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之研究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浩瀚的典籍和内容极为丰富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在接触佛教的同时,即展开了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千余年来从未缀止,一直延伸到现代。
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基本格局
现代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到1976年,这一时期内,大陆的佛教研究不很兴盛,表现为:一、研究人员少。虽有汤用彤、陈垣、任继愈、吕澂、巨赞、周叔迦等学术界和佛教界的著名学者,但研究人员的总数却非常少,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二、佛学刊物少。这一时期,大陆只有佛协主办的《现代佛学》一份杂志。三、发表成果少。当时出版的专著不多,但质量却是一流的,如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四、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只有少数人采用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1976年以后是中国佛教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发展,佛教研究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期的佛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研究机构纷纷成立。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筹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内设佛教研究室,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佛教研究机构。但在不久的文革期间,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后,世界宗教所恢复正常研究,继之而起,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大学也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机构与组织,与佛教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1978)、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1979)、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1980)、甘肃敦煌研究院(1980)、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2)、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4)、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后改为宗教所)、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山西五台山研究会、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陕西法门寺文化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分散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和大学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研究人员,构成了佛教研究的重要力量。
二、研究人员大幅度增加,中青年研究人员开始崭露头角。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南亚系开始招收佛教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先后开办了宗教学专业,或举办宗教学讲座,培养出一批佛教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培养出硕士、博士几十人,其中许多人都已成为我国佛教研究的骨干力量。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彻底改变了大陆佛学研究后继无人的状态。
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自1976年以来,大陆已出版佛教研究著作数百种,学术论文数以千计,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佛教研究又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音乐、教育、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得到国内外的公认。
四、学术交流日趋频繁。1979年以前,大陆没有举行过任何有关佛教的会议,1980年9月,由刚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等单位在古都西安联合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佛教学术讨论会,此后各种佛教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除国内范围的学术会议之外,国际学术会议也相当频繁,还经常与日本等国佛学界举办双边学术会议,促进了国内佛教研究的繁荣和国内外国外佛教研究的认识和了解。
五、佛学杂志逐渐增多。十多年来,除了各种报刊时而发表有关佛教的文章外,集中刊登佛教文章的主要杂志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四川大学宗教所的《宗教学研究》、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当代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南亚研究》、山西社科院的《五台山研究》、云南社会科学院的《云南佛教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哲学集刊》、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禅学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藏学》等。另外中国佛教协会系统的杂志有:《法音》、《佛教文化》、《禅》、《广东佛教》、《上海佛教》、《闽南佛学院院报》、《佛学研究》、《上海佛学院院刊》、《台州佛教》、《九华山》、《甘露》、《洛阳佛教》、《江西佛教通讯》、《西藏佛教》等等。此外,不少文史哲类杂志也经常刊登佛学论文。
六、研究方法多元化,不少新的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都被引入到佛教研究中来。如运用宗教社会学研究佛教、用数理逻辑研究因明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宗教职能认识的加深,佛教逐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开始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它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佛教研究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总之,后一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进步是巨大的,并将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更加兴旺发达。
