出了很多成绩,其代表人物有杨文会(1837—1911)等。杨文会数次出访英、法等国,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想,与国际佛教人士相互呼应,力图实施振兴佛教的计划。他捐出私宅创办金陵刻经处,又在刻经处举办祗洹精舍,开办佛学研究会,他的这些活动对近代中国佛教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代佛教
明太祖年轻时曾出家为僧,后投白莲教参加反元起义,他深知佛教的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因此,即位以后推崇宋明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对佛教则采取既利用又整顿,着重控制的方针。他把所有的佛教寺院分为禅(禅宗)、讲(华严、天台、法相等宗)、教(专门从事法事仪式)等三类,要求僧人各承宗派,各司其事。他并从僧官制度、寺院经济两方面加强对佛教的管制。并下令不准僧人妄入市村,也不准俗人无故进入寺院,目的在于切断佛教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它惑众滋事,起义造反。管理之细,甚至连僧人的服色都有具体要求。他倡导僧人学习《心经》、《金刚》与《楞伽》,力图从思想上把佛教纳入自己的轨道。对于藏传佛教,他废除了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拥有的种种特权,但继续给上层喇嘛种种优渥的礼遇,以此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巩固全国的统一。有明一代,国家的佛教政策虽然因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原因及皇帝的个人好恶而有摇摆,个别政策的执行亦有张弛,但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
明代的佛教以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且都倾向于禅净双修。禅宗以临济宗的势力为最大,曹洞宗次之。华严、法相等诸宗一线仅传,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天台宗则于明末稍有振兴。当时的僧人,大多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他们用华严宗理事相融的观点,论证教虽分三,理只有一,因此,三教毕竟归为一理。这样,以“理”为最高本体,把佛教与宋明理学统一起来。明代的士大夫受佛教影响依然很深。如王阳明、李贽等就是典型代表。不少居士都修净土念佛,乃至参禅学佛。
三教合一思想的流传与佛教的日益民俗化,使得佛教进一步向下层传播。而明王朝严格的佛教管制政策,迫使许多民间佛教团体纷纷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展,成为民间宗教。与上述情况相适应,明代出现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总称为“善书”与“宝卷”。善书即劝善书,主题为宣扬善恶报应。所谓善,包括忠孝仁义、三宝功德;所谓恶,则指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排毁三宝等等。这类善书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佛教信仰结合在一起,通俗易懂,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宝卷本来是一种佛教宣传品,大多演说佛教故事。明代随着民间宗教团体的大量涌现,宝卷成为这些民间宗教团体阐述自己宗义的最好方式与权威经典。对于民间宗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玉质弥勒菩萨像(安徽九华山藏)
明代佛教义学衰微,著名的高僧不多。早期有楚石梵琦(1296—1370),其后有笑岩德宝(1512—1581)、慧经(1548—1618)、元贤(1578—1657)等。明朝末年,有所谓四大高僧: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 1655),在士大夫层中影响较大,对促进居士佛教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关于他们,请参见本书《星宿灿烂》章。
明代,大藏经的刊刻比较兴盛,除了朝廷主持刊刻的官版藏经外,民间刻藏比较普遍。目前已经掌握的明代大藏经至少有六种。
清代佛教
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满族本来信奉萨满教,但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入关以前,已经与藏传佛教建立密切的联系。统一全国后,在典章制度方面继承了明朝的传统,全面加强君主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大力尊崇儒教,提倡理学;一方面严禁文人结社,防止反清势力的滋生,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于藏传佛教,继续优渥政策,作为羁縻蒙藏上层的手段。对于汉传佛教,则沿袭了明代的既利用,又控制的方法。政府虽然设立僧官,但僧官没有独立的权力,实际只是按照政府意志处理佛教事务的工具。清朝初年,不少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士遁入佛门。因此,政府对佛教的钳制也格外严厉。《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建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因此,佛教已经完全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当然,随着政权的巩固,上述严厉的钳制措施亦有所松弛,但国家控制佛教的总格局没有变化。清朝有的帝王对佛教比较感兴趣,如雍正自号“圆明居士”,参禅学佛。自称不但自己已经开悟,还让不少大臣得法。他还直接干预禅宗内部的派别斗争,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乾隆则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使念佛净土深入社会。乾隆年间,政府还主持了重刊汉文大藏经与翻译满文大藏经。
清代佛教以禅宗与净土宗为主流。禅宗继承明代的法系,主要为临济与曹洞两宗,两宗下又各分若干支系。但此时的禅宗只是因循旧说,全无新意。故禅宗的地位已逐渐为净土宗所取代。清代传播净土较有影响的有行策(1628—1682)、省庵(1686—1734)、瑞安(?—1864)、印光(1861—1940)等。行策首创七日念佛法,成为近代“打七念佛”之滥觞。省庵结社专修净土,影响颇大,被净土宗推为莲宗九祖。印光则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被推为莲宗十三祖。佛教的其他派别大抵沉寂,但到晚清,天台、华严、法相的研究稍为时人所重。根据《大清会典》统计,清初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有僧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八千六百一十五人。总计寺院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所,僧尼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据近人太虚估计,抵清末,约有僧尼八十万人。实际上,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佛教也面临寺院荒芜,人才凋零的全面危机阶段。
清代五供养(台北故宫博物馆院藏)
清代八吉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七政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佛教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居士佛教的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都有部分在家人出于各种原因皈依、研究佛教。但是,每一个朝代,代表当时佛教最高水平的,始终是僧人。但此时出家僧人或素质低下,或因循守旧。而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外国列强的侵略。如何唤起民族的觉醒,自奋自强,成为时代的课题。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把佛教作为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精神武器。其代表人物,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主张发扬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意识,鼓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他们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个方面,不少居士对佛典的收集、整理、研究也作出了很多成绩,其代表人物有杨文会(1837—1911)等。杨文会数次出访英、法等国,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想,与国际佛教人士相互呼应,力图实施振兴佛教的计划。他捐出私宅创办金陵刻经处,又在刻经处举办祗洹精舍,开办佛学研究会,他的这些活动对近代中国佛教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