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佛图澄之后,利用王权大力弘扬佛教的就是他的学生、佛教高僧道安。
        道安出生在一个世代宗儒的家庭,由于父母双亡,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天资聪颖,一夜就能背诵近万字的佛经。后来他游学到后赵的首都邺,见到佛图澄,并深得其赏识。因其貌不扬,有人很轻视他。佛图澄则说:“此人的远见卓识,决非你们这些人可比。”此后,道安以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东晋永和四年(348)佛图澄圆寂,第二年石虎死,后赵又重新陷入诸侯割据、拥兵残杀的混乱局面。道安为避战乱而逃到濩泽(今山西阳城)等地,几年后再度返邺时,道安已是数百人僧团的领袖。随后几年的天灾人祸,使道安及其门徒处境十分艰辛,时常以草木充饥。面对天灾旱蝗、寇贼纵横的局面,他们处于聚则难立、散则不可的两难之境。最后,他们决定寄居东晋辖内的襄阳。
        当道安一行跋涉到新野(今河南西南)时,他对门徒们说:“如今遭遇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于是,他命竺法汰到扬州,认为那里“多君子,好尚风流”。命法和入蜀,认为那里“山水可以修闲”。他自己则率领弟子慧远四百余人直达襄阳。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既是对佛教传播以来,特别是其师佛图澄的传教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道安奉行的基本策略。广而言之,此话勾勒出佛教与政治、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微妙关系。
        道安到达襄阳后,同不少名流、显要交往。四方学者竞相前往拜道安为师,一些达官贵人也讨好于他。朱序镇守襄阳时,与道安交情颇深。朱常说:“安法师是道学之津梁。”道安先住襄阳白马寺,因寺狭僧众,便另建檀溪寺。当地富豪鼎力相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铸铜佛像一丈有六。
        道安与襄阳当地名士习凿齿的交往尤其密切。习凿齿,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少有志气,博识洽闻,以文笔著称。曾任荆州刺史温辟的顾问,参与机要。后因与桓温不合而罢归襄阳。他以“锋辩天逸”而“笼罩当时”。道安到达襄阳后,久慕其名的习凿齿前往造访。就坐以后,习凿齿自报姓名道:“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道:“弥天释道安。”当时传为佳话。不久,习凿齿向当时政治显贵谢安推荐了道安。
        道安既不靠幻术惑众,又不以权势压人,全靠道德学问来律己教人,并以此赢得他人的敬重。东晋孝武帝信奉佛教,在宫殿内建精舍让沙门居住。当他听说道安的道德学问后,遣使问候,以示殷勤之意,并下诏说:“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德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这样,道安享受类同王公的特遇。
        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8)春,苻丕率兵攻襄阳,道安被镇守襄阳的南中郎将朱序软禁,不得擅离。道安只好把门徒分散到各地。第二年,苻丕攻陷襄阳,俘获朱序,将朱序、道安、习凿齿一同送到长安。苻坚久闻道安大名,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联躬。”道安到长安后,苻坚十分高兴,赏赐颇多。后来,他对仆射权翼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权翼问道:“谁人?”苻坚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高僧传》卷五)因为习凿齿个子较矮,所以苻坚戏称习为半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苻坚对道安的敬重。
        道安在长安成了前秦的最高佛教领袖。他除了译经,建立僧团等宗教活动外,这位身披袈裟的高僧,又是苻坚的高级军政顾问。
        苻坚统一北方后,企图举兵南下,统一中国。东晋太元七年(382),苻坚召集群臣商讨此事,反对者为数不少,素为苻坚信重的苻融也不赞成,认为此举会劳而无功、兵败而返。可苻坚一意孤行,定要南征。此时,一些大臣找到道安,请他向苻坚进谏。道安本来倾向于东晋,对这一请求,他也乐意从命。不久后的一天,苻坚游东苑,下令要道安同车游览。在车上苻坚谈及南下灭晋之事,道安乘机劝谏说:“陛下顺应天命,一统中原。居中原则可制四维,何烦陛下再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呢?而且区区东南,乃贤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之恶地,哪值得上劳神驾,下困百姓呢?如果文政德治足以让边远之国归顺,即可不动一兵而一统天下了。”道安这里的劝谏之词,提倡的是王政德治。力主出世的高僧在这里透出了深切的现实关怀,颇有儒家情怀。不过,苻坚并未采纳道安的建议,率兵九十万南征,但淝水一战,惨败而归,此后前秦一蹶不振。
        道安以其高僧大德的形象赢得了士人与权贵的尊敬。苻坚在谈到邀道安同车出游时说:“安公道冥至境,德为至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能与同游,非安公与车之荣,此乃朕之显也。”从苻坚的话中,不难看出前秦统治者对高僧的倚重和对佛教的重视。再结合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看,国主与佛法有时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仅佛法的流布有赖于当权者的支持,而当权者的统治也有赖于佛教的流行或佛僧的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