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成果
1949年以后到1976年以前,大陆佛教学者正式出版专著、译著数十种,佛教论文五百五十余篇,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汤用彤对佛教史的研究,吕澂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巨赞对禅宗的研究,周叔迦对佛教藏经、僧制、仪礼的研究,阎文儒对佛教石窟艺术的研究等等。这一时期的成果虽然较少,但基本上都是高质量的。
1938年,先辈佛教学者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出版,因材料丰富,论证合理,分析精当,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堪称我国现代佛教史研究的经典作品。他在书中对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分析论证,一直影响了到现在为止的大多数大陆佛教学者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开了大陆现代佛教史研究的先河。此书于1955年、1962年两次再版。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陈垣先生的《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等,皆由中华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则先后出版了贺昌群翻译的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撰著的《西域之佛教》、苏联学者撰写的《佛教》的汉译本、田光烈先生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任先生的著作是中国大陆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佛教思想史的论著之一,他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分析,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同时也影响了许多中青年佛教学者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一时期中,大陆佛教学者还做了一些佛教资料整理方面的工作。三时学会编纂了《汉藏佛教辞汇》、《中国佛教经济史料》、《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等。李荣熙英译了《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等佛教典籍,汉译了《锡兰佛教史》。叶均汉译了巴利文藏经《清净道论》等。学者们还应邀参加了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同时撰写了《辞海》的佛教条目。
1976年以后,大陆佛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涉及了佛教研究的方方面面。首先在中国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发展史方面,1979年10月出版了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82年出版了汤用彤先生的遗著《隋唐佛教史稿》,1981年由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人执笔的《中国佛教史》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思想的发展过程都进行了严肃深入的科学研究,代表了大陆佛教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郭朋先生自1980年起,撰写了一系列佛教断代史的研究著作,先后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1976)、《隋唐佛教》(1980)、《宋元佛教》(1981)、《明清佛教》(1982)、《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1989,与张新鹰和廖自力合作)等。1990年,作者又将上述各书的内容压缩成《中国佛教简史》,构成了自己的学术系统。1980 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唐代佛教》出版,具有一定的思想代表性。此外,1988年史金波出版了《西夏佛教史略》,弥补了佛教研究的空白。而高振农的《中国佛教》(1986)则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特点、变化和文化活动作了系统介绍。
关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出版较早的是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3),从哲学的高度讨论了当时主要佛教代表人物的理论特征,总结了当时佛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他的另一本著作《佛教哲学》(1986),则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几个主要范畴,论述了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严北滇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1986),概述了从初期佛教开始的印度佛教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1988)则集中讨论了晋宋之际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比较了中印在佛性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此外任继愈、郭朋、楼宇烈、张春波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探讨佛教哲学的特征与发展线索。随着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大陆也掀起了因明的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些因明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八十年代中,中国大陆掀起了中国文化大论战,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任继愈、方立天、楼宇烈等知名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受此影响,大陆学术界陆续推出了一些与此有关的著述,如中华书局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杨曾文主编的《佛教文化面面观》、何云的《佛教文化百问》、苏渊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序说》等等,都是这一热潮推动下的直接产物,他们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研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八十年代出现的另一佛学热潮是禅学与禅宗研究的兴盛。这一文化热潮持续时间长,吸引众多学者参加,出版的著作与文章也最丰富,出现了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邢东风的《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正果法师的《禅宗大意》对禅宗的实践体系介绍得较为系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而杜继文、魏道儒合作的《中国禅宗通史》一书,对中国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版的关于禅宗的一般性书籍不胜枚举。除了禅宗研究兴盛以外,大陆学者对华严、唯识、天台、净土、密宗等宗派也进行了相当分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
