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云南佛寺多风采
云南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目前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云南特殊的人文地理也反映到佛教文化上来:北临中原,为大乘佛教地区;西依西藏,是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流传地;而往南,则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传播的地区。不同类型佛教思想的影响,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及独特的地方历史,构成了多姿多彩、风味各异的云南佛寺建筑。
大乘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最早传入云南的佛教是大乘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内地,随之渐有寺院的建设。云南和内地早有交通往来,但由于地处僻远,所以闻法在后。传说中云南最早的佛寺为大理的感通寺,第一座佛塔是苍山之麓的宏圣寺塔。但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证明之,因而也就成姑妄之说了。大约在南诏时期(824—859),中原佛法开始在云南地区流传。这一时期相当于唐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四帝时代。在此之前,南朝萧梁、隋代文帝、唐代高宗、武后、代宗等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普建佛寺塔庙,无疑也影响到云南地区。
留存至今的唐代佛教寺院就是大理市城西北的崇圣寺。崇圣寺三塔耸立在苍山洱海之间,与山光水色溶为一体。主塔名千寻塔,方型、密檐式建筑,高69.13米。中国汉地佛教的佛塔层数绝大部分是奇数,其中以七层和十三层居多,而此塔却是偶数,为十六层。建筑风格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建造的长安荐福寺小雁塔完全一致,在秀丽玲珑中又不失恢宏壮观。千寻塔为南诏时期云南佛寺遗迹的代表,另外两座塔建于五代时期(907—960)。在云南,类似千寻塔的还有好几座,如宏圣寺塔,也是平面方型十六层的密檐式塔,高约40米,塔身轮廓也是层层收拢,呈抛物线型,优美流畅;大理佛图寺蛇骨塔,平面方型密檐式砖塔,高约30米。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记载:“洱海有妖蛇名‘薄劫’,塞河尾峡口,兴大水淹域。王出示:能灭者,赏尽官库,子孙免差役。有段赤域愿灭蛇,缚刀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塔镇之,以蛇骨灰塔,名曰‘灵塔’。”昆明常乐寺塔和慧光寺塔,均创建于南诏时,寺院早已倾圮,唯双塔独存,东西对峙。常乐寺塔高40.57米,慧光寺塔高31米,两塔也都是平面方型的密檐式砖塔。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寺院建筑大都已倾圮不存,存留至今的也是经过历代重建或修葺。昆明市东北隅的圆通寺,创建于南诏,名补陀罗寺,据说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后重建,始称今名。明清时又屡加修葺,成今天的规模。寺由圆通胜境坊、八角亭、圆通宝殿、水榭曲廊等组成。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是昆明市的一处游览胜地。
南诏时期佛寺比较集中在鸡足山,鸡足山位于宾川县西北约40公里,因山势的走向前伸三支脉,后伸一支脉,故名鸡足。全山以天柱峰为最高,海拔3240米。古时天竺也有一鸡足山,相传为佛的弟子迦叶入灭处,《毗奈耶杂事》卷四十载:“旧云鸡足,由尊者在中,后人唤为尊足,又岭有佛迹。然鸡足、尊足,梵音相滥也。”“尊者”即指迦叶。云南的鸡足山也附会此说,称为迦叶尊者的道场。南诏时全山寺宇众多,大小百余座。以后从大理国到明清,全山寺院香火不断,梵音不绝于耳。清朝晚期还有大士阁、兴云寺、龙华寺、石钟寺、大觉寺、寂光寺、弥勒院、锦襕寺、金顶寺、难陀寺、极乐庵、钵庵、悉檀寺等。其中锦襕寺塑有迦叶尊者像,传言为阿难尊者所造,灵异非常。这些寺现已大多不存。
云南还有一些早期石窟寺,如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石钟寺石窟群。石钟寺共有八处洞窟,其中第一窟和第二窟是南诏王的造像,极为珍贵。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中央朝廷赐南诏王异牟寻一枚“贞元册南诏印”金印。第一窟雕造的就是异牟寻的形象,身著圆领宽袖偏襟长袍,高踞窟中平座上,两旁刻有侍者多人。第二窟是南诏的第五世王阁罗凤的造像,旁边有王弟、阁陂大和尚等。第三窟到第七窟以佛教内容为主,有释迦、阿难、迦叶、文殊、普贤、天王等塑像,也有老翁、童子以及动物等。第八窟最为特殊,窟分上下两层,上层雕一个仰莲座,座上原有的雕刻饰物已损毁,后来有人在损毁的部位雕了一类似女性阴部的椎状物,当地的白族人称此为“阿盎白”,常有人前来膜拜以求子嗣。
