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本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的刻印本阶段又可分为古代木刻本与近代印刷本两大时期。
古代木刻本
这一时期从宋《开宝藏》起,到清《龙藏》止。
早在唐代,木刻本佛经便开始流传,但当时所刻均为小部零本及陀罗尼,尚未刻印整部大藏经。木刻佛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现存有确切年款的最早的木刻本佛经,即出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经卷首为释迦牟尼说法图,虽然人物众多,构图复杂,但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画面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正文为端楷,健朴厚重,刀法稳浑。可以看出,这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品。据此推断,我国雕版印刷的历史,肯定要早于咸通九年。五代时,我国曾大规模地版印儒家经典——五经,故而,北宋刊刻大藏经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我国出现宋、辽、西夏、金等政权分立的局面。各国都曾雕印过大藏经。其中宋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辽有大字本《契丹藏》与小字本《契丹藏》;西夏既有西夏文大藏经,也有汉文大藏经;金有《赵城藏》。从而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雕印大藏经的高潮。
下面对这些大藏经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是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命高品内侍张从信到益州开雕的,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全藏共有十三万块版片。初刻时以唐智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但因依据益州的某写本藏经刻成,故编次及某些经的卷次开合与《开元录·入藏录》并不完全相符。后曾多次修订、增补,加入了《贞元录》人藏经典以及宋代新译经典,总计约为六千六百二十卷左右,分作六百五十三帙。卷轴装,每版正文二十三行,行十四字。该经书法端丽,刻工亦佳。刻成后,曾应请遍赐周遍诸国。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由东禅寺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南宋时曾重修补雕,全藏总数达一千四百四十部,六千一百八十卷,分作五百八十函。该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毗卢藏》,北宋福州开元寺私刻大藏经。由开元寺住持本明发起,开雕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其后也曾两次续雕,总计全藏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分作五百九十五函。该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六行,折为六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圆觉藏》,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该禅院乃宋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为王氏家族的菩提所功德坟院所创建的寺院,《圆觉藏》也由王氏家族独资雕印。该藏约开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全藏共收经一千四百三十五部,五千四百八十卷,分作五百四十八函。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资福藏》,宋代安吉州法宝资福寺私刻大藏经。该藏实际就是上述《圆觉藏》的增补本。因为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湖州吴兴改名为安吉州,思溪圆觉禅院升格为法宝资福寺,所以后人误以为是两部藏经。实际它与《圆觉藏》是同一付版片。全藏共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九部,五千九百四十卷,分作五百九十九函。比《圆觉藏》多刻了五十一函。版式与《圆觉藏》相同,也是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碛砂藏》,宋代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私刻大藏经。该藏约开雕于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或绍定(1228—1233)年间,中途因为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三十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方才完成。传统仍把它算作宋藏。该藏收经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分作五百九十一函。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契丹藏》,辽代官刻大藏经。《契丹藏》分为大字本与小字本两种。大字本于1974年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系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二十四行,亦有二十七至二十八行不等者,行十七字。书写工整遒劲,行格疏朗。小字本于近年发现于河北丰润天宫寺塔,蝶装,四周双边,半叶十行二十字。版心有经名、卷数、帙数。帙简部轻,纸薄字密。该藏收经约六千多卷,分作五百七十九帙。北京房山县云居寺《房山石经》中的辽、金刻经,也属《契丹藏》。
《西夏刻汉文大藏经》,从现有资料看,西夏可能刻过汉文大藏经。但由于西夏资料大多亡佚,尚存者又分散在海内外,故西夏所刻的汉文大藏经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的资料看,西夏刻的汉文大藏经中有不少经典是从藏文、梵文直接翻译的,还有不少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典籍。
《赵城藏》,金代解州天宁寺私刻大藏经。因1933年发现于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故俗称《赵城藏》。该藏开雕于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全藏共收经一千五百七十部、六千九百八十卷、分作六百八十二帙。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二十三行,行十四字。
上述大藏经,既有官刻的,也有私刻的。在私刻藏经中,既有寺院僧人募刻,也有私人出面募刻,还有某家族发愿刊刻。从渊源体系上讲,上述藏经可分为三大系统:
(1) 中原系,以《开宝藏》为代表。《开宝藏》虽然以《开元录· 入藏录》为目录基础,但收经情况与智升原著之《开元录·入藏录》已有不同。例如智升原著《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大集经》为三十卷本,智升指出:“《大集经》亦有六十卷成者,……重重编载,误之甚矣。”而《开宝藏》所收的《大集经》却正是智升指斥的六十卷本。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刊刻《开宝藏》时所用的底本乃是流传于益州的某一写本藏经,这一写本藏经的编次并未完全遵照《开元录·入藏录》,而是略有变化。这样,《开宝藏》与《开元录·入藏录》自然不可能完全相符了。
《开宝藏》后传入朝鲜,成为《初刻高丽藏》的底本,并对《二刻高丽藏》有着巨大的影响。《赵城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开宝藏》覆刻的。因此,《高丽藏》、《赵城藏》都属该中原系。
