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佛法东流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它与中国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特别是与儒家文化的矛盾碰撞逐渐加剧,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沙门应不应该礼敬帝王。
        佛教认为,世俗生活是苦海之源。出家修道之人,自应摆脱伦常礼教的约束,对任何在家之人,包括生身父母与一国之君,一概不应称名跪拜,只合掌致敬。有时还可以接受在家父母的礼拜。佛教的这一主张势必与倡导忠孝的名教发生直接冲突。
        东晋咸康六年(340),辅弼成帝的庾冰,主张沙门必须礼敬君王,而尚书令何充却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皇帝便令礼官对此讨论。太常博士支持何充,门下省则附合庾冰。庾冰认为礼乃国家之大纲,即使出家为僧,也仍是晋之百姓,同样不可忽视礼。佛教只是个人的信仰,应在礼教框架之内。何充则认为,佛教的五戒乃辅佐帝王教化,佛法固不同于怪力乱神。佛僧的烧香、祈愿也是为了国泰民安。即使沙门不向王者礼拜,王法也可完整无损地实行。论战双方经过三次辩论,仍不了了之,维持沙门不敬王的现状。
        后来重提沙门敬王问题的是桓玄。桓玄乃桓温之子。隆安二年(398),桓玄被任命为江州刺史。第二年,桓玄追杀殷仲堪叛军,夺得荆州。在他途经庐山时,派人请在东林寺主持庐山僧团的名僧慧远到虎溪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便入山相见。桓玄见到慧远,并问道:“《孝经》上讲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沙门为什么要削发呢?”慧远说:“为了立身行道。”隆安四年,桓玄以震主之威致书慧远,劝他还俗做官,信中说:“不知生,怎能知死? 一个人困苦形神,以求冥冥黄泉之福,都是不能真正体察天地至理的缘故。迷而知返,恳望三思。”对此,慧远的回答是:“一世之荣,剧若电光,瞬间即逝,何足贪图? 浅见之徒,惑而不悟,迷而不返。”
        元兴元年(402)桓玄专断朝政,下令沙汰僧尼,并重提沙门敬王问题。他在写给“八座”(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部尚书,再加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尚书令)的信中,赞同庾冰“尊王”的主张,并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老子说,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居其一,堪与天、地、道并列。追究原由,并非王者掌握着国家大权,而是因为王者具有同天地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是通生理物。天下生民依靠王者的治理与养育才得以生存延续。其恩其德,有如天覆地载。人人礼敬王者,乃天经地义之事。沙门也蒙受王者所给予的恩惠,岂能受其益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否则,理所不容,情也不安。”可见,桓玄不仅仅局限在忠孝上谈问题,从天地大德引申出礼敬王者,的确比庾冰的论证进了一步。
        八座尚书在答信中认为佛法与礼敬王者是完全不同的说教。佛教主张剃发,舍亲出家,禁绝人欲,寻求永恒之报应。这些说教是礼教之外的另一种教化。否定孝亲的沙门,当然应对天子不加礼敬,此乃是无可奈何之事。因而,他们都赞同维持沙门不敬王的现状。
        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也反对沙门敬王。他认为,沙门虽身在王法之中,但志在方外,心在道中。对礼敬一事,沙门深自体解,不愿做表面功夫,也不必在形式上屈身礼敬王者。佛教传入,年逾四百,更历三代,却无碍政治升平,帝王依然无为而化,理应承认出家沙门的存在。礼敬王者,实区区小事,无足挂齿。
        但桓玄力主沙门敬王,认为当今主上是奉佛事法的皇帝,与过去的皇帝不一样,自当以礼事之。于是,他下令沙门要礼敬王者,并实行整肃僧侣的措施。
        元兴二年(403),桓玄就沙门敬王问题致书慧远,并附上与八座的书信,请他表态。慧远写了《答桓太尉书》,信中认为,在家佛教徒理应礼敬王侯,尊奉名教。但沙门是脱离世俗生活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者。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让三宝兴隆,佛法永传,为了佛教的复兴,也绝不能让沙门礼敬王者。
        后来,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系统地论述了各方的观点,慧远的主要论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家奉事佛法者,须顺从王者教化,其生活也应持守礼教。因此,在家居士,理当孝敬父母,礼拜王侯。
        第二,对于游于方外世界的出家人,其生活必须完全超越世俗。剃发披衽,表示志在方外。断绝肉体上的烦恼,以示求取终极之道。沙门一旦体悟终极之道,不仅惠及一族,亦可施惠于整个世界,故与帝王治理天下之道,本无二致。因此,沙门虽然舍弃父母的恩爱不能谓之不孝;不向君王行礼,也不能说是不敬。
        第三,生存是充满痛苦的三界轮回,另有涅槃的彼岸世界才是沙门的归宿。为求达彼岸,必须断绝世俗的苦恼,包括父母之情,以冥合于涅槃世界。
        第四,佛法与儒教,释迦与孔子,立教方式不同,但其终极之道则一。佛教是以宗教性解脱为主的心内之教,儒教则是以政治救世为主的心外之教。两者截然不同,只有佛教才是具有超越性的终极之道。
        第五,以薪尽火传为喻,说明人的肉体消亡了,精神却依然存在。
        对于慧远的论点,桓玄曾提出反论。慧远是否作了回复,尚不太清楚。可是,就在桓玄篡夺晋朝王位,自称天子的当天,他突然下诏撤回沙门须礼敬王者的命令。也许桓玄认为自己是王者,为了体现宽容兼爱的胸怀,故容许沙门的不致礼。桓玄并就此事致函慧远说:“如今事既在我,当予从其略,沙门不需致礼。谨望周知。”至此,晋代发生的一场“沙门敬王”的风波告一段落。
        在这场出世与入世,佛法与礼教的对峙中,主出世的佛法赢得了胜利。慧远是佛教方面的功臣。他以名僧地位,迫使桓玄心回意转,足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巨。与许多见皇帝就磕头,遇权贵就折腰的名僧相比,慧远的操行风貌,的确“独立高林”。在平时人际交往中,慧远主张,僧人既为方外之士,自当情无取舍。因而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相交游。如叛臣殷仲堪进山礼见慧远时,慧远与他共语长谈。这表现了慧远抗世独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