在大理国时代(938—1254),举国崇奉三宝,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图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可见当时佛教传播之广,佛寺之盛。只是历史上多战乱,佛寺也屡遭劫难,不复当年之盛况了。这个时代留存至今比较完好的是曹溪寺。
曹溪寺,位于安宁县西北5公里葱山脚下,相传为南禅门下僧人所建。但无法确证。从史料及建筑看,该寺应是创建于大理国,现存建筑有大雄宝殿、后殿、庑廊、钟鼓楼等。这些建筑都是砖木结构,与内地的佛寺并无差异,虽年深日久,但雕梁画栋,色彩绚丽。寺内耸立着古老而苍劲的梅树和优昙花,此花原产于印度,传说中为当年传道高僧手植。寺中最为称奇的景致是“天涵宝月”和“月映佛脐”。在大雄宝殿的正中上挂有“天涵宝月”横匾处,上有一圆形小窗孔,每隔六十年,即一个甲子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月朗风清,月光正好从这个小圆窗射照在殿中佛面之上,给佛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晕。随着明月缓缓上升,月光也渐渐由面部移至大佛肚脐。其构想之奇特,设计之精绝,令人赞叹再三。在明清两代的史籍、碑文记载中该寺尚有“圣泉”一眼,上覆“泉亭”,今日已不存,但是在曹溪寺南面有一泉,称为“小珍珠泉”,水极清澈,甘美怡人,且时有气泡从石隙中涌出,状如一串串透明的珍珠,大约是与当年的“圣泉”出于一脉。
另外,寺中还保存着明代谪贬到云南的状元杨升庵撰写的《重修曹溪寺记》与《宝华阁记》石碑以及历代修缮的碑记,都是了解该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据《重修曹溪寺记》:“此宇在昔盛时,楼殿撑天、梵呗拂地,福田连阡,岁入千钟,香积食指,无虑近万。”如此看来,曹溪寺曾是一座建制庞大、僧侣众多、田产丰饶、经济发达的寺院,与当时内地的名山大寺并无二致。
元时,由于统治者崇奉佛教,云南的佛寺又有新的发展,留存至今的寺院和遗迹都比较多,仅昆明城区就有五华寺、地藏寺、圆通寺、观音寺、万庆寺、安国寺等等。西山上更有许多寺庙,如现存的佛严寺,寺随山形,高低起伏,红墙碧瓦,花木扶疏。华亭寺,原址是大理国鄯阐侯高智升的别墅,元延祐七年(1320)重建为寺,明末清初毁于兵火,旋即又重修。1923年虚云和尚募资修葺,使古刹焕然一新,并改名云栖禅寺。寺内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禅堂等。寺内还塑有五百罗汉,做工精细,形神兼备。昆明号称“春城”,一年四季,繁花似锦。寺内也不例外,到处琪花瑞草,尤以牡丹、山茶、杜鹃最为著名。其他的元代所建名刹还有武定县狮子山上的正续寺,该寺建于元至大七年(1311),以后屡有修建。现全寺有殿堂楼阁百余间,塑像九十余尊。在这些塑像中有一尊比较特殊,是一位身披袈裟的皇帝和尚。相传在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攻破京城后惠帝并没有自焚而死,而是从地道中逃走了。一路避难入滇,看破了红尘,在这座正续寺里出家做了和尚。所以寺中他的像周围,还塑有侍臣和太监的像。有好事的文人题有一联云:“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筇竹寺也创建于元代,是内地佛教禅宗一脉流入云南后建的第一座禅刹。现在的建筑都属于清代末期,还留下一组非常精美的泥塑,这就是与北京香山碧云寺、杭州灵隐寺、武汉归元寺等齐名的筇竹寺五百罗汉。这五百罗汉是四川人黎广修和他的徒弟们费时七年方才完成的。据说为了塑造这些罗汉,每逢集日,黎广修率众徒弟们去市场上观察不同人物的举止动作和言谈笑貌,借以捕捉艺术加工的灵感。所以塑像虽然是佛家的圣人,但神情眉眼间又都显露出俗人众生相,倒也可亲可爱。
元代的佛塔当以陆良县大觉寺的千佛塔最为奇特,在全国也属少见。这座塔不高,仅有17.79米,是平面六角形的砖石结构。奇特之处在塔的七层四十二个面,全用砖砌成许许多多的小佛龛,每个龛内镶有释迦牟尼像的模印砖,计有一千六百一十三个佛龛,及相同的佛像模印砖,所以也称“千佛塔”。
明清时代创建的佛寺为数也不少,著名的如昆明东郊的昙华寺。寺址原为明光禄大夫施巨桥的别墅,其后人将这块地方改建为佛寺,因寺内有一棵优昙树而得名。民国初,寺内住持和尚为映空法师。法师出身贫寒,但好学博闻,超凡不俗,和朱德同志结下林下之交。现寺内有“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一方,青石镌成,镶于寺内韦驮殿的壁上。碑文共331字,保存完好。碑文前序后诗,直抒胸臆,感情真切:
