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原叫“梅岑山”,因梅福于此隐修而得名。梅福字子真,西汉寿春人。少时于长安求学,明《尚书》、《春秋·谷梁传》等。后来回乡述职,复补南昌尉,不久弃官家居。汉成帝、哀帝之世(前32—前1),曾数次上书言事。迨王莽专政,于是携妻儿而赴九江入仙道,后又曾在会稽改名换姓为吴市门卒。其隐居普陀山当在此后。继梅福之后,又有葛洪,据传也曾在此寄隐。晋成帝咸和(326— 334)初,洪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闻交趾出丹砂,乃求为句漏令。述职时路经广州,为刺史邓岳挽留,又不听,而止于罗浮山炼丹,丹成尸解。遗著数百卷,其中的《抱朴子》分内外篇,叙述黄白之事。又有《神仙传》、《集异传》及诗赋杂文等。《普陀洛伽新志》载其寄隐事,但不知其依据及寄隐时间。从传说看,普陀山在汉、晋时实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与佛教尚无关系。
        普陀山与佛教结缘,并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观音信仰道场,那是唐、宋间的事情了。佛经记载,观世音是一位大慈大悲、法力不可思议的菩萨,于过去无数量劫中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他具有大悲愿力,为使众生获得安乐,故又重新现作菩萨,充当阿弥陀佛的胁侍之一,赞佐其教化众生,“于怖畏之时能施无畏”,“苦恼众生只要一心称念菩萨之名”,该菩萨即闻声而来救助,使其去难解厄。许多佛经中都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记载,诸如《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观音三昧经》、《大悲心总持经》、《悲华经》、《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等。随着诸如此类经典的译成汉文,有关观世音的崇拜和信仰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据文献记载,在北方首先崇拜和信仰观世音的人是北凉国王沮渠蒙逊。《法华传记》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花经》中的“普门品”曾单独别行于河西一带,原因是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在此弘法的中印僧人昙摩罗忏即说,“观世音此土有缘”,乃命念诵,病苦即除,因此别传一品流传部外,是为《观音经》。在南方,至萧梁时观音信仰也已形成,史载梁武帝曾修观音忏法,超度死后为巨蟒的后妃。可见,观世音崇拜和信仰早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便已在中国流行起来,但这时的信仰尚无专门的道场。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观世音信仰也有了新的发展。至晚唐,普陀山历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据传,大中年间(847—859),有梵僧至普陀山潮音洞前焚十指,得见观音大士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有关普陀山佛教的最早传说。
        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一作唐大中十二年,858)日本僧人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菩萨像,拟带回国供养,道经四明出海放洋。舟过普陀山,搁礁不能动,锷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祷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说完,舟即浮动,慧锷于是以观音像安置于洞侧张氏家,张氏最后舍宅为建观音院,俗称“不肯去观音院”。鄞人闻此,迎像还郡城置开元寺供养。未几,有无名僧以嘉木至开元寺仿此像而刻之,弥月而新像成,僧亦不知去向。后来,此新像被供奉于原不肯去观音院。古往今来,僧俗皆以日僧慧锷建观音院为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的肇始。不言而喻,不肯去观音院即此一道场的第一所寺院。

浙江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

浙江普陀山大悲观音菩萨法相

        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奉诏使三韩(今朝鲜),途遇风涛,舟搁浅。据说这时有金色光现满月相,珠缨粲然,自普陀山潮音洞升起,舟复安然行驶。事毕归国,奏此瑞应于朝廷,宋神宗于是赐寺额曰“宝陀”。宝陀应是“普陀”、“补陀”的谐音。补陀洛伽山又称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是佛经中所说的观音菩萨居住、说法处。位于印度南面的海上,或说山在“东洋”,善财童子曾“于东洋紫竹林参观世音”。宋神宗所赐“宝陀”寺额无疑是采自补陀洛伽山的传说。后来,宝陀又演变成“普陀”,梅岑山之名终于被“普陀山”所取代。自此之后,海东诸国如朝鲜、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等数百国的雄商巨舶往往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便望山归命,而终于获安。于是,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灵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的专门道场也便如此这般地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道场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僧俗有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僧俗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普陀山观音道场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的形成,是和唐、宋海上交通的发达、国际贸易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