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茶道
我国是世界茶叶之乡,我国的劳动人民,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并种植制作茶叶的民族。相传,神农氏尝百草就发现了苦荼(即茶)。史书也有“炎帝崩于茶乡”的记载。如果说神农尝百味而知茶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不足为凭的话,那么汉宣帝时的王褒的《僮约》赋,则最早给我们留下了饮茶的记载。赋中讲到“烹茶尽具”和“武都买茶”的事。由此可见,汉朝时茶叶不仅已是一种饮料,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我国的饮茶历史最短也有两千多年了。
我国的茶史虽然悠久,但是得到普及,却是从唐代开始的。饮茶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与佛教还有一段因缘。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格。”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景德传灯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禅师对话:“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五家参详要路门》中也记载了一桩公案:沩山问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摇撼茶树。禅师们用寻常事物说明深奥的佛理,是禅宗的一大特色。我们从这些佛教典籍中可以看出,饮茶确实很早就在僧团中普及了。
饮茶不仅作为帮助僧侣们增进修养、在坐禅时起到驱睡、醒神的作用,而且渐渐和禅理、禅味结合起来。不仅仅是僧侣寻常用的饮料,同时也是佛前、祖前的供品。不仅仅是僧侣、僧俗来往所必不可少的礼遇,同时也是禅僧、诗人的咏物。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不少著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叫作“茶百戏”。据传,僧徒福全擅长这种游戏,能使汤纹组合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使之成为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茶事之盛况。另从元代德辉禅师的《敕修百丈清规》看,至少从元代开始风行一种“茶味禅味,味味一味”的禅茶僧侣生活。新住持入寺时,要请西堂头首饮茶,专使、新命都受请。有亡僧者,在办丧事时,也有用茶为礼者,用茶奠哀者。在寺里如果方丈、堂司、库司、西序、侍者等有移职者,或有其它比较重要的事时,要设茶饮。四节(结夏、解夏、冬至、年朝)时候,方丈、库司、前堂还要特为首座、大众和后堂大众设茶饮。在点茶、饮茶时,还有许多繁锁的佛教礼仪。可以说,饮茶与僧侣的宗教生活,已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日本留学中国的僧侣把饮茶之风也带回日本。据日本注释《茶经》(是唐人陆羽于780年写成的我国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的《茶经详说》讲,天平元年(729),圣武天皇在宫中召僧侣百人读《般若经》,第二天赠茶以示慰劳。后来,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也用茶犒劳僧侣。这时的茶全靠从中国携入,十分珍贵。
西明寺永忠来中国留学学成之后,回日本时带去了茶种,植于比睿山麓的坂本,终获成功。永忠禅师的成功,在日本的茶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不但从中国带回了茶种,而且也带回了制茶的手艺。他还曾亲手为嵯峨天皇煮茶进献,为茶在日本的推广作出贡献。和永忠禅师同一时期入唐的最澄、空海大师,也为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遗憾的是当时饮茶风习仅限于宫廷、僧侣(上层)和士大夫中间,还没有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中。
1168年是日本茶史上的中兴年。建仁寺僧荣西禅师第一次入宋(南宋)归来,将带回的茶种先种在肥前的背振山上,后来又将茶种赠给栂尾(宇治)的高辨大师,广为培植。1191年7月,荣西第二次入宋回国,在长崎县平户岛的“富春园”播撒茶种,并在第二年,写成了日本最早的茶书——《吃茶养生记》,把书献给了镰仓幕府,自此,吃茶的习惯便在日本开始普遍传播。
荣西还传播了茶道,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他的茶道思想被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继承和发扬。后来到了十六世纪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又把这种书院式茶道平民化了,提出“吃一碗茶”之说,创立了草庵茶道,从而使这一文化普及到城乡平民百姓中间。
千利休的茶道包含着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茶道所使用的陶瓷器、竹工艺品、漆工艺品、诗词挂轴、水墨画、茶室建筑、庭园建筑等,既是很高的艺术品,同时又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珍贵文物。茶道所追求的根本精神,用千利休的话说是“和、敬、清、寂”四个字。
“和”是人和的“和”,和平的“和”。“一碗茶中的友爱”,“一碗茶中的和平”。“敬”是相敬如宾。它意味着对长者的尊敬,也包含着敬爱朋友和晚辈之情。“清”是洁净和幽静之意,它不但指环境清洁、雅静,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心平气静。心不散乱,不起烦恼。这也是佛教徒修行所要掌握的“功法”,略同于佛教中所讲的“定”。茶道美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寂”,这个“寂”是“闲寂”、“幽雅”之意,是“知己去欲,凝神沉思”之后,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略同于佛教所讲的“慧”。所以,茶道精神,实际就是佛教精神、禅的精神的发扬。