“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余素喜林泉,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觏。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像。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
其他明清以来的佛寺还有:昆明鸣凤山铜瓦寺,通海县普光寺、涌金寺,腾冲县鳌峰寺,丽江县大宝积宫,永胜县观音阁,建水县燕子洞,姚安县兴宝寺等等,均为一方名刹,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藏传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云南处于内地大乘佛教和西藏藏传佛教、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三个佛教文化圈的交叉地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种不同类型的寺院文化都在云南有所发展,但藏传佛教的寺院遗迹相对较少。不过,追溯历史,仍可以发现它也有过比较辉煌的时代。
大姚县城西文笔峰顶竖立着一座佛塔,塔下原有的寺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这座空心砖塔不高,仅18米,基座是八角形的须弥座,高约两米多;其上是高约5米的八角形光面柱体,柱体直径约4米;柱上突出十二层砖砌密檐,上托塔的主体部分——一个几乎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塔身,远望如拇指翘楚,造型极为奇特,这在国内佛塔建筑中仅此一例。这座塔的历史不详,较早的文献资料均无记载。有一种推测认为是唐代所制。清道光年《大姚县志》说:“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但同书又说:“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尉迟敬德来此监造佛塔一说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可能的话,塔的形制也应和大唐的风格相近。关于“吐蕃所造”一说依据的是南诏历史,南诏曾有段时间叛唐投吐蕃,和吐蕃联兵攻击唐军。这种关系必然加速两地不同类型的佛教文化交流,因而产生不同风格的佛塔也是可能的。可惜寺院早毁,一难窥其全豹,二难圆其说。
元代藏传佛教大盛,密宗流行,同时传入云南。至明代,黑帽一系和丽江的纳西族木土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木土司信奉噶玛噶举教派,隐匿过从藏区因反抗黄教而逃亡的却英多吉。1727年,噶玛噶举派的司徒活佛系统在德格修造八蚌寺,从此作为根据地向外发展,逐步建立了七八十座属寺。云南丽江就有八蚌寺的属寺。此外,藏文大藏经中的理塘板也是在云南中甸刻制的。
在现存的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佛教建筑中,有丽江县玉峰寺和昆明妙湛寺。妙湛寺建于元代,明天顺年间重修,重修时建金刚塔。塔的形制一如北京的真觉寺塔和西山碧云寺塔,是典型的金刚宝座式佛塔。座高4.8米,主塔高11.2米,主塔周围四角各立一藏式瓶型小塔,高4.14米。这样五塔耸立,有主有次,以象征密教金刚界的五部主佛。在须弥座上刻有五佛的座骑狮、象、马、孔雀和迦楼罗(即金翅鸟王),还刻有威猛勇武的力士。雕工极为精细,是云南古代石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云南佛塔中唯一的一座金刚宝座塔。另如丽江县福国寺的法云阁,创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收藏明熹宗所赐的一部藏经。清朝时毁于战乱,光绪八年(1882),喇嘛僧又重新修建。这座楼阁是三重檐多角攒尖顶式木结构建筑,高17米,第一、二、三层分别有八、十二、四个飞檐角,从四角望去,恰像五只凤凰,故又名“五凤楼”。楼体结构巧妙,线条流畅,内绘有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色彩绚丽。显然,这座楼阁是融合了汉、藏、纳西等不同佛教文化的建筑风格,而别具一格,独创特色。