(2) 北方系,以《契丹藏》为代表。《契丹藏》的主体部分完全依据《开元录·入藏录》,千字文编号与《开元录·入藏录》一一相符,所收《大集经》自然也是三十卷本。
(3) 南方系,以《祟宁藏》、《毗卢藏》为代表。这两部藏经都刻于福州,其目录依据不是智升原著《开元录·入藏录》,而是后人改编的《开元释教录略出》。《开元释教录略出》是后人在《开元录· 入藏录》的基础上,根据本地藏经的情况,斟酌损益而成,与《开元录·入藏录》有着若干差别。以往人们往往忽略《开元释教录略出》与《开元录· 入藏录》的差别,把它们当作相同的目录,从而抹杀了南方系藏经的特点。现在可以肯定,《开元释教录略出》产生于南方,是南方系藏经的目录。《资福藏》、《碛砂藏》也都属于这一系统。
早期的刻本藏经都是根据当地流通的写本藏经刊刻的,各地的写本藏经由于种种原因,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差异,从而产生上述不同的传承系统。后代的刻本藏经,则大抵覆刻前代的刻本藏经,故而承袭上述三大系统的佛典而发展。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支持佛教,促使藏经刊刻的繁荣,形成我国刻本藏经的第二个高潮。据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 刻藏缘起》称,元代共刻过十几种藏经。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现在可以确证的有《普宁藏》、《元官藏》、白莲教的《毗卢藏》,尚在探讨中的有《弘法藏》、《铜版藏》。另外,元代还曾补雕过《赵城藏》、《碛砂藏》及西夏文大藏经。在此仅将元代刊刻的藏经略作介绍:
(1) 《普宁藏》,元代杭州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私刻大藏经。白云宗是当时的一个佛教宗派,比较活跃,曾一度被禁止活动。该藏开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全藏收经一千四百三十部、六千零四卷,分作五百五十八函。后经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补雕密教经典,扩展到一千五百九十四部、六千三百二十七卷、五百八十七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该藏的主体部分系据《圆觉藏》刊刻的,所以也属南方系。
(2) 《元官藏》,元朝晚期雕刻的官版藏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完成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据考证全藏至少收经六千五百余卷、有六百五十一函左右。本藏也是折装本,其气魄、规模是现知诸藏经中最大的一部。每版四十二行,折为七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3) 白莲教的《毗卢藏》,元代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万寿堂私刻大藏经。该后山报恩万寿堂属白莲教,故这部藏经是白莲教刊刻的。雕造的起讫年代不详,所存经本有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的题记,则刊刻时间应在该年之前后。因所存经本有限,故全藏规模不详。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很可能只刻了四大部,未能刻完全藏。该藏系据福州版大藏经(即《崇宁藏》、《毗卢藏》)重刊,故亦属南方系。
(4) 《弘法藏》,即弘法寺大藏经,相传是元代初期刊刻的官版藏经。这是一个学术界尚无定论的研究中的问题,在此略微多介绍一点。《弘法藏》的名称,最早见于《至元录》卷二及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相传这部藏经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在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刊刻的。本世纪三十年代,蒋唯心考察了《赵城金藏》后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认为《金藏》版片输京后贮于弘法寺,曾经补雕,从而形成《弘法藏》。也就是说,所谓《弘法藏》实际是《金藏》的元代递修本。蒋唯心的观点为学术界普遍赞同。此后部分学者认为,《金藏》补雕后改动较大,已卓然独立,形成一部新的藏经,亦即《弘法藏》。它的目录就是元世祖至元年间所编的《至元录》。但根据《至元录序》所称:“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召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等语,可见元世祖只补雕了《金藏》印本中损毁缺佚部分,刻版流通。所谓《至元录》只是当时编定的一部汉藏佛典对照录,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确实依照《至元录》刊刻了一部藏经。弘法寺补雕后的《金藏》与《至元录》并不相符,因此,不能说《金藏》依照《至元录》补雕以后成为《弘法藏》。如果我们今后发现一部藏经可与《至元录》相符,那么我们可以说元世祖时曾按照《至元录》刻了一部《弘法藏》;如果发现不了这样的藏经,那我们只能说《弘法藏》是《金藏》补雕后的别名,本身并非是一部独立的藏经。最近,新发现的资料表明,《金藏》版本输京后不是存放在弘法寺,而是存放在大昊天寺。这样,《弘法藏》是由《金藏》补雕而成这一大前提就站不住脚了。学术问题,说有容易说无难,上述各种观点到底哪种正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1884年,北京智化寺从如来殿佛塑像的腹腔中发现三卷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藏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版式与《赵城金藏》相同,但千字文编次却与之不符。发现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人们寻访已久的《弘法藏》。这部大藏约开雕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之后,完成于延祜三年(1316)之后,天历元年(1328)之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佛典的千字文编号与《至元录》也不相符。因此,如果说它们就是《弘法藏》的话,则前此关于《至元录》即为《弘法藏》目录的传统观点就应该予以修正。然而,如果真的修正这一传统观点,则《弘法藏》借以立名的依据也就不存在了。反之,如果坚持《弘法藏》是依据《至元录》刊刻的这一传统观点,那么智化寺发现的这三卷佛典就不是《弘法藏》,而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另一种藏经。至于《弘法藏》的有无,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5) 英宗铜版大藏经。据史料记载,元英宗曾经计划雕印铜版大藏经。他征选天下名僧六十人到大都校勘经典,编撰目录,以法祯、湛堂、西谷三僧总领其事。据有关资料记述,校勘、编目等前期准备工作均已完成,英宗赐金谰衣放湛堂等回山。但这部大藏经究竟是否实际刊刻?是否完成?均不清楚。英宗在位三年即被弑,故该铜版大藏经很可能并未实际付雕。即使已经付雕,恐怕也不会完成。
除了上述五种藏经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还在研究之中。如前述智化寺发现的三卷元代佛典问题。另外,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元刻《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卷下,该经扉画附有刻工姓名,谓“攸州谭清叟刀”。攸州,即今湖南省攸县。汉代置县,南朝梁改为攸水县,隋废,唐复置攸县,元为攸州,明复改为县。由此可知,该经乃元代所刻。该经的千字文编次作“松字号”。从种种情况看,该经可能是坊刻零本,但所据应是某一大藏经本,故附有千字文编次。然而,遍查已知诸藏之该经的千字文编次,没有一种藏经能够与此“松字号”相符,则该经所据的底本,是否又是一种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藏经呢?