至于佛教人物的评传研究,近年来的成果更为显著,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佛教人物几乎都有学者研究,其中关于玄奘的著作便不下二十种。较重要的人物研究著作有: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杨廷福的《玄奘年谱》和《玄奘论集》、郭朋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高振农等人的《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的《名僧录》等。佛教协会方面则先后出版了《吕澂佛学论著选》、《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弘一法师》等。汤用彤、陈垣、朱谦之等人的著作也不断得到整理出版。
寺院研究也出现了高潮,陕西长安佛教中心将西安历史上著名的法门寺、大兴善寺、草堂寺、青龙寺、大慈恩寺、香积寺等分编成册,撰述了一套《长安佛教丛书》,介绍各寺的历史盛衰。上海则出版了《龙华寺》、《静安古寺》、《玉佛禅寺》等,其它地区则编撰了《广胜寺志》、《净土古刹玄中寺》、《白马寺》、《新编少林寺志》等。寺院经济也成了研究重点,出现了何兹全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等著作。在佛教僧官制度方面,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勾勒了僧官制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上述著作都弥补了以往佛教研究的不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佛教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等著作,或宏观或微观,或全面或具体,对佛教对中国文学观念、人物、哲理、故事、美学及语言等多方面做了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佛教文学故事选》、《佛本生故事选》、《古译佛经寓言选》、《佛经中的民间故事》、《佛经童话故事》等多种通俗佛教文学书籍。
佛教考古与石窟艺术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尤其是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发现与开掘,震惊了海内外。1979年中日学者合作出版了十七卷的《中国石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段文杰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大足石刻研究》等,则对中国佛教石窟的分布、历史和艺术特征等方面做了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佛教文献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1980年出版了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991年出版的方广錩的《佛教大藏经史(八至十世纪)》,则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佛教藏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是一部弥补空白的力作。此外陈士强的《佛典精解》一书,对佛教文史类典籍作了细密的分类和详尽的介绍,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大陆佛教学者还对佛教音乐,塔寺、神话、佛教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成果。
新时期的大陆佛教学术尤其注重佛教文献的整理和使用工作。五十年代时,中国佛教协会就开始整理《房山石经》。1982年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立的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藏》为基础,进行校刊,开始出版《中华大藏经》,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佛教典籍的校释之作,如《大唐西域记校注》、《法显传校注》、《坛经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五灯会元》、《高僧传校释》、《宋高僧传》、《三论玄义校释》等。学术界还出版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所有这些对保护和利用佛教文化遗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十余年来,藏传佛教研究围绕着历史、人物、典籍、政教关系等方面展开,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译著、专著和论文。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可以上溯到法尊法师,早在四十年代,法尊法师就在研究、翻译藏文佛教典籍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传佛教历史和教派的研究论文,影响极大。八十年中则有王尧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和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出版,前者把佛教与藏族社会联系起来,利用原始材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恰当地解决了许多藏传佛教的历史问题。后者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研究著作,以历史为线索,着重分析了藏传佛教的阶级本质及其与西藏社会的关系。1989年出版的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先生的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则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制度和寺院教育等问题,无疑是一部有价值的力作。
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工作取得了进展,一些比较重要的佛教史籍,如《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布顿佛教史》、《西藏王臣记》等都被译成汉文;包括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灯论》等在内的一些佛教论著,也被先后翻译出来。
人物评传研究是一重点,已出版的有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多尼传》、陈庆英的《元朝帝师八思巴》等。