上座部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云南佛寺的另一大类型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寺院。这就是现在人们常看到傣族等地区的小乘佛教寺庙。上座部佛教约在七世纪时即由毗邻的缅甸传入,当时这个地区文化不发达,没有通行的文字,佛法思想只在民间口头相传,“三宝”不全,没有建立佛寺塔庙。十三世纪时,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以巴利文字母为基础的傣文,随之刻板印经。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王的金莲公主下嫁宣慰使刀应勐,像当年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嫁给西藏的松赞干布一样,随使团而来的有大批的僧人和佛像经典。不久,首先在景洪地区兴建了一批佛寺塔庙,流传渐广。到现在上座部佛寺主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思茅、临沧以及德宏、保山等地区。信教群众主要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
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藏传佛教有些类似,与内地的大乘佛教的寺院却绝不相同,这是由其不同的功能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在这些地区,佛教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包括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经济、价值标准以及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具体到文字、教育、建筑、艺术、法律、音乐等等,无不和佛寺密切相关。佛寺的宗教活动场所仅仅体现它的功能的一个侧面,传统的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寺院里融合发展,实际上佛寺成为这些地区民族文化的摇篮。特别是在古代,政教合一,全民信教,全族信教,佛寺更是神圣不可侵犯。根据上座部佛教的戒律规定,僧人不能掌管世俗的钱财,但却掌握着文化教育和解释法律的权利。佛寺就是学校,僧侣就是老师,经书就是课本。这是内地佛寺所无法比拟的。
寺院的数量与分布不等,如傣族村寨,村村有佛寺,在荒凉偏僻之地,寺院相对就少。在有佛寺的村寨里,佛寺是最为显著的建筑,最大最靓,但规模一般要小,建造制度也不是很严格。根据其用途,佛寺内一般分为供奉佛尊的大殿、僧众居住学习的地方和贮藏经书的地方等三部分。上座部佛教也分为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各自的佛寺,但其功能与对社会的影响则大同小异。
上座部佛教是从泰、缅传入云南的,其制度与习惯也一并传入。在过去,傣族等地的男子一生中必须有一段时间到寺院生活,否则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一般在孩童时期被送入寺院,寺院长老为其授戒,赐予法名。初入寺院被称做“帕”,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字。掌握一定的文字知识和佛学知识后,可升为“都”,约相当于汉地佛寺的“比丘”。然后依次上去为“祜巴”、“沙密”、“僧伽罗阇”等,地位也随之提高。大部分人在学完“帕”的课程后就还俗回家,终身出家在寺院的只是极少数。有了这段在寺院学习生活的经历,就会被认为是有教养有学问的人,而受尊敬。寺院生活的经历越长、级别越高,社会地位就越高。如前所述,在这些地区佛寺就是学校,而且是惟一的学校。佛教本身是世俗社会的产物,寺院更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纯粹的哲学性经典之外,所学的主要内容是一些普通知识和文化,如语言文学、诗歌艺术以及历史、天文、数学、医药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以佛教内容作为载体来认识和理解的。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形制多受泰、缅寺院风格的影响,也有的是不同风格的结合。如潞西县风平的大佛殿,重檐歇山,完全是内地殿堂的风格,但大殿旁的两座佛塔——熊金塔和曼殊曼塔则风格各异。塔下有复杂的“亚”字型基座,塔身上细下粗,主塔周围有小塔和怪兽环绕,雕饰丰富多变,与缅甸佛塔风格近似。
著名的曼飞龙塔和曼勐町塔也是如此。曼飞龙塔位于景洪县,建于傣历五百六十五年(1204),砖石结构,由中央的一座大塔和周围的八座小塔组成。据说该塔由印度僧人设计,主塔高16.29米,小塔高9.1米。基座下八个方位有八个佛龛,内供奉有佛像。塔身为覆钵式半圆体,塔刹由莲花座托出的相轮、宝瓶组成,塔体形状尖细修长,直刺蓝天。塔体和基座的外表饰以各种浮雕、彩绘,整个塔群华丽典雅,充满异域文化情调。曼勐町塔位于盈江县,创建于民国年间,由中央的主塔和周围四十四座小塔组成。主塔约高20米,周围的小塔基座不在一个平面上,分为五层,每层各有数座小塔环绕,逐层缩小,突出中央大塔。塔群通体作白色,而塔刹则饰以金箔,远望如雨后破土而出的一簇竹笋,造型别致,优雅美观。
