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僧士竞风流
魏晋时期,玄风乍起,笼罩着学术天下。此时,佛教也与玄学合流,特别是在东晋,佛教界也刮起了清谈隐逸之风。名僧与名士同语共致,探玄析理。一时间,佛教高僧中涌现了一批兼具名士特点的人物。同时,名士也竞相与名僧交游。
东晋初期的沙门中,与权贵名士交往的,当从帛尸梨蜜多罗(又称“尸梨蜜”)开始。他是西域国的王子,却让位给弟弟,自己出家为僧。西晋永嘉年间(307—312)他来中原,随后因战乱而南渡。当时辅佐元帝再兴晋室的著名政治家王导见到尸梨蜜后,感到他非同寻常,便以友相待。 他也以王导为相知,常在一起高谈阔论。 周做过尚书仆射,是位富有风流才气之人。一次他与尸梨蜜相识,便感叹道:“如果身逢盛世,能选任这样一位贤人,可谓无憾啊!”王导之孙王珉也是位卓越的逸才之士,对尸梨蜜很赞赏,认为他“心情高洁,风格卓越”。
在东晋初期的僧众中,康僧会是位隐逸性格很突出的人物。他祖籍西域,生长于长安。相貌是胡人相,但汉语说得很好。东晋成帝(326—342)时,他与康法畅、支敏度一同渡江南下。他初到江南时,经常在闹市中游荡,过着乞食生活。有一天,正好赶上名士殷浩宴请宾客。康僧会信步来到殷浩门前,被请坐入席,稍作寒暄后,便开始玄谈。殷浩问道:“什么是佛经深玄之理?”康僧会博引佛经及其他诸多典籍予以回答,神态飞扬,从容应付。从早辩议到晚,殷浩也不能胜。自此后康僧会的名声大振。后来他又在豫章(江西南昌)建寺院,其寺沿山岭,奔溪流,松竹繁茂,名僧名士多相聚于此,以体空寂之理。
竺法深,曾从学于佛学家兼清谈家刘元真。他年青时住在中原,已是清谈佛理的一方之雄。元嘉元年(309)逃避中原之乱到了扬州,后又到建康,受到元帝、明帝、王导与庾亮的尊敬。明帝太宁年间(323—325),竺法深经常穿着木屐直入内殿,时人视之为绝世俗之交、超越浮世的方外之士。成帝咸康五年(339)、六年,王导、庾亮相继去世,竺法深隐棲剡县(今浙江嵊县)剡山,在此讲佛论道三十余年。哀帝崇好佛法,遣使征请,他应诏入宫讲《放光般若经》,受到热烈欢迎。后又受到简文帝的敬重。
竺法深虽出入权门,并不谄媚于权贵。《世说新语》记载,一天,他在简文帝处遇到了刘惔,刘惔质问道:“你是位信佛的出家人,何以游走朱门?”竺法深不慌不忙地答道:“您看见的朱门,对我来说,有如游走篷户。”
有一次支遁派人找到竺法深,想买山旁边的沃州小岭作为幽栖之处。竺法深说:“想来隐居就来,难道有谁听说过以树为巢的巢父买山而隐遁的吗?”支遁很赞许这句话。
竺法深于宁康二年(374)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孝武帝下诏赠钱十万作为安葬费。东晋名士孙绰把他类比为竹林七贤的刘伶,认为他们在度量恢弘这点上相似。
于法兰,也是一位名僧兼名士。他是河北高阳人,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即声名远播。性好山水,喜住幽静的岩谷。据说,在一个寒冬,所居草庵为冰雪盖住,一只老虎闯入草庵,他仍旧泰然自若,老虎却也十分驯服,没有伤害他。
于法兰听说江东山水中,剡县是风景绝佳处,于是渡江在剡县的石城山下建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元华寺。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为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认为阮的傲岸不羁与他的浑然忘我相类。