此外,关于藏传佛教的历史、教派、典籍、教义、寺院、制度、艺术、人物以及汉藏关系、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十余年来各有一些研究文章发表,这些都促成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兴旺。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相对要落后一些,至今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但也发表了一些论文。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其中重要的文章,出版了《贝叶文化》一书,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历史、传播、派别、僧制、塔寺、经典、节日、仪式、艺术等方面各有介绍。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现状分布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可供学者参读阅览。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入,对国外佛教的介绍与研究也随之展开。十余年来,大陆对外国佛教的研究以翻译为主,且以印度与日韩为重心,出版的译著有:印度学者恰托巴底亚耶的《印度哲学》(1980)、王世安译的《印度佛教史》、杨曾文与姚长寿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徐梵澄译的《五十奥义书》、王冀青译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叶均译的《清净道论》、《法句》、《摄阿毗达摩义论》、郭良鋆译的《经集》、马宁译的《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高长荣译的《泰国文学简史》、杨曾文译的《日本佛教史纲》等。研究著作则主要有吕澂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1979)、黄心川的《印度佛教哲学》(附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1卷)和《印度哲学史》(1989)、杨曾文的《佛教的起源》(1990)、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1991)、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1991)、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耿引曾的《汉文南亚史料学》(1990)、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87)等。除上述著作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印度及南亚各国、东南亚、东亚各国及欧美国家佛教历史与现状的论文,有一些是高质量的。
台湾的佛教研究
台湾的佛教研究,开始时基本采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寺院道场、佛学院及寺院附设的研究所是僧人研究的中心,僧人和居士是佛教研究力量的主体,研究内容则经典诠释、说法造论为主。这种研究格局已很难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与世界佛教研究水平差距很大。七十年代时,以圣严为首的台湾佛教学者开始政变学风,效仿欧美和日本的研究方法,开始进行学术性的佛教研究。1981年,他在中华学术院宗教与道德研究所第四十四次学术会议上,重申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培养宗教学术性研究的专门人才。他提议修改大学法,提倡各大学建立宗教学院、宗教系或设立宗教课程,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而弘法人才与住持人员则由传统的佛学院负责培养,使宗教人才与宗教研究人才的培养齐头并进,各有所重。这一提议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使台湾的佛教的学术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佛教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开始涉及佛教哲学、历史、艺术、建筑及国际佛教等分支,藏文、梵文、巴利文也成为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1990年6月,台湾佛学界为深化佛教学术研究,提高国际学术地位,创立了现代佛教学会,重点开展佛教文化研究,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到目前为止,台湾主要的佛教学术研究机构有:
(1) 佛教文化研究所。由中华学术院创建,重点研究佛教文化与艺术,主编《清凉目》、《佛教与时代》、《佛教文化学报》等刊物,先后出版了《二十年来佛教经书论文索引》、《中国佛教艺术探源》、《敦煌壁画佛教图像研究》、《佛教文化论集》等专著。
(2) 中华佛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专门从事中国佛教研究,拥有藏书二万余册并收有十三种不同版本大藏经的大型图书馆,主编《中华佛学学报》,设有设施先进的东初出版社。
(3) 中华学术院印度研究所。运用梵文等语言工具,从事印度佛教及佛教文献学的研究。
(4)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年创于台北法光寺,侧重佛教文化研究,出版《法光》月刊。
此外,1967年创建的佛教学研究所,曾得到佛教学术界好评,后因创办人张真昀去世而停办。其它还有华梵佛学研究所、净觉佛教研究所、法华佛学研究所、开元佛学研究所等,共有二十余家。
六十年代初,台湾佛教研究之风在大学院校中悄然兴起,首创者是台湾大学的晨曦学社(原称慈光学社),以研究佛教义理,弘扬佛教文化为宗旨,在诸大学的学社中颇有盛名。此后,师大的中道学社、中兴大学的正觉学社、淡江大学的四弘学社、逢甲大学的普觉学社、辅仁大学的大千学社、台北师专的曙光社及中国文化学院的慧智社等相继成立,他们定期举办佛学讲座,召开专题演讲会,开展佛典背诵比赛,组织学员到寺院学习佛教仪轨等,掀起了大专院校学生研习佛学的热潮。迄今为止,台湾已有七十三所大学院校成立了佛学社和佛学团体,会员近20万人。
佛教图书的出版在台湾非常繁荣。近四十年来,所出版的佛教书籍至为可观,到1971年,就已出版佛教著作及论文3300部,还不包括销量极大的佛教杂志和通俗读本。从总体看,台湾的佛教学术著作以印制经典和古籍整理为主,也侧重于搜集、汇编佛学名家的著作集,或出版部帙甚大的佛教学术丛书。如张曼涛主编了一百册三千余万字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总汇了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上有学术价值的佛学论文。其它大型丛书尚有《中国佛寺志》一百一十册,《中国宗教艺术大观》五册、《禅门逸书》二十册、《现代佛学大系》六十册、《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一百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等。刊行的中国近现代名僧论著,以印顺法师的著作最多,如《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妙云集》、《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都陆续行世。其它如《太虚大师全集》、《圆瑛大师法汇》、《谛闲大师全集》、《密勒日巴大师全集》和演培的《谛观全集》等。
台湾的佛教期刊种类多,发行量大,覆盖面广,不少期刊已远销大陆、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地。主要佛教期刊有:台湾佛教会主办的会刊《中国佛教》,另外还有佛教研究所、佛学院、佛学团体或寺院主办的《狮子吼》、《普门》、《菩提树》、《慧炬》、《海潮音》、《觉世》、《法音》、《台湾佛教》、《大众佛教》、《佛教青年》、《现代禅》、《人生》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佛教杂志。
