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拓跋氏统治时期,统治者为了修福行善,大肆建寺度僧,不借工本人力开凿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即始于这时。统治者的提倡,佛教一度十分兴盛,特别是佛寺的富丽堂皇程度令人瞪目结舌。这点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可见一斑。
        但北魏统治者对内恣意诛杀,对外频繁征伐。暴政、战乱、杂税、繁役、天灾的交相袭扰,致使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求生存,北魏统治下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在这些起义造反的队伍中,也有出家僧人。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北魏天灾人祸、百姓生存无保障的局面有关;另一方面,僧徒的急剧增加,壮大了寺院经济,同时使寺院中的特权阶层得以形成,而大部分僧侣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产生对寺院的仇视情绪。
        道武帝天兴五年(402)二月,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族的鲜于次保一同在常山(河北正定)的行唐,聚众起义。这是见诸史籍的第一次沙门反叛。
        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二月,沙门慧隐起事,但很快被诛杀。事隔不久,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又聚众造反。法秀以符瑞号召群众,组织暴动。当时有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召集百姓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吏,一同参加起义。后因中山王王叡之弟王亮的告密,法秀被捕。据说,官兵用马笼头上的铁锁绑着法秀,铁锁却自动开了。官兵们以为法秀有极大法力,便对法秀说:“如果你还有更大的神力,刺刀应该穿不透你的肉体啊!”说完,用刺刀刺向颈骨孔。据说,法秀三天后才死去。法秀起义被平定后,朝廷限制建立佛寺。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甘肃泾州县北)和尚刘慧汪造反;永平三年二月,泰州和尚刘光秀造反,他们很快就被官军镇压了。此外,还有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今北京)沙门刘僧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净居国就是净居天,乃太平理想之国。刘僧绍以“明法王”的名义组织起义,不久即被抓获斩杀了。
        在北魏诸多沙门起义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沙门法庆所组织的大乘起义。冀州沙门法庆利用法术,首先取信于渤海郡的豪族李归伯,获得李家的尊崇。李归伯召集众人拥戴法庆为盟主。法庆自号“大乘”。法庆于宣武帝延昌四年(515)聚众造反,他的召令说,每杀一人,就是一住菩萨,杀十人就是十住菩萨,越能杀人,菩萨的品位越高。因此,他们选定的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一位县令。接着,他们攻占了渤海郡,杀了很多贪官污吏,一时间声势浩大。法庆为了激励部下勇往直前,还调制了一种令人兴奋的药。让服药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告诉。李归伯出身于名门望族,以性情清直、廉洁公平著称,他成了起义军的军师。由于当时的冀州刺史枉法乱政、滥杀无辜的僧人,法庆等人的振臂一呼,众起响应,一时颇有声势。
        起义中,法庆以“新佛出世,除去群魔”为号召,对寺庙大加破坏。法庆认为,寺院聚财敛物及上层僧人的特权等现象都该废止。他还大胆破除了佛教的戒律,娶尼姑惠晖为妻,以“新佛”的面貌出现。这些对于困苦至极的僧俗大众来说,的确有其感召力。
        朝廷起初并不重视这次起义,只令地方官兵去镇压。可是,派去讨伐的地方军遭到惨败。起义军所到之处,不仅杀掉当地的官吏与恶霸,还大举破坏寺院、斩杀僧尼、焚烧佛经、打碎佛像。
        面对起义军力量的壮大,朝廷任命皇亲元遥为总指挥官,率步、骑兵十万大军前去镇压。法庆率部迎击官兵。官军毕竟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法庆很快被击败。但官军一时无法俘捉到法庆本人。朝廷又任命性情残忍、绰号叫“瞎虎”的谷楷前往追讨,才将法庆与惠晖捕斩,而后把首级送往京城。不久,将李归伯在闹市中斩首,并定李家连坐之罪。这样,历时三个月的起义失败了。
        北魏的僧人起义,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属罕见。就其次数之多、人数之众而言,也是后无来者。僧人聚众造反,与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僧人起义,更多地把矛头指向了僧侣中的特权阶层,而毁寺烧经的破坏活动,对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我们也能发现其间的共同特点,即把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为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起义领导者往往利用宗教的感召力去发动、组织起义。
        再说,力主慈悲为怀的佛教,生化出暴动杀人的起义,单纯从逻辑上很难推演出来。一旦把出世与入世关联起来,注意到佛教在出世的形式中所包涵的入世内容,便可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院也并非完全是空阔洁净的乐土,其中也体现着世俗的诸多内容,如等级次序便是一例。身为佛僧的法庆毁寺杀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法庆是叛教者,而是因为当时的寺僧浸透了世俗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