总之,元代所刻大藏经较多,以前我们对它们所知有限。近些年来,新的资料不断出现,丰富了我们对元代大藏经的认识,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明朝近三百年中,佛教虽已趋向于衰落,但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展,所以被认为作功德对象的刻经事业盛而不衰。据现有资料,明代共刻过五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官版三部,私版二部。官版中以《洪武南藏》为最早,但刻成不久即被焚毁,传世印本极为罕见,故不大为人所知。一般所说的“明南藏”都是指《永乐南藏》。《永乐南藏》是官刻普及本,刻工比较粗糙,但流通量大,现传世印本也较多。《永乐北藏》则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刊刻的宫廷本,用于颁赐各名山大刹之用,刻工精良,装帧华美,较为名贵。私刻藏经中较为著名与常见的是《嘉兴藏》。《嘉兴藏》首开方册式装帧,进一步方便了佛典的流通,对后代佛典装帧形式影响颇大。《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网罗保存了大批藏外典籍,功勋卓著。近年来发现的《万历藏》是一部过去从未见于著录的私刻藏经,保存基本完好,甚可珍贵。除此而外,据有关资料,明代曾在淮西刻过一部私家藏经,但至今缺少实物佐证,故不能最后确定。
下面对明代的几部藏经略作介绍。
(1)《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明太祖敕令在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开雕于洪武五年(1372),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9)。共收经一千六百余部、七千余卷,分作六百七十八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永乐六年,僧人本性纵火烧毁蒋山寺,经版因之毁灭无存。传世印本极少,现仅四川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该藏系据《碛砂藏》覆刻,故亦属南方系。
(2)《永乐南藏》,明成祖敕令在南京刊雕的官版大藏经,明朝刊刻的第二部官版大藏经。开雕于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共收经一千六百一十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分作六百三十六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本藏基本上是《洪武南藏》的覆刻本,但编次有较大改动,收经典数量也少于《洪武南藏》。不过从流传渊源来讲,仍然属于南方系。万历年间,添刻了《永乐北藏》中的若干经典,与原印本一起流通。
(3) 《永乐北藏》,明成祖敕令在北京开雕的宫廷大藏经。开雕于永乐十九年(1421),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共收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作六百三十六函。后经续刻增补,全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二部、六千九百二十四卷、六百九十三函。本藏为折装本,但为了表示宫廷的气魄,加大了字体与版心,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五十五行,行十七字。字体工整美观,装帧典雅华贵。《永乐北藏》的主体部分系据《永乐南藏》改编的,所以它所承袭的仍是南方系的传统。
(4)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藏经。最初开雕于明万历七年(1579),但大规模进行刊刻,则是万历十七年(1589)以后的事。共分正、续两藏,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才最后完成。后曾递修,全部递修工作到清雍正元年(1723)才结束。全藏从开始刊刻到递修结束,共用了一百四十五年,故早期与后期的流通本规模不一。今故宫博物院藏本(因奉旨撤除及后代散佚,故略有缺失),正续两藏总计为二千一百三十七部、一万零八百一十四卷,分作三百四十五函。本藏为方册本,因刊刻时间较长,故版框、行款不尽相同。一般为四周双边,栏线外粗里细,白口,半页十行二十字。本藏兼收《南藏》、《北藏》诸经,并广收诸多论疏。从其主体渊源来讲,仍属南方系。
(5)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全藏共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九部、六千二百三十四卷,分作六百七十八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本藏系据《永乐南藏》覆雕,故亦属南方系。
清代佛教更趋衰落,私家刻经已成绝响。但清王朝还是刻了一部官藏——《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该藏开雕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全藏共收经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卷,分作七百二十四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为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五行,行十七字。内容也基本上是按照《永乐北藏》复刻的,但略有增减。所以也属南方系。这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比较稀珍。尤为可贵的是它的版片一直保存到今天,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的一部大藏经。
如上所述,我们现在掌握实物的古代木刻本大藏经,约有二十种左右。其中既有官版大藏,也有私家大藏。在私家大藏中,有的是某一佛教寺庙主持刊刻的;有的是某一佛教宗派主持刊刻的;有的是某些僧俗信徒合作发愿刊刻的;有的是某一家族为本族祈福刊刻的。形式不一,百花齐放。一部大藏,卷帙浩繁,据载,《开宝藏》的早期刻本,仅版片就有十三万块。其后大藏经的规模越来越大,刊刻工程自是不易。皇家刻经,靠的是国家的力量,自然较为方便。私家刻经,则实在非同小可。没有坚强的决心、持久的毅力、刻苦耐劳的献身精神,绝难完成。即使如此,往往还要经过前后好几代人的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努力,方能功德圆满。据说,女子崔法珍为了刊刻《赵城金藏》,自断手臂,四出乞化。感动了大批信徒纷纷捐资,附近百姓施骡、施布、施梨树(供刻版之用)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倾家破产而应募者。为了渺茫的来世以及虚妄的精神寄托,贡献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对于今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古人这种执着于理想的献身精神,还是令人赞叹、感佩。又如《嘉兴藏》,从开雕到最后完成,共计一百四十五年,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历时最长的。发起者紫柏大师后虽因事罹祸,寂于燕都,但其弟子继承遗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后继者以弘法为己任,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奋斗不已,哪怕国鼎革新、山陵夷变,仍然孜孜于佛藏的刊印,终于使这一大藏经刊刻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能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不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吗? 当然,有些私家藏经因受人力、财力的局限,往往刊刻得比较粗疏。有的藏经因前后时间拖得太长,因而版式、体例有不一致处。