台湾的佛教普及读本和通俗读物也很流行,大型的有《佛教慈恩儿童丛书》三十六册、《佛教慈恩青少年丛书》四十册等,单独成册通俗读物每年都有大量问世,它们以道德培养和人生教育为原则,深入浅出地讲解佛教义理,在台湾社会影响较大。
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基本格局
现代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到1976年,这一时期内,大陆的佛教研究不很兴盛,表现为:一、研究人员少。虽有汤用彤、陈垣、任继愈、吕澂、巨赞、周叔迦等学术界和佛教界的著名学者,但研究人员的总数却非常少,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更是凤毛麟角。二、佛学刊物少。这一时期,大陆只有佛协主办的《现代佛学》一份杂志。三、发表成果少。当时出版的专著不多,但质量却是一流的,如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四、研究方法比较传统,只有少数人采用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1976年以后是中国佛教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发展,佛教研究也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新时期的佛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研究机构纷纷成立。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筹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内设佛教研究室,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佛教研究机构。但在不久的文革期间,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后,世界宗教所恢复正常研究,继之而起,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大学也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机构与组织,与佛教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1978)、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1979)、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1980)、甘肃敦煌研究院(1980)、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2)、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4)、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室(后改为宗教所)、陕西长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山西五台山研究会、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文化书院、陕西法门寺文化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等。此外还有一批分散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和大学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研究人员,构成了佛教研究的重要力量。
二、研究人员大幅度增加,中青年研究人员开始崭露头角。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南亚系开始招收佛教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先后开办了宗教学专业,或举办宗教学讲座,培养出一批佛教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培养出硕士、博士几十人,其中许多人都已成为我国佛教研究的骨干力量。中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彻底改变了大陆佛学研究后继无人的状态。
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自1976年以来,大陆已出版佛教研究著作数百种,学术论文数以千计,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佛教研究又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音乐、教育、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伦理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和学术文章,得到国内外的公认。
四、学术交流日趋频繁。1979年以前,大陆没有举行过任何有关佛教的会议,1980年9月,由刚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等单位在古都西安联合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佛教学术讨论会,此后各种佛教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除国内范围的学术会议之外,国际学术会议也相当频繁,还经常与日本等国佛学界举办双边学术会议,促进了国内佛教研究的繁荣和国内外国外佛教研究的认识和了解。
五、佛学杂志逐渐增多。十多年来,除了各种报刊时而发表有关佛教的文章外,集中刊登佛教文章的主要杂志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四川大学宗教所的《宗教学研究》、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当代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的《南亚研究》、山西社科院的《五台山研究》、云南社会科学院的《云南佛教研究》、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哲学集刊》、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禅学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藏学》等。另外中国佛教协会系统的杂志有:《法音》、《佛教文化》、《禅》、《广东佛教》、《上海佛教》、《闽南佛学院院报》、《佛学研究》、《上海佛学院院刊》、《台州佛教》、《九华山》、《甘露》、《洛阳佛教》、《江西佛教通讯》、《西藏佛教》等等。此外,不少文史哲类杂志也经常刊登佛学论文。
六、研究方法多元化,不少新的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都被引入到佛教研究中来。如运用宗教社会学研究佛教、用数理逻辑研究因明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宗教职能认识的加深,佛教逐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开始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它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佛教研究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总之,后一时期我国佛教研究的进步是巨大的,并将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而更加兴旺发达。