现存的寺院建筑中数景真寺的八角亭最为珍贵。景真寺位于勐海县的景真山上,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寺院,建于傣历一○六三年(1701),八角亭只是该寺的附属建筑之一。寺院的主体建筑毁于“文化大革命”,仅存八角亭。据上座部佛教的传说,八角亭的样式是仿照佛祖释迦牟尼的帽子,远看还真有些相像。亭高15.42米,宽8.6米,由亭身、重檐、刹顶三部分组成。亭身平面呈折角“亚”字形,四面开门,上托木构圆形房檐,檐上则为十一层八组的重檐,每组重檐大小各半,互相错开,层层收缩攒尖,中央出刹顶。整座建筑玲珑巧妙,构思新颖,是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大乘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最早传入云南的佛教是大乘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内地,随之渐有寺院的建设。云南和内地早有交通往来,但由于地处僻远,所以闻法在后。传说中云南最早的佛寺为大理的感通寺,第一座佛塔是苍山之麓的宏圣寺塔。但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证明之,因而也就成姑妄之说了。大约在南诏时期(824—859),中原佛法开始在云南地区流传。这一时期相当于唐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四帝时代。在此之前,南朝萧梁、隋代文帝、唐代高宗、武后、代宗等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普建佛寺塔庙,无疑也影响到云南地区。
留存至今的唐代佛教寺院就是大理市城西北的崇圣寺。崇圣寺三塔耸立在苍山洱海之间,与山光水色溶为一体。主塔名千寻塔,方型、密檐式建筑,高69.13米。中国汉地佛教的佛塔层数绝大部分是奇数,其中以七层和十三层居多,而此塔却是偶数,为十六层。建筑风格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建造的长安荐福寺小雁塔完全一致,在秀丽玲珑中又不失恢宏壮观。千寻塔为南诏时期云南佛寺遗迹的代表,另外两座塔建于五代时期(907—960)。在云南,类似千寻塔的还有好几座,如宏圣寺塔,也是平面方型十六层的密檐式塔,高约40米,塔身轮廓也是层层收拢,呈抛物线型,优美流畅;大理佛图寺蛇骨塔,平面方型密檐式砖塔,高约30米。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记载:“洱海有妖蛇名‘薄劫’,塞河尾峡口,兴大水淹域。王出示:能灭者,赏尽官库,子孙免差役。有段赤域愿灭蛇,缚刀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塔镇之,以蛇骨灰塔,名曰‘灵塔’。”昆明常乐寺塔和慧光寺塔,均创建于南诏时,寺院早已倾圮,唯双塔独存,东西对峙。常乐寺塔高40.57米,慧光寺塔高31米,两塔也都是平面方型的密檐式砖塔。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寺院建筑大都已倾圮不存,存留至今的也是经过历代重建或修葺。昆明市东北隅的圆通寺,创建于南诏,名补陀罗寺,据说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后重建,始称今名。明清时又屡加修葺,成今天的规模。寺由圆通胜境坊、八角亭、圆通宝殿、水榭曲廊等组成。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是昆明市的一处游览胜地。
云南大理三塔
南诏时期佛寺比较集中在鸡足山,鸡足山位于宾川县西北约40公里,因山势的走向前伸三支脉,后伸一支脉,故名鸡足。全山以天柱峰为最高,海拔3240米。古时天竺也有一鸡足山,相传为佛的弟子迦叶入灭处,《毗奈耶杂事》卷四十载:“旧云鸡足,由尊者在中,后人唤为尊足,又岭有佛迹。然鸡足、尊足,梵音相滥也。”“尊者”即指迦叶。云南的鸡足山也附会此说,称为迦叶尊者的道场。南诏时全山寺宇众多,大小百余座。以后从大理国到明清,全山寺院香火不断,梵音不绝于耳。清朝晚期还有大士阁、兴云寺、龙华寺、石钟寺、大觉寺、寂光寺、弥勒院、锦襕寺、金顶寺、难陀寺、极乐庵、钵庵、悉檀寺等。其中锦襕寺塑有迦叶尊者像,传言为阿难尊者所造,灵异非常。这些寺现已大多不存。
云南还有一些早期石窟寺,如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石钟寺石窟群。石钟寺共有八处洞窟,其中第一窟和第二窟是南诏王的造像,极为珍贵。唐德宗贞元十年(794)中央朝廷赐南诏王异牟寻一枚“贞元册南诏印”金印。第一窟雕造的就是异牟寻的形象,身著圆领宽袖偏襟长袍,高踞窟中平座上,两旁刻有侍者多人。第二窟是南诏的第五世王阁罗凤的造像,旁边有王弟、阁陂大和尚等。第三窟到第七窟以佛教内容为主,有释迦、阿难、迦叶、文殊、普贤、天王等塑像,也有老翁、童子以及动物等。第八窟最为特殊,窟分上下两层,上层雕一个仰莲座,座上原有的雕刻饰物已损毁,后来有人在损毁的部位雕了一类似女性阴部的椎状物,当地的白族人称此为“阿盎白”,常有人前来膜拜以求子嗣。