唐以来,佛教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有见识的统治者大抵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因此,宋代版刻大藏经出现之后,每个朝代几乎都曾刊刻官版大藏经。这样,在我国文化史上,便出现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每一个朝代都要为上一朝修正史,每一个朝代都要编印本朝的佛教大藏经。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当然,皇家编撰大藏经,除了修积功德之外,还有以此制导佛教发展方向的意思。如北宋译场曾译出一批印度密教经典,因其不合汉地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未曾流通,就被烧毁。再如清朝皇帝则公然下令从《龙藏》乃至从《嘉兴藏》中撤出不合自己口味的经典,禁止流通。另一方面,据说明成祖妻、仁孝徐皇后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初一烧香阅经时,恍惚中似被观音导至灵鹫山,并蒙付嘱《第一希有大功德经》,醒后诵而录出。按照佛教的传统观点,这一类经典如同《出三藏记集》中江泌女子诵出经一样,都属于“伪妄乱真”的伪经。但因这次诵出者的身份不同,于是便由皇帝下令,把这部经收入大藏。凡此种种,反映出皇家官版大藏的主旨在于体现皇家的立场。
还有一点应予指出的是,在汉文大藏经的写本阶段,皇家官藏虽有官方出资,但具体负责造藏的一般均为僧人。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心情,当时造藏十分认真。一般均有三校,并有多人详阅。因此,它的抄写质量是比较高的,从而成为诸种佛藏中的上品。但到了汉文大藏经的刻印本阶段,官刻大藏一般是依照现有的手抄本大藏或者前代的版刻大藏复刻的。往往会出现不少问题。如蜀刻本《开宝藏》中的错讹就相当多。高丽守其曾撰《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以指谬。这些错讹后经咸平、天禧、熙宁年间多次修订,才逐渐校补纠正。有的官版大藏经虽然雕缕精美,装帧华贵,但为了保持一函十册之整齐外观,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任意删砍经文内容。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龙藏》。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原书十五卷,搜集了大批资料,是研究南北朝佛教的重要典籍。而《龙藏》则砍去其中后十四卷,仅收首卷一卷。凡此种种,均为我们利用这些藏经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木刻本大藏经因为刻印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主持人不同,所收典籍的数量及种类也各不相同。一般年代越后,收经越多,规模越大。但不少大藏都有一些本藏独有而为其他大藏所不收的若干珍稀典籍。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历代各种大藏经,校勘、汇总为一部权威的精校,标点汉文大藏经,必将能对保存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近代印刷本
近代以来,铅印、胶印、激光照排等新的印刷技术不断发展,佛教大藏经的刊印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五十年代,我国曾铅印过两部大藏经。一部是由上海频伽精舍主持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一部是由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主持的《普慧藏》。现简介如下:
《频伽藏》,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因该精舍由英籍犹太人哈同出资资助,故也称《哈同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二年(1913)。全藏共收经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线装为四百一十三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四十函。经文用四号铅字排印,每页四十行,折为两个半页,每半页十行,行四十五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印经名、页码等。该藏基本上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
《普慧藏》,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编印的私版大藏经。该会成立于1943年,原计划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并广事收集各藏遗佚。但后来只出了线装一百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
上述两部藏经都比较注意吸收国外佛藏的长处。其中《普慧藏》收入了以往各种藏经均未收入的诸多经典,尤其是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的南传《巴利三藏》的不少典籍,有着较大的资料价值。
近年来,为了赓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编印一部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的汉文部分拟分为两编:上编为正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广泛收集历代各正藏的特有稀珍典籍,校刊、影印;下编为续藏,包括中外续藏、古佚佛典及新编入藏。《中华大藏经》将成为收罗最为宏富的佛教大藏经,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一部翔实、可信、实用的基本资料书。目前,上编106册已经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
近年来,台湾也在从事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编集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
现在尚流传于世界、且自成体系的佛教大藏经主要有三种: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梵文佛典虽仍有留存,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梵文佛典被发现,但大抵均为单部残页。虽然它的研究价值不能低估,但毕竟已不足成为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出土不少残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经,但这些佛藏基本是从前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转译的。因此,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等三种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而言,汉文大藏经所收经籍的数量最多,其经籍所涉及的时代跨度最大,地区涵盖面最广,所包容的佛教派别也最多。因此,巴利语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研究价值,但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
近代以来,西方的佛教学者大抵沿着巴利语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这么一条路线来展开佛教研究,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对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与汉文佛典本身的价值相比很不相称。所以形成这么一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语言的障碍及对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不甚了解,大约也是重要因素。现在,有的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外都有学者在呼吁并从事汉文佛典的英译工作。可以预期,更多的人会越来越认识到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汉文佛典研究热迟早会在世界兴起。而汉文大藏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因此,加紧做好汉文佛典的收集、整理、校勘、标点、研究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使后来的使用者能得到一份完整、翔实、可靠、实用、科学的资料,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古代木刻本