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成果
1949年以后到1976年以前,大陆佛教学者正式出版专著、译著数十种,佛教论文五百五十余篇,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汤用彤对佛教史的研究,吕澂对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巨赞对禅宗的研究,周叔迦对佛教藏经、僧制、仪礼的研究,阎文儒对佛教石窟艺术的研究等等。这一时期的成果虽然较少,但基本上都是高质量的。
1938年,先辈佛教学者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出版,因材料丰富,论证合理,分析精当,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堪称我国现代佛教史研究的经典作品。他在书中对中国佛教史发展的分析论证,一直影响了到现在为止的大多数大陆佛教学者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开了大陆现代佛教史研究的先河。此书于1955年、1962年两次再版。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陈垣先生的《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等,皆由中华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则先后出版了贺昌群翻译的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撰著的《西域之佛教》、苏联学者撰写的《佛教》的汉译本、田光烈先生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任先生的著作是中国大陆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佛教思想史的论著之一,他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分析,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同时也影响了许多中青年佛教学者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一时期中,大陆佛教学者还做了一些佛教资料整理方面的工作。三时学会编纂了《汉藏佛教辞汇》、《中国佛教经济史料》、《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等。李荣熙英译了《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等佛教典籍,汉译了《锡兰佛教史》。叶均汉译了巴利文藏经《清净道论》等。学者们还应邀参加了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同时撰写了《辞海》的佛教条目。
1976年以后,大陆佛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涉及了佛教研究的方方面面。首先在中国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发展史方面,1979年10月出版了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82年出版了汤用彤先生的遗著《隋唐佛教史稿》,1981年由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人执笔的《中国佛教史》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思想的发展过程都进行了严肃深入的科学研究,代表了大陆佛教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郭朋先生自1980年起,撰写了一系列佛教断代史的研究著作,先后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1976)、《隋唐佛教》(1980)、《宋元佛教》(1981)、《明清佛教》(1982)、《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1989,与张新鹰和廖自力合作)等。1990年,作者又将上述各书的内容压缩成《中国佛教简史》,构成了自己的学术系统。1980 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唐代佛教》出版,具有一定的思想代表性。此外,1988年史金波出版了《西夏佛教史略》,弥补了佛教研究的空白。而高振农的《中国佛教》(1986)则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特点、变化和文化活动作了系统介绍。
关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出版较早的是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1983),从哲学的高度讨论了当时主要佛教代表人物的理论特征,总结了当时佛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他的另一本著作《佛教哲学》(1986),则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几个主要范畴,论述了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严北滇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1986),概述了从初期佛教开始的印度佛教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1988)则集中讨论了晋宋之际佛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比较了中印在佛性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此外任继愈、郭朋、楼宇烈、张春波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探讨佛教哲学的特征与发展线索。随着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大陆也掀起了因明的研究的热潮,出版了一些因明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八十年代中,中国大陆掀起了中国文化大论战,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任继愈、方立天、楼宇烈等知名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受此影响,大陆学术界陆续推出了一些与此有关的著述,如中华书局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杨曾文主编的《佛教文化面面观》、何云的《佛教文化百问》、苏渊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序说》等等,都是这一热潮推动下的直接产物,他们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研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八十年代出现的另一佛学热潮是禅学与禅宗研究的兴盛。这一文化热潮持续时间长,吸引众多学者参加,出版的著作与文章也最丰富,出现了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邢东风的《中国佛教南宗禅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正果法师的《禅宗大意》对禅宗的实践体系介绍得较为系统,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而杜继文、魏道儒合作的《中国禅宗通史》一书,对中国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版的关于禅宗的一般性书籍不胜枚举。除了禅宗研究兴盛以外,大陆学者对华严、唯识、天台、净土、密宗等宗派也进行了相当分量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步。