在大理国时代(938—1254),举国崇奉三宝,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图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可见当时佛教传播之广,佛寺之盛。只是历史上多战乱,佛寺也屡遭劫难,不复当年之盛况了。这个时代留存至今比较完好的是曹溪寺。
曹溪寺,位于安宁县西北5公里葱山脚下,相传为南禅门下僧人所建。但无法确证。从史料及建筑看,该寺应是创建于大理国,现存建筑有大雄宝殿、后殿、庑廊、钟鼓楼等。这些建筑都是砖木结构,与内地的佛寺并无差异,虽年深日久,但雕梁画栋,色彩绚丽。寺内耸立着古老而苍劲的梅树和优昙花,此花原产于印度,传说中为当年传道高僧手植。寺中最为称奇的景致是“天涵宝月”和“月映佛脐”。在大雄宝殿的正中上挂有“天涵宝月”横匾处,上有一圆形小窗孔,每隔六十年,即一个甲子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月朗风清,月光正好从这个小圆窗射照在殿中佛面之上,给佛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晕。随着明月缓缓上升,月光也渐渐由面部移至大佛肚脐。其构想之奇特,设计之精绝,令人赞叹再三。在明清两代的史籍、碑文记载中该寺尚有“圣泉”一眼,上覆“泉亭”,今日已不存,但是在曹溪寺南面有一泉,称为“小珍珠泉”,水极清澈,甘美怡人,且时有气泡从石隙中涌出,状如一串串透明的珍珠,大约是与当年的“圣泉”出于一脉。
另外,寺中还保存着明代谪贬到云南的状元杨升庵撰写的《重修曹溪寺记》与《宝华阁记》石碑以及历代修缮的碑记,都是了解该寺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据《重修曹溪寺记》:“此宇在昔盛时,楼殿撑天、梵呗拂地,福田连阡,岁入千钟,香积食指,无虑近万。”如此看来,曹溪寺曾是一座建制庞大、僧侣众多、田产丰饶、经济发达的寺院,与当时内地的名山大寺并无二致。
元时,由于统治者崇奉佛教,云南的佛寺又有新的发展,留存至今的寺院和遗迹都比较多,仅昆明城区就有五华寺、地藏寺、圆通寺、观音寺、万庆寺、安国寺等等。西山上更有许多寺庙,如现存的佛严寺,寺随山形,高低起伏,红墙碧瓦,花木扶疏。华亭寺,原址是大理国鄯阐侯高智升的别墅,元延祐七年(1320)重建为寺,明末清初毁于兵火,旋即又重修。1923年虚云和尚募资修葺,使古刹焕然一新,并改名云栖禅寺。寺内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禅堂等。寺内还塑有五百罗汉,做工精细,形神兼备。昆明号称“春城”,一年四季,繁花似锦。寺内也不例外,到处琪花瑞草,尤以牡丹、山茶、杜鹃最为著名。其他的元代所建名刹还有武定县狮子山上的正续寺,该寺建于元至大七年(1311),以后屡有修建。现全寺有殿堂楼阁百余间,塑像九十余尊。在这些塑像中有一尊比较特殊,是一位身披袈裟的皇帝和尚。相传在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攻破京城后惠帝并没有自焚而死,而是从地道中逃走了。一路避难入滇,看破了红尘,在这座正续寺里出家做了和尚。所以寺中他的像周围,还塑有侍臣和太监的像。有好事的文人题有一联云:“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筇竹寺也创建于元代,是内地佛教禅宗一脉流入云南后建的第一座禅刹。现在的建筑都属于清代末期,还留下一组非常精美的泥塑,这就是与北京香山碧云寺、杭州灵隐寺、武汉归元寺等齐名的筇竹寺五百罗汉。这五百罗汉是四川人黎广修和他的徒弟们费时七年方才完成的。据说为了塑造这些罗汉,每逢集日,黎广修率众徒弟们去市场上观察不同人物的举止动作和言谈笑貌,借以捕捉艺术加工的灵感。所以塑像虽然是佛家的圣人,但神情眉眼间又都显露出俗人众生相,倒也可亲可爱。
元代的佛塔当以陆良县大觉寺的千佛塔最为奇特,在全国也属少见。这座塔不高,仅有17.79米,是平面六角形的砖石结构。奇特之处在塔的七层四十二个面,全用砖砌成许许多多的小佛龛,每个龛内镶有释迦牟尼像的模印砖,计有一千六百一十三个佛龛,及相同的佛像模印砖,所以也称“千佛塔”。
明清时代创建的佛寺为数也不少,著名的如昆明东郊的昙华寺。寺址原为明光禄大夫施巨桥的别墅,其后人将这块地方改建为佛寺,因寺内有一棵优昙树而得名。民国初,寺内住持和尚为映空法师。法师出身贫寒,但好学博闻,超凡不俗,和朱德同志结下林下之交。现寺内有“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一方,青石镌成,镶于寺内韦驮殿的壁上。碑文共331字,保存完好。碑文前序后诗,直抒胸臆,感情真切:
“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余素喜林泉,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觏。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像。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
其他明清以来的佛寺还有:昆明鸣凤山铜瓦寺,通海县普光寺、涌金寺,腾冲县鳌峰寺,丽江县大宝积宫,永胜县观音阁,建水县燕子洞,姚安县兴宝寺等等,均为一方名刹,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藏传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云南处于内地大乘佛教和西藏藏传佛教、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三个佛教文化圈的交叉地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种不同类型的寺院文化都在云南有所发展,但藏传佛教的寺院遗迹相对较少。不过,追溯历史,仍可以发现它也有过比较辉煌的时代。
大姚县城西文笔峰顶竖立着一座佛塔,塔下原有的寺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这座空心砖塔不高,仅18米,基座是八角形的须弥座,高约两米多;其上是高约5米的八角形光面柱体,柱体直径约4米;柱上突出十二层砖砌密檐,上托塔的主体部分——一个几乎上大下小的椭圆形塔身,远望如拇指翘楚,造型极为奇特,这在国内佛塔建筑中仅此一例。这座塔的历史不详,较早的文献资料均无记载。有一种推测认为是唐代所制。清道光年《大姚县志》说:“塔砖有字曰‘唐尉迟敬德监造’,与昆明东、西寺塔砖字同。”但同书又说:“唐天宝年间吐蕃所造。”尉迟敬德来此监造佛塔一说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可能的话,塔的形制也应和大唐的风格相近。关于“吐蕃所造”一说依据的是南诏历史,南诏曾有段时间叛唐投吐蕃,和吐蕃联兵攻击唐军。这种关系必然加速两地不同类型的佛教文化交流,因而产生不同风格的佛塔也是可能的。可惜寺院早毁,一难窥其全豹,二难圆其说。
云南大姚白塔
元代藏传佛教大盛,密宗流行,同时传入云南。至明代,黑帽一系和丽江的纳西族木土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木土司信奉噶玛噶举教派,隐匿过从藏区因反抗黄教而逃亡的却英多吉。1727年,噶玛噶举派的司徒活佛系统在德格修造八蚌寺,从此作为根据地向外发展,逐步建立了七八十座属寺。云南丽江就有八蚌寺的属寺。此外,藏文大藏经中的理塘板也是在云南中甸刻制的。
在现存的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佛教建筑中,有丽江县玉峰寺和昆明妙湛寺。妙湛寺建于元代,明天顺年间重修,重修时建金刚塔。塔的形制一如北京的真觉寺塔和西山碧云寺塔,是典型的金刚宝座式佛塔。座高4.8米,主塔高11.2米,主塔周围四角各立一藏式瓶型小塔,高4.14米。这样五塔耸立,有主有次,以象征密教金刚界的五部主佛。在须弥座上刻有五佛的座骑狮、象、马、孔雀和迦楼罗(即金翅鸟王),还刻有威猛勇武的力士。雕工极为精细,是云南古代石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云南佛塔中唯一的一座金刚宝座塔。另如丽江县福国寺的法云阁,创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收藏明熹宗所赐的一部藏经。清朝时毁于战乱,光绪八年(1882),喇嘛僧又重新修建。这座楼阁是三重檐多角攒尖顶式木结构建筑,高17米,第一、二、三层分别有八、十二、四个飞檐角,从四角望去,恰像五只凤凰,故又名“五凤楼”。楼体结构巧妙,线条流畅,内绘有太极图、飞天神王、龙凤呈祥等图案,色彩绚丽。显然,这座楼阁是融合了汉、藏、纳西等不同佛教文化的建筑风格,而别具一格,独创特色。
上座部佛教的寺院及其遗迹
云南佛寺的另一大类型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寺院。这就是现在人们常看到傣族等地区的小乘佛教寺庙。上座部佛教约在七世纪时即由毗邻的缅甸传入,当时这个地区文化不发达,没有通行的文字,佛法思想只在民间口头相传,“三宝”不全,没有建立佛寺塔庙。十三世纪时,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以巴利文字母为基础的傣文,随之刻板印经。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王的金莲公主下嫁宣慰使刀应勐,像当年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嫁给西藏的松赞干布一样,随使团而来的有大批的僧人和佛像经典。不久,首先在景洪地区兴建了一批佛寺塔庙,流传渐广。到现在上座部佛寺主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思茅、临沧以及德宏、保山等地区。信教群众主要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