这一时期从宋《开宝藏》起,到清《龙藏》止。
早在唐代,木刻本佛经便开始流传,但当时所刻均为小部零本及陀罗尼,尚未刻印整部大藏经。木刻佛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现存有确切年款的最早的木刻本佛经,即出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经卷首为释迦牟尼说法图,虽然人物众多,构图复杂,但中心突出,层次分明。画面线条流畅,生动传神。正文为端楷,健朴厚重,刀法稳浑。可以看出,这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品。据此推断,我国雕版印刷的历史,肯定要早于咸通九年。五代时,我国曾大规模地版印儒家经典——五经,故而,北宋刊刻大藏经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北宋摩利支菩萨图(陕西博物馆碑林藏)
北宋刻印《毗卢大藏经》残卷(陕西法门寺藏)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我国出现宋、辽、西夏、金等政权分立的局面。各国都曾雕印过大藏经。其中宋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辽有大字本《契丹藏》与小字本《契丹藏》;西夏既有西夏文大藏经,也有汉文大藏经;金有《赵城藏》。从而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雕印大藏经的高潮。
下面对这些大藏经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开宝藏》,这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是北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命高品内侍张从信到益州开雕的,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全藏共有十三万块版片。初刻时以唐智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但因依据益州的某写本藏经刻成,故编次及某些经的卷次开合与《开元录·入藏录》并不完全相符。后曾多次修订、增补,加入了《贞元录》人藏经典以及宋代新译经典,总计约为六千六百二十卷左右,分作六百五十三帙。卷轴装,每版正文二十三行,行十四字。该经书法端丽,刻工亦佳。刻成后,曾应请遍赐周遍诸国。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由东禅寺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南宋时曾重修补雕,全藏总数达一千四百四十部,六千一百八十卷,分作五百八十函。该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毗卢藏》,北宋福州开元寺私刻大藏经。由开元寺住持本明发起,开雕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其后也曾两次续雕,总计全藏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一百三十二卷,分作五百九十五函。该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六行,折为六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圆觉藏》,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该禅院乃宋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为王氏家族的菩提所功德坟院所创建的寺院,《圆觉藏》也由王氏家族独资雕印。该藏约开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全藏共收经一千四百三十五部,五千四百八十卷,分作五百四十八函。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资福藏》,宋代安吉州法宝资福寺私刻大藏经。该藏实际就是上述《圆觉藏》的增补本。因为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湖州吴兴改名为安吉州,思溪圆觉禅院升格为法宝资福寺,所以后人误以为是两部藏经。实际它与《圆觉藏》是同一付版片。全藏共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九部,五千九百四十卷,分作五百九十九函。比《圆觉藏》多刻了五十一函。版式与《圆觉藏》相同,也是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碛砂藏》,宋代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私刻大藏经。该藏约开雕于南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或绍定(1228—1233)年间,中途因为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三十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方才完成。传统仍把它算作宋藏。该藏收经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分作五百九十一函。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契丹藏》,辽代官刻大藏经。《契丹藏》分为大字本与小字本两种。大字本于1974年发现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系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二十四行,亦有二十七至二十八行不等者,行十七字。书写工整遒劲,行格疏朗。小字本于近年发现于河北丰润天宫寺塔,蝶装,四周双边,半叶十行二十字。版心有经名、卷数、帙数。帙简部轻,纸薄字密。该藏收经约六千多卷,分作五百七十九帙。北京房山县云居寺《房山石经》中的辽、金刻经,也属《契丹藏》。
《西夏刻汉文大藏经》,从现有资料看,西夏可能刻过汉文大藏经。但由于西夏资料大多亡佚,尚存者又分散在海内外,故西夏所刻的汉文大藏经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的资料看,西夏刻的汉文大藏经中有不少经典是从藏文、梵文直接翻译的,还有不少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典籍。
《赵城藏》,金代解州天宁寺私刻大藏经。因1933年发现于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故俗称《赵城藏》。该藏开雕于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全藏共收经一千五百七十部、六千九百八十卷、分作六百八十二帙。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二十三行,行十四字。
上述大藏经,既有官刻的,也有私刻的。在私刻藏经中,既有寺院僧人募刻,也有私人出面募刻,还有某家族发愿刊刻。从渊源体系上讲,上述藏经可分为三大系统:
(1) 中原系,以《开宝藏》为代表。《开宝藏》虽然以《开元录· 入藏录》为目录基础,但收经情况与智升原著之《开元录·入藏录》已有不同。例如智升原著《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大集经》为三十卷本,智升指出:“《大集经》亦有六十卷成者,……重重编载,误之甚矣。”而《开宝藏》所收的《大集经》却正是智升指斥的六十卷本。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刊刻《开宝藏》时所用的底本乃是流传于益州的某一写本藏经,这一写本藏经的编次并未完全遵照《开元录·入藏录》,而是略有变化。这样,《开宝藏》与《开元录·入藏录》自然不可能完全相符了。