至于佛教人物的评传研究,近年来的成果更为显著,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佛教人物几乎都有学者研究,其中关于玄奘的著作便不下二十种。较重要的人物研究著作有: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杨廷福的《玄奘年谱》和《玄奘论集》、郭朋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高振农等人的《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宗教组的《名僧录》等。佛教协会方面则先后出版了《吕澂佛学论著选》、《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弘一法师》等。汤用彤、陈垣、朱谦之等人的著作也不断得到整理出版。
寺院研究也出现了高潮,陕西长安佛教中心将西安历史上著名的法门寺、大兴善寺、草堂寺、青龙寺、大慈恩寺、香积寺等分编成册,撰述了一套《长安佛教丛书》,介绍各寺的历史盛衰。上海则出版了《龙华寺》、《静安古寺》、《玉佛禅寺》等,其它地区则编撰了《广胜寺志》、《净土古刹玄中寺》、《白马寺》、《新编少林寺志》等。寺院经济也成了研究重点,出现了何兹全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等著作。在佛教僧官制度方面,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勾勒了僧官制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上述著作都弥补了以往佛教研究的不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佛教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等著作,或宏观或微观,或全面或具体,对佛教对中国文学观念、人物、哲理、故事、美学及语言等多方面做了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佛教文学故事选》、《佛本生故事选》、《古译佛经寓言选》、《佛经中的民间故事》、《佛经童话故事》等多种通俗佛教文学书籍。
佛教考古与石窟艺术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尤其是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发现与开掘,震惊了海内外。1979年中日学者合作出版了十七卷的《中国石窟》,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段文杰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集》、《大足石刻研究》等,则对中国佛教石窟的分布、历史和艺术特征等方面做了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佛教文献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1980年出版了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991年出版的方广錩的《佛教大藏经史(八至十世纪)》,则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佛教藏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是一部弥补空白的力作。此外陈士强的《佛典精解》一书,对佛教文史类典籍作了细密的分类和详尽的介绍,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大陆佛教学者还对佛教音乐,塔寺、神话、佛教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成果。
新时期的大陆佛教学术尤其注重佛教文献的整理和使用工作。五十年代时,中国佛教协会就开始整理《房山石经》。1982年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立的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藏》为基础,进行校刊,开始出版《中华大藏经》,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佛教典籍的校释之作,如《大唐西域记校注》、《法显传校注》、《坛经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五灯会元》、《高僧传校释》、《宋高僧传》、《三论玄义校释》等。学术界还出版了一套《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所有这些对保护和利用佛教文化遗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十余年来,藏传佛教研究围绕着历史、人物、典籍、政教关系等方面展开,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译著、专著和论文。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可以上溯到法尊法师,早在四十年代,法尊法师就在研究、翻译藏文佛教典籍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传佛教历史和教派的研究论文,影响极大。八十年中则有王尧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和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出版,前者把佛教与藏族社会联系起来,利用原始材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恰当地解决了许多藏传佛教的历史问题。后者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研究著作,以历史为线索,着重分析了藏传佛教的阶级本质及其与西藏社会的关系。1989年出版的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先生的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则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制度和寺院教育等问题,无疑是一部有价值的力作。
藏文佛教典籍的汉译工作取得了进展,一些比较重要的佛教史籍,如《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布顿佛教史》、《西藏王臣记》等都被译成汉文;包括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灯论》等在内的一些佛教论著,也被先后翻译出来。
人物评传研究是一重点,已出版的有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多尼传》、陈庆英的《元朝帝师八思巴》等。