支遁,字道林,陈留(今河南)人,家人世代奉佛,后举家南迁。他好谈玄理,与当时名士多有交游。晋哀帝即位,遣使至会稽石城山,求支遁至京师讲经。他到建康东方寺讲论《道行般若经》,令出家与在家者同表尊崇。这时,颇负盛名的清谈家王濛摘录《道行般若经》的精要数百条,去见支遁,并说:“您总不会对这些有异议吧!”支遁却说:“我俩分别已有多年,遗憾的是你的文章并无多大长进啊!”王濛听后,羞愧得连忙退出,并感叹道:“支遁的确是沙门中的王弼、何晏啊!”后来,支遁对王羲之说:“王濛虽说了数百句,且句句皆是德音,可总是隔靴搔痒,不能切中人心,实属遗憾。”
不过,支遁也遇到了论辩对手。当支遁完成《即色论》后便拿给“独步江东”的王坦之看,王看后默不作声。于是支便说:“默不作声就意味着明白吗?”王坦之反问道:“你又不是文殊,怎么知道我默不作声的意思呢?”有一次,王坦之在西州(建康西)与支遁辩论,孙绰等人在座。支遁的立论常被王坦之驳倒。于是孙绰开玩笑说:“法师今天好似穿着破棉絮走进了荆棘中,到处都受牵挂啊!”
他在京城呆了三年后,欲归隐剡县,乃上书哀帝,获准。当支遁离京返剡时,当时的名士相聚于征虏亭,为他饯行。名士们为了挨近支遁曾有争抢座位之举。他晚年隐居剡山,时有怀旧之感,不时忆起与谢安等名士的交游,当他得知挚友法虔逝世的消息,便伤感地说:“从前,石匠因郢人之死而手不执板斧,伯雅因钟子期之死而断琴弦。验之今日,知非虚语。法虔离世后,我即使能说些什么,又有谁能理解呢?”孙绰把他比拟为竹林七贤中的向秀,认为他们生不同时,但同尚老庄,好探幽论玄。
僧士交游还可以讲出很多故事,仅从以上所引事例,可见僧士竞风流的大致情形。当时的许多名士又是握有大权的达官贵人,如王导、谢安等人。名僧与这些名士的密切交往,又再一次说明出世与入世并非截然二分。
东晋初期的沙门中,与权贵名士交往的,当从帛尸梨蜜多罗(又称“尸梨蜜”)开始。他是西域国的王子,却让位给弟弟,自己出家为僧。西晋永嘉年间(307—312)他来中原,随后因战乱而南渡。当时辅佐元帝再兴晋室的著名政治家王导见到尸梨蜜后,感到他非同寻常,便以友相待。 他也以王导为相知,常在一起高谈阔论。 周做过尚书仆射,是位富有风流才气之人。一次他与尸梨蜜相识,便感叹道:“如果身逢盛世,能选任这样一位贤人,可谓无憾啊!”王导之孙王珉也是位卓越的逸才之士,对尸梨蜜很赞赏,认为他“心情高洁,风格卓越”。
在东晋初期的僧众中,康僧会是位隐逸性格很突出的人物。他祖籍西域,生长于长安。相貌是胡人相,但汉语说得很好。东晋成帝(326—342)时,他与康法畅、支敏度一同渡江南下。他初到江南时,经常在闹市中游荡,过着乞食生活。有一天,正好赶上名士殷浩宴请宾客。康僧会信步来到殷浩门前,被请坐入席,稍作寒暄后,便开始玄谈。殷浩问道:“什么是佛经深玄之理?”康僧会博引佛经及其他诸多典籍予以回答,神态飞扬,从容应付。从早辩议到晚,殷浩也不能胜。自此后康僧会的名声大振。后来他又在豫章(江西南昌)建寺院,其寺沿山岭,奔溪流,松竹繁茂,名僧名士多相聚于此,以体空寂之理。
竺法深,曾从学于佛学家兼清谈家刘元真。他年青时住在中原,已是清谈佛理的一方之雄。元嘉元年(309)逃避中原之乱到了扬州,后又到建康,受到元帝、明帝、王导与庾亮的尊敬。明帝太宁年间(323—325),竺法深经常穿着木屐直入内殿,时人视之为绝世俗之交、超越浮世的方外之士。成帝咸康五年(339)、六年,王导、庾亮相继去世,竺法深隐棲剡县(今浙江嵊县)剡山,在此讲佛论道三十余年。哀帝崇好佛法,遣使征请,他应诏入宫讲《放光般若经》,受到热烈欢迎。后又受到简文帝的敬重。