我国的茶史虽然悠久,但是得到普及,却是从唐代开始的。饮茶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生活习惯,与佛教还有一段因缘。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格。”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景德传灯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禅师对话:“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五家参详要路门》中也记载了一桩公案:沩山问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摇撼茶树。禅师们用寻常事物说明深奥的佛理,是禅宗的一大特色。我们从这些佛教典籍中可以看出,饮茶确实很早就在僧团中普及了。
饮茶不仅作为帮助僧侣们增进修养、在坐禅时起到驱睡、醒神的作用,而且渐渐和禅理、禅味结合起来。不仅仅是僧侣寻常用的饮料,同时也是佛前、祖前的供品。不仅仅是僧侣、僧俗来往所必不可少的礼遇,同时也是禅僧、诗人的咏物。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不少著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中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叫作“茶百戏”。据传,僧徒福全擅长这种游戏,能使汤纹组合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使之成为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茶事之盛况。另从元代德辉禅师的《敕修百丈清规》看,至少从元代开始风行一种“茶味禅味,味味一味”的禅茶僧侣生活。新住持入寺时,要请西堂头首饮茶,专使、新命都受请。有亡僧者,在办丧事时,也有用茶为礼者,用茶奠哀者。在寺里如果方丈、堂司、库司、西序、侍者等有移职者,或有其它比较重要的事时,要设茶饮。四节(结夏、解夏、冬至、年朝)时候,方丈、库司、前堂还要特为首座、大众和后堂大众设茶饮。在点茶、饮茶时,还有许多繁锁的佛教礼仪。可以说,饮茶与僧侣的宗教生活,已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日本留学中国的僧侣把饮茶之风也带回日本。据日本注释《茶经》(是唐人陆羽于780年写成的我国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的《茶经详说》讲,天平元年(729),圣武天皇在宫中召僧侣百人读《般若经》,第二天赠茶以示慰劳。后来,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也用茶犒劳僧侣。这时的茶全靠从中国携入,十分珍贵。
西明寺永忠来中国留学学成之后,回日本时带去了茶种,植于比睿山麓的坂本,终获成功。永忠禅师的成功,在日本的茶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不但从中国带回了茶种,而且也带回了制茶的手艺。他还曾亲手为嵯峨天皇煮茶进献,为茶在日本的推广作出贡献。和永忠禅师同一时期入唐的最澄、空海大师,也为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遗憾的是当时饮茶风习仅限于宫廷、僧侣(上层)和士大夫中间,还没有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中。
1168年是日本茶史上的中兴年。建仁寺僧荣西禅师第一次入宋(南宋)归来,将带回的茶种先种在肥前的背振山上,后来又将茶种赠给栂尾(宇治)的高辨大师,广为培植。1191年7月,荣西第二次入宋回国,在长崎县平户岛的“富春园”播撒茶种,并在第二年,写成了日本最早的茶书——《吃茶养生记》,把书献给了镰仓幕府,自此,吃茶的习惯便在日本开始普遍传播。
荣西还传播了茶道,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他的茶道思想被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等人继承和发扬。后来到了十六世纪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又把这种书院式茶道平民化了,提出“吃一碗茶”之说,创立了草庵茶道,从而使这一文化普及到城乡平民百姓中间。
千利休的茶道包含着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茶道所使用的陶瓷器、竹工艺品、漆工艺品、诗词挂轴、水墨画、茶室建筑、庭园建筑等,既是很高的艺术品,同时又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珍贵文物。茶道所追求的根本精神,用千利休的话说是“和、敬、清、寂”四个字。
“和”是人和的“和”,和平的“和”。“一碗茶中的友爱”,“一碗茶中的和平”。“敬”是相敬如宾。它意味着对长者的尊敬,也包含着敬爱朋友和晚辈之情。“清”是洁净和幽静之意,它不但指环境清洁、雅静,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心平气静。心不散乱,不起烦恼。这也是佛教徒修行所要掌握的“功法”,略同于佛教中所讲的“定”。茶道美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寂”,这个“寂”是“闲寂”、“幽雅”之意,是“知己去欲,凝神沉思”之后,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略同于佛教所讲的“慧”。所以,茶道精神,实际就是佛教精神、禅的精神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