此外,关于藏传佛教的历史、教派、典籍、教义、寺院、制度、艺术、人物以及汉藏关系、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十余年来各有一些研究文章发表,这些都促成了藏传佛教研究的兴旺。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相对要落后一些,至今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但也发表了一些论文。199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其中重要的文章,出版了《贝叶文化》一书,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历史、传播、派别、僧制、塔寺、经典、节日、仪式、艺术等方面各有介绍。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现状分布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可供学者参读阅览。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入,对国外佛教的介绍与研究也随之展开。十余年来,大陆对外国佛教的研究以翻译为主,且以印度与日韩为重心,出版的译著有:印度学者恰托巴底亚耶的《印度哲学》(1980)、王世安译的《印度佛教史》、杨曾文与姚长寿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徐梵澄译的《五十奥义书》、王冀青译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叶均译的《清净道论》、《法句》、《摄阿毗达摩义论》、郭良鋆译的《经集》、马宁译的《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高长荣译的《泰国文学简史》、杨曾文译的《日本佛教史纲》等。研究著作则主要有吕澂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1979)、黄心川的《印度佛教哲学》(附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1卷)和《印度哲学史》(1989)、杨曾文的《佛教的起源》(1990)、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1991)、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1991)、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耿引曾的《汉文南亚史料学》(1990)、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87)等。除上述著作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印度及南亚各国、东南亚、东亚各国及欧美国家佛教历史与现状的论文,有一些是高质量的。
台湾的佛教研究
台湾的佛教研究,开始时基本采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寺院道场、佛学院及寺院附设的研究所是僧人研究的中心,僧人和居士是佛教研究力量的主体,研究内容则经典诠释、说法造论为主。这种研究格局已很难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与世界佛教研究水平差距很大。七十年代时,以圣严为首的台湾佛教学者开始政变学风,效仿欧美和日本的研究方法,开始进行学术性的佛教研究。1981年,他在中华学术院宗教与道德研究所第四十四次学术会议上,重申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培养宗教学术性研究的专门人才。他提议修改大学法,提倡各大学建立宗教学院、宗教系或设立宗教课程,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而弘法人才与住持人员则由传统的佛学院负责培养,使宗教人才与宗教研究人才的培养齐头并进,各有所重。这一提议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使台湾的佛教的学术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佛教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开始涉及佛教哲学、历史、艺术、建筑及国际佛教等分支,藏文、梵文、巴利文也成为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1990年6月,台湾佛学界为深化佛教学术研究,提高国际学术地位,创立了现代佛教学会,重点开展佛教文化研究,进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到目前为止,台湾主要的佛教学术研究机构有:
(1) 佛教文化研究所。由中华学术院创建,重点研究佛教文化与艺术,主编《清凉目》、《佛教与时代》、《佛教文化学报》等刊物,先后出版了《二十年来佛教经书论文索引》、《中国佛教艺术探源》、《敦煌壁画佛教图像研究》、《佛教文化论集》等专著。
(2) 中华佛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专门从事中国佛教研究,拥有藏书二万余册并收有十三种不同版本大藏经的大型图书馆,主编《中华佛学学报》,设有设施先进的东初出版社。
(3) 中华学术院印度研究所。运用梵文等语言工具,从事印度佛教及佛教文献学的研究。
(4)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年创于台北法光寺,侧重佛教文化研究,出版《法光》月刊。
此外,1967年创建的佛教学研究所,曾得到佛教学术界好评,后因创办人张真昀去世而停办。其它还有华梵佛学研究所、净觉佛教研究所、法华佛学研究所、开元佛学研究所等,共有二十余家。
六十年代初,台湾佛教研究之风在大学院校中悄然兴起,首创者是台湾大学的晨曦学社(原称慈光学社),以研究佛教义理,弘扬佛教文化为宗旨,在诸大学的学社中颇有盛名。此后,师大的中道学社、中兴大学的正觉学社、淡江大学的四弘学社、逢甲大学的普觉学社、辅仁大学的大千学社、台北师专的曙光社及中国文化学院的慧智社等相继成立,他们定期举办佛学讲座,召开专题演讲会,开展佛典背诵比赛,组织学员到寺院学习佛教仪轨等,掀起了大专院校学生研习佛学的热潮。迄今为止,台湾已有七十三所大学院校成立了佛学社和佛学团体,会员近20万人。
佛教图书的出版在台湾非常繁荣。近四十年来,所出版的佛教书籍至为可观,到1971年,就已出版佛教著作及论文3300部,还不包括销量极大的佛教杂志和通俗读本。从总体看,台湾的佛教学术著作以印制经典和古籍整理为主,也侧重于搜集、汇编佛学名家的著作集,或出版部帙甚大的佛教学术丛书。如张曼涛主编了一百册三千余万字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总汇了从本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上有学术价值的佛学论文。其它大型丛书尚有《中国佛寺志》一百一十册,《中国宗教艺术大观》五册、《禅门逸书》二十册、《现代佛学大系》六十册、《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一百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等。刊行的中国近现代名僧论著,以印顺法师的著作最多,如《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妙云集》、《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都陆续行世。其它如《太虚大师全集》、《圆瑛大师法汇》、《谛闲大师全集》、《密勒日巴大师全集》和演培的《谛观全集》等。
台湾的佛教期刊种类多,发行量大,覆盖面广,不少期刊已远销大陆、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地。主要佛教期刊有:台湾佛教会主办的会刊《中国佛教》,另外还有佛教研究所、佛学院、佛学团体或寺院主办的《狮子吼》、《普门》、《菩提树》、《慧炬》、《海潮音》、《觉世》、《法音》、《台湾佛教》、《大众佛教》、《佛教青年》、《现代禅》、《人生》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佛教杂志。
台湾的佛教普及读本和通俗读物也很流行,大型的有《佛教慈恩儿童丛书》三十六册、《佛教慈恩青少年丛书》四十册等,单独成册通俗读物每年都有大量问世,它们以道德培养和人生教育为原则,深入浅出地讲解佛教义理,在台湾社会影响较大。
唐咸通九年刊本金刚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