竺法深虽出入权门,并不谄媚于权贵。《世说新语》记载,一天,他在简文帝处遇到了刘惔,刘惔质问道:“你是位信佛的出家人,何以游走朱门?”竺法深不慌不忙地答道:“您看见的朱门,对我来说,有如游走篷户。”
有一次支遁派人找到竺法深,想买山旁边的沃州小岭作为幽栖之处。竺法深说:“想来隐居就来,难道有谁听说过以树为巢的巢父买山而隐遁的吗?”支遁很赞许这句话。
竺法深于宁康二年(374)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孝武帝下诏赠钱十万作为安葬费。东晋名士孙绰把他类比为竹林七贤的刘伶,认为他们在度量恢弘这点上相似。
于法兰,也是一位名僧兼名士。他是河北高阳人,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即声名远播。性好山水,喜住幽静的岩谷。据说,在一个寒冬,所居草庵为冰雪盖住,一只老虎闯入草庵,他仍旧泰然自若,老虎却也十分驯服,没有伤害他。
于法兰听说江东山水中,剡县是风景绝佳处,于是渡江在剡县的石城山下建寺居住,这就是后来的元华寺。孙绰《道贤论》把他比为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认为阮的傲岸不羁与他的浑然忘我相类。
支遁,字道林,陈留(今河南)人,家人世代奉佛,后举家南迁。他好谈玄理,与当时名士多有交游。晋哀帝即位,遣使至会稽石城山,求支遁至京师讲经。他到建康东方寺讲论《道行般若经》,令出家与在家者同表尊崇。这时,颇负盛名的清谈家王濛摘录《道行般若经》的精要数百条,去见支遁,并说:“您总不会对这些有异议吧!”支遁却说:“我俩分别已有多年,遗憾的是你的文章并无多大长进啊!”王濛听后,羞愧得连忙退出,并感叹道:“支遁的确是沙门中的王弼、何晏啊!”后来,支遁对王羲之说:“王濛虽说了数百句,且句句皆是德音,可总是隔靴搔痒,不能切中人心,实属遗憾。”
不过,支遁也遇到了论辩对手。当支遁完成《即色论》后便拿给“独步江东”的王坦之看,王看后默不作声。于是支便说:“默不作声就意味着明白吗?”王坦之反问道:“你又不是文殊,怎么知道我默不作声的意思呢?”有一次,王坦之在西州(建康西)与支遁辩论,孙绰等人在座。支遁的立论常被王坦之驳倒。于是孙绰开玩笑说:“法师今天好似穿着破棉絮走进了荆棘中,到处都受牵挂啊!”
他在京城呆了三年后,欲归隐剡县,乃上书哀帝,获准。当支遁离京返剡时,当时的名士相聚于征虏亭,为他饯行。名士们为了挨近支遁曾有争抢座位之举。他晚年隐居剡山,时有怀旧之感,不时忆起与谢安等名士的交游,当他得知挚友法虔逝世的消息,便伤感地说:“从前,石匠因郢人之死而手不执板斧,伯雅因钟子期之死而断琴弦。验之今日,知非虚语。法虔离世后,我即使能说些什么,又有谁能理解呢?”孙绰把他比拟为竹林七贤中的向秀,认为他们生不同时,但同尚老庄,好探幽论玄。
僧士交游还可以讲出很多故事,仅从以上所引事例,可见僧士竞风流的大致情形。当时的许多名士又是握有大权的达官贵人,如王导、谢安等人。名僧与这些名士的密切交往,又再一次说明出世与入世并非截然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