《开宝藏》后传入朝鲜,成为《初刻高丽藏》的底本,并对《二刻高丽藏》有着巨大的影响。《赵城藏》的主体部分是依据《开宝藏》覆刻的。因此,《高丽藏》、《赵城藏》都属该中原系。
(2) 北方系,以《契丹藏》为代表。《契丹藏》的主体部分完全依据《开元录·入藏录》,千字文编号与《开元录·入藏录》一一相符,所收《大集经》自然也是三十卷本。
(3) 南方系,以《祟宁藏》、《毗卢藏》为代表。这两部藏经都刻于福州,其目录依据不是智升原著《开元录·入藏录》,而是后人改编的《开元释教录略出》。《开元释教录略出》是后人在《开元录· 入藏录》的基础上,根据本地藏经的情况,斟酌损益而成,与《开元录·入藏录》有着若干差别。以往人们往往忽略《开元释教录略出》与《开元录· 入藏录》的差别,把它们当作相同的目录,从而抹杀了南方系藏经的特点。现在可以肯定,《开元释教录略出》产生于南方,是南方系藏经的目录。《资福藏》、《碛砂藏》也都属于这一系统。
早期的刻本藏经都是根据当地流通的写本藏经刊刻的,各地的写本藏经由于种种原因,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种种差异,从而产生上述不同的传承系统。后代的刻本藏经,则大抵覆刻前代的刻本藏经,故而承袭上述三大系统的佛典而发展。
元代《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陕西法门寺藏)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支持佛教,促使藏经刊刻的繁荣,形成我国刻本藏经的第二个高潮。据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 刻藏缘起》称,元代共刻过十几种藏经。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现在可以确证的有《普宁藏》、《元官藏》、白莲教的《毗卢藏》,尚在探讨中的有《弘法藏》、《铜版藏》。另外,元代还曾补雕过《赵城藏》、《碛砂藏》及西夏文大藏经。在此仅将元代刊刻的藏经略作介绍:
元代《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陕西法门寺藏)
(1) 《普宁藏》,元代杭州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私刻大藏经。白云宗是当时的一个佛教宗派,比较活跃,曾一度被禁止活动。该藏开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全藏收经一千四百三十部、六千零四卷,分作五百五十八函。后经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补雕密教经典,扩展到一千五百九十四部、六千三百二十七卷、五百八十七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该藏的主体部分系据《圆觉藏》刊刻的,所以也属南方系。
(2) 《元官藏》,元朝晚期雕刻的官版藏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完成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据考证全藏至少收经六千五百余卷、有六百五十一函左右。本藏也是折装本,其气魄、规模是现知诸藏经中最大的一部。每版四十二行,折为七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
(3) 白莲教的《毗卢藏》,元代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万寿堂私刻大藏经。该后山报恩万寿堂属白莲教,故这部藏经是白莲教刊刻的。雕造的起讫年代不详,所存经本有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的题记,则刊刻时间应在该年之前后。因所存经本有限,故全藏规模不详。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很可能只刻了四大部,未能刻完全藏。该藏系据福州版大藏经(即《崇宁藏》、《毗卢藏》)重刊,故亦属南方系。
(4) 《弘法藏》,即弘法寺大藏经,相传是元代初期刊刻的官版藏经。这是一个学术界尚无定论的研究中的问题,在此略微多介绍一点。《弘法藏》的名称,最早见于《至元录》卷二及元至顺三年(1332)吴兴妙严寺刻《大般若经》卷一的题记。相传这部藏经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在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刊刻的。本世纪三十年代,蒋唯心考察了《赵城金藏》后发表《金藏雕印始末考》,认为《金藏》版片输京后贮于弘法寺,曾经补雕,从而形成《弘法藏》。也就是说,所谓《弘法藏》实际是《金藏》的元代递修本。蒋唯心的观点为学术界普遍赞同。此后部分学者认为,《金藏》补雕后改动较大,已卓然独立,形成一部新的藏经,亦即《弘法藏》。它的目录就是元世祖至元年间所编的《至元录》。但根据《至元录序》所称:“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召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等语,可见元世祖只补雕了《金藏》印本中损毁缺佚部分,刻版流通。所谓《至元录》只是当时编定的一部汉藏佛典对照录,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当时确实依照《至元录》刊刻了一部藏经。弘法寺补雕后的《金藏》与《至元录》并不相符,因此,不能说《金藏》依照《至元录》补雕以后成为《弘法藏》。如果我们今后发现一部藏经可与《至元录》相符,那么我们可以说元世祖时曾按照《至元录》刻了一部《弘法藏》;如果发现不了这样的藏经,那我们只能说《弘法藏》是《金藏》补雕后的别名,本身并非是一部独立的藏经。最近,新发现的资料表明,《金藏》版本输京后不是存放在弘法寺,而是存放在大昊天寺。这样,《弘法藏》是由《金藏》补雕而成这一大前提就站不住脚了。学术问题,说有容易说无难,上述各种观点到底哪种正确,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1884年,北京智化寺从如来殿佛塑像的腹腔中发现三卷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藏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版式与《赵城金藏》相同,但千字文编次却与之不符。发现者认为,它很可能就是人们寻访已久的《弘法藏》。这部大藏约开雕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之后,完成于延祜三年(1316)之后,天历元年(1328)之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佛典的千字文编号与《至元录》也不相符。因此,如果说它们就是《弘法藏》的话,则前此关于《至元录》即为《弘法藏》目录的传统观点就应该予以修正。然而,如果真的修正这一传统观点,则《弘法藏》借以立名的依据也就不存在了。反之,如果坚持《弘法藏》是依据《至元录》刊刻的这一传统观点,那么智化寺发现的这三卷佛典就不是《弘法藏》,而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的另一种藏经。至于《弘法藏》的有无,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5) 英宗铜版大藏经。据史料记载,元英宗曾经计划雕印铜版大藏经。他征选天下名僧六十人到大都校勘经典,编撰目录,以法祯、湛堂、西谷三僧总领其事。据有关资料记述,校勘、编目等前期准备工作均已完成,英宗赐金谰衣放湛堂等回山。但这部大藏经究竟是否实际刊刻?是否完成?均不清楚。英宗在位三年即被弑,故该铜版大藏经很可能并未实际付雕。即使已经付雕,恐怕也不会完成。
除了上述五种藏经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还在研究之中。如前述智化寺发现的三卷元代佛典问题。另外,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元刻《佛说大随求大明王陀罗尼经》卷下,该经扉画附有刻工姓名,谓“攸州谭清叟刀”。攸州,即今湖南省攸县。汉代置县,南朝梁改为攸水县,隋废,唐复置攸县,元为攸州,明复改为县。由此可知,该经乃元代所刻。该经的千字文编次作“松字号”。从种种情况看,该经可能是坊刻零本,但所据应是某一大藏经本,故附有千字文编次。然而,遍查已知诸藏之该经的千字文编次,没有一种藏经能够与此“松字号”相符,则该经所据的底本,是否又是一种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藏经呢?