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藏传佛教有些类似,与内地的大乘佛教的寺院却绝不相同,这是由其不同的功能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在这些地区,佛教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包括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经济、价值标准以及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具体到文字、教育、建筑、艺术、法律、音乐等等,无不和佛寺密切相关。佛寺的宗教活动场所仅仅体现它的功能的一个侧面,传统的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寺院里融合发展,实际上佛寺成为这些地区民族文化的摇篮。特别是在古代,政教合一,全民信教,全族信教,佛寺更是神圣不可侵犯。根据上座部佛教的戒律规定,僧人不能掌管世俗的钱财,但却掌握着文化教育和解释法律的权利。佛寺就是学校,僧侣就是老师,经书就是课本。这是内地佛寺所无法比拟的。
寺院的数量与分布不等,如傣族村寨,村村有佛寺,在荒凉偏僻之地,寺院相对就少。在有佛寺的村寨里,佛寺是最为显著的建筑,最大最靓,但规模一般要小,建造制度也不是很严格。根据其用途,佛寺内一般分为供奉佛尊的大殿、僧众居住学习的地方和贮藏经书的地方等三部分。上座部佛教也分为许多派别,这些派别都有各自的佛寺,但其功能与对社会的影响则大同小异。
上座部佛教是从泰、缅传入云南的,其制度与习惯也一并传入。在过去,傣族等地的男子一生中必须有一段时间到寺院生活,否则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一般在孩童时期被送入寺院,寺院长老为其授戒,赐予法名。初入寺院被称做“帕”,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字。掌握一定的文字知识和佛学知识后,可升为“都”,约相当于汉地佛寺的“比丘”。然后依次上去为“祜巴”、“沙密”、“僧伽罗阇”等,地位也随之提高。大部分人在学完“帕”的课程后就还俗回家,终身出家在寺院的只是极少数。有了这段在寺院学习生活的经历,就会被认为是有教养有学问的人,而受尊敬。寺院生活的经历越长、级别越高,社会地位就越高。如前所述,在这些地区佛寺就是学校,而且是惟一的学校。佛教本身是世俗社会的产物,寺院更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纯粹的哲学性经典之外,所学的主要内容是一些普通知识和文化,如语言文学、诗歌艺术以及历史、天文、数学、医药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以佛教内容作为载体来认识和理解的。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形制多受泰、缅寺院风格的影响,也有的是不同风格的结合。如潞西县风平的大佛殿,重檐歇山,完全是内地殿堂的风格,但大殿旁的两座佛塔——熊金塔和曼殊曼塔则风格各异。塔下有复杂的“亚”字型基座,塔身上细下粗,主塔周围有小塔和怪兽环绕,雕饰丰富多变,与缅甸佛塔风格近似。
著名的曼飞龙塔和曼勐町塔也是如此。曼飞龙塔位于景洪县,建于傣历五百六十五年(1204),砖石结构,由中央的一座大塔和周围的八座小塔组成。据说该塔由印度僧人设计,主塔高16.29米,小塔高9.1米。基座下八个方位有八个佛龛,内供奉有佛像。塔身为覆钵式半圆体,塔刹由莲花座托出的相轮、宝瓶组成,塔体形状尖细修长,直刺蓝天。塔体和基座的外表饰以各种浮雕、彩绘,整个塔群华丽典雅,充满异域文化情调。曼勐町塔位于盈江县,创建于民国年间,由中央的主塔和周围四十四座小塔组成。主塔约高20米,周围的小塔基座不在一个平面上,分为五层,每层各有数座小塔环绕,逐层缩小,突出中央大塔。塔群通体作白色,而塔刹则饰以金箔,远望如雨后破土而出的一簇竹笋,造型别致,优雅美观。
云南西双版纳曼飞龙塔
现存的寺院建筑中数景真寺的八角亭最为珍贵。景真寺位于勐海县的景真山上,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寺院,建于傣历一○六三年(1701),八角亭只是该寺的附属建筑之一。寺院的主体建筑毁于“文化大革命”,仅存八角亭。据上座部佛教的传说,八角亭的样式是仿照佛祖释迦牟尼的帽子,远看还真有些相像。亭高15.42米,宽8.6米,由亭身、重檐、刹顶三部分组成。亭身平面呈折角“亚”字形,四面开门,上托木构圆形房檐,檐上则为十一层八组的重檐,每组重檐大小各半,互相错开,层层收缩攒尖,中央出刹顶。整座建筑玲珑巧妙,构思新颖,是云南上座部佛教寺院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