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富有崇尚自然的传统,名山成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天台山可谓有山皆奇,无水不秀,无比秀丽的山川自古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讲道或隐居,在这里留下无数优美的诗、画和文章。特别是道教、佛教传入,大量的寺庙、道观建成,宗教文化和名山蔚为一体,使这里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一座文化名山。
        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故有“佛窟仙源”美称。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宗旨,这里成为他们理想的修炼之地。道教传入天台山的时间,也在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时著名的道家葛玄曾在桐柏山炼丹。传说华顶有葛玄茶圃,桐柏有葛玄丹灶。其后道教在天台山缓慢发展,直至明万历后,呈衰退趋势。天台山道人中最为著名的有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等人。
        葛洪(284—364),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天台赤城、桐柏炼丹。著《抱朴子》,其思想基本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道教的理论有一定的发展。还著有《金匮药方》及《神仙传》等。
        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任齐朝左卫殿中将军,梁代隐居句曲山,后遍游名山。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住天台山炼丹。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著作有《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还整理《神农本草经》,著《本草经集注》。他为天台山道教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二十一岁入道,后隐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主张“收心去欲”。同唐皇朝关系密切,曾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召入宫,备受礼遇。睿宗还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有藏经殿。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上清天宫地府图经》、《服气精义论》、《天隐子》、《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这些著作及整理的其他经文皆置藏经殿中,“桐柏道藏”初步形成。
        道教在天台上最主要的道场要数桐柏观了。桐柏观在卧龙、玉女、紫霄等九峰回环中,道家称“金庭洞天”。吴赤乌元年,葛玄炼丹于此,建法轮院。唐睿宗于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在此复置观,名桐柏观,规模宏大,为天台第一道观,道家东南祖庭。此地环境清幽,历代碑刻、吟咏甚多。唐代诗人孟浩然至此不愿离去,他在《宿桐柏观》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回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
        天台山除宗教文化蔚然发展外,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在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三至台州,从释、道二教汲取营养,丰富了理学内容。同时朱熹在此地广收弟子,使台州理学勃兴,车若水、方孝儒等著名学者辈出。另外,许多儒士以同释、道交游为时尚,而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出身于儒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天台山的诗僧寒山子就是一位较典型的人物。他生活在唐代,其诗内容丰富,而且包含禅机。一些诗飘逸优美、超凡脱俗,而一些诗则能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故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流传至今。他的诗“一例书岩石”,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集之成卷,名《寒山子诗集》,共收诗三百余首。
        释、道、儒长期并存互相融溶,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唐宋之际,“三教”相互影响加深,其代表人物都先后表示出宽容的态度。宋孝宗曾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宋初天台宗十七祖知礼提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明确表示出向儒学的靠拢。释道二教也相互吸收,日趋融合。《佛祖统纪》中记载:“天台张平叔,少得混元之道……道成,著《悟真篇》传于世,尝遍参禅门,大有省发。”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道士参禅的风气。其实早在唐代,司马承祯已引佛入道,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被称为“佛道双修”学说。三教融合还基于共同的认识,即都重内在的修养——“修心”。另外“三教”的互补性也是它们长期共存的重要条件。“儒”作为经世之学,注重调节人与人的关系,“道”重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则重在调节人与“天”的关系。人们同时需要“三教”,而三教也因此长期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