总之,元代所刻大藏经较多,以前我们对它们所知有限。近些年来,新的资料不断出现,丰富了我们对元代大藏经的认识,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明朝近三百年中,佛教虽已趋向于衰落,但由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发展,所以被认为作功德对象的刻经事业盛而不衰。据现有资料,明代共刻过五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官版三部,私版二部。官版中以《洪武南藏》为最早,但刻成不久即被焚毁,传世印本极为罕见,故不大为人所知。一般所说的“明南藏”都是指《永乐南藏》。《永乐南藏》是官刻普及本,刻工比较粗糙,但流通量大,现传世印本也较多。《永乐北藏》则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刊刻的宫廷本,用于颁赐各名山大刹之用,刻工精良,装帧华美,较为名贵。私刻藏经中较为著名与常见的是《嘉兴藏》。《嘉兴藏》首开方册式装帧,进一步方便了佛典的流通,对后代佛典装帧形式影响颇大。《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网罗保存了大批藏外典籍,功勋卓著。近年来发现的《万历藏》是一部过去从未见于著录的私刻藏经,保存基本完好,甚可珍贵。除此而外,据有关资料,明代曾在淮西刻过一部私家藏经,但至今缺少实物佐证,故不能最后确定。
下面对明代的几部藏经略作介绍。
(1)《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明太祖敕令在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开雕于洪武五年(1372),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9)。共收经一千六百余部、七千余卷,分作六百七十八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永乐六年,僧人本性纵火烧毁蒋山寺,经版因之毁灭无存。传世印本极少,现仅四川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该藏系据《碛砂藏》覆刻,故亦属南方系。
明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塔刻石(在苏州司经庙)
(2)《永乐南藏》,明成祖敕令在南京刊雕的官版大藏经,明朝刊刻的第二部官版大藏经。开雕于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共收经一千六百一十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分作六百三十六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本藏基本上是《洪武南藏》的覆刻本,但编次有较大改动,收经典数量也少于《洪武南藏》。不过从流传渊源来讲,仍然属于南方系。万历年间,添刻了《永乐北藏》中的若干经典,与原印本一起流通。
(3) 《永乐北藏》,明成祖敕令在北京开雕的宫廷大藏经。开雕于永乐十九年(1421),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共收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分作六百三十六函。后经续刻增补,全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二部、六千九百二十四卷、六百九十三函。本藏为折装本,但为了表示宫廷的气魄,加大了字体与版心,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五十五行,行十七字。字体工整美观,装帧典雅华贵。《永乐北藏》的主体部分系据《永乐南藏》改编的,所以它所承袭的仍是南方系的传统。
(4)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藏经。最初开雕于明万历七年(1579),但大规模进行刊刻,则是万历十七年(1589)以后的事。共分正、续两藏,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才最后完成。后曾递修,全部递修工作到清雍正元年(1723)才结束。全藏从开始刊刻到递修结束,共用了一百四十五年,故早期与后期的流通本规模不一。今故宫博物院藏本(因奉旨撤除及后代散佚,故略有缺失),正续两藏总计为二千一百三十七部、一万零八百一十四卷,分作三百四十五函。本藏为方册本,因刊刻时间较长,故版框、行款不尽相同。一般为四周双边,栏线外粗里细,白口,半页十行二十字。本藏兼收《南藏》、《北藏》诸经,并广收诸多论疏。从其主体渊源来讲,仍属南方系。
(5) 《万历藏》,明末清初刊刻的私版大藏经。约开雕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全藏共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九部、六千二百三十四卷,分作六百七十八函。本藏为折装本,每版三十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本藏系据《永乐南藏》覆雕,故亦属南方系。
清代佛教更趋衰落,私家刻经已成绝响。但清王朝还是刻了一部官藏——《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该藏开雕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全藏共收经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卷,分作七百二十四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为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个半页,每半页五行,行十七字。内容也基本上是按照《永乐北藏》复刻的,但略有增减。所以也属南方系。这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比较稀珍。尤为可贵的是它的版片一直保存到今天,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的一部大藏经。
如上所述,我们现在掌握实物的古代木刻本大藏经,约有二十种左右。其中既有官版大藏,也有私家大藏。在私家大藏中,有的是某一佛教寺庙主持刊刻的;有的是某一佛教宗派主持刊刻的;有的是某些僧俗信徒合作发愿刊刻的;有的是某一家族为本族祈福刊刻的。形式不一,百花齐放。一部大藏,卷帙浩繁,据载,《开宝藏》的早期刻本,仅版片就有十三万块。其后大藏经的规模越来越大,刊刻工程自是不易。皇家刻经,靠的是国家的力量,自然较为方便。私家刻经,则实在非同小可。没有坚强的决心、持久的毅力、刻苦耐劳的献身精神,绝难完成。即使如此,往往还要经过前后好几代人的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努力,方能功德圆满。据说,女子崔法珍为了刊刻《赵城金藏》,自断手臂,四出乞化。感动了大批信徒纷纷捐资,附近百姓施骡、施布、施梨树(供刻版之用)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倾家破产而应募者。为了渺茫的来世以及虚妄的精神寄托,贡献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对于今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古人这种执着于理想的献身精神,还是令人赞叹、感佩。又如《嘉兴藏》,从开雕到最后完成,共计一百四十五年,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历时最长的。发起者紫柏大师后虽因事罹祸,寂于燕都,但其弟子继承遗志,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后继者以弘法为己任,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奋斗不已,哪怕国鼎革新、山陵夷变,仍然孜孜于佛藏的刊印,终于使这一大藏经刊刻完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能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不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吗? 当然,有些私家藏经因受人力、财力的局限,往往刊刻得比较粗疏。有的藏经因前后时间拖得太长,因而版式、体例有不一致处。
唐以来,佛教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有见识的统治者大抵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因此,宋代版刻大藏经出现之后,每个朝代几乎都曾刊刻官版大藏经。这样,在我国文化史上,便出现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每一个朝代都要为上一朝修正史,每一个朝代都要编印本朝的佛教大藏经。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当然,皇家编撰大藏经,除了修积功德之外,还有以此制导佛教发展方向的意思。如北宋译场曾译出一批印度密教经典,因其不合汉地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未曾流通,就被烧毁。再如清朝皇帝则公然下令从《龙藏》乃至从《嘉兴藏》中撤出不合自己口味的经典,禁止流通。另一方面,据说明成祖妻、仁孝徐皇后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正月初一烧香阅经时,恍惚中似被观音导至灵鹫山,并蒙付嘱《第一希有大功德经》,醒后诵而录出。按照佛教的传统观点,这一类经典如同《出三藏记集》中江泌女子诵出经一样,都属于“伪妄乱真”的伪经。但因这次诵出者的身份不同,于是便由皇帝下令,把这部经收入大藏。凡此种种,反映出皇家官版大藏的主旨在于体现皇家的立场。
还有一点应予指出的是,在汉文大藏经的写本阶段,皇家官藏虽有官方出资,但具体负责造藏的一般均为僧人。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心情,当时造藏十分认真。一般均有三校,并有多人详阅。因此,它的抄写质量是比较高的,从而成为诸种佛藏中的上品。但到了汉文大藏经的刻印本阶段,官刻大藏一般是依照现有的手抄本大藏或者前代的版刻大藏复刻的。往往会出现不少问题。如蜀刻本《开宝藏》中的错讹就相当多。高丽守其曾撰《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以指谬。这些错讹后经咸平、天禧、熙宁年间多次修订,才逐渐校补纠正。有的官版大藏经虽然雕缕精美,装帧华贵,但为了保持一函十册之整齐外观,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任意删砍经文内容。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龙藏》。如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原书十五卷,搜集了大批资料,是研究南北朝佛教的重要典籍。而《龙藏》则砍去其中后十四卷,仅收首卷一卷。凡此种种,均为我们利用这些藏经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木刻本大藏经因为刻印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主持人不同,所收典籍的数量及种类也各不相同。一般年代越后,收经越多,规模越大。但不少大藏都有一些本藏独有而为其他大藏所不收的若干珍稀典籍。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历代各种大藏经,校勘、汇总为一部权威的精校,标点汉文大藏经,必将能对保存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巨大的作用。
近代印刷本
近代以来,铅印、胶印、激光照排等新的印刷技术不断发展,佛教大藏经的刊印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五十年代,我国曾铅印过两部大藏经。一部是由上海频伽精舍主持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一部是由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主持的《普慧藏》。现简介如下:
《频伽藏》,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因该精舍由英籍犹太人哈同出资资助,故也称《哈同大藏经》。它出版于清宣统元年(1909)至民国二年(1913)。全藏共收经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线装为四百一十三册,另附目录一册。分装成四十函。经文用四号铅字排印,每页四十行,折为两个半页,每半页十行,行四十五字。有书口及边框,无行线。书口印经名、页码等。该藏基本上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排印,内容略有变动。
1937年朱子桥手书石印经卷(陕西法门寺藏)
《普慧藏》,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编印的私版大藏经。该会成立于1943年,原计划网罗南传、北传所有经典,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订正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并广事收集各藏遗佚。但后来只出了线装一百册,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
上述两部藏经都比较注意吸收国外佛藏的长处。其中《普慧藏》收入了以往各种藏经均未收入的诸多经典,尤其是从日译《南传大藏经》转译的南传《巴利三藏》的不少典籍,有着较大的资料价值。
近年来,为了赓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正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编印一部新的佛教大藏经——《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的汉文部分拟分为两编:上编为正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广泛收集历代各正藏的特有稀珍典籍,校刊、影印;下编为续藏,包括中外续藏、古佚佛典及新编入藏。《中华大藏经》将成为收罗最为宏富的佛教大藏经,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一部翔实、可信、实用的基本资料书。目前,上编106册已经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也正在进行。
近年来,台湾也在从事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编集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
现在尚流传于世界、且自成体系的佛教大藏经主要有三种: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梵文佛典虽仍有留存,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梵文佛典被发现,但大抵均为单部残页。虽然它的研究价值不能低估,但毕竟已不足成为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出土不少残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经,但这些佛藏基本是从前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转译的。因此,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等三种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而言,汉文大藏经所收经籍的数量最多,其经籍所涉及的时代跨度最大,地区涵盖面最广,所包容的佛教派别也最多。因此,巴利语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研究价值,但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
近代以来,西方的佛教学者大抵沿着巴利语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这么一条路线来展开佛教研究,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对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与汉文佛典本身的价值相比很不相称。所以形成这么一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语言的障碍及对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不甚了解,大约也是重要因素。现在,有的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外都有学者在呼吁并从事汉文佛典的英译工作。可以预期,更多的人会越来越认识到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汉文佛典研究热迟早会在世界兴起。而汉文大藏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因此,加紧做好汉文佛典的收集、整理、校勘、标点、研究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使后来的使用者能得到一份完整、翔实、可靠、实用、科学的资料,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