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帝君为寺奴
梁武帝萧衍的一生与佛教结缘甚深,这位虔信佛教的“菩萨皇帝”,为了解出世与入世、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梁武帝青年时代即已崭露头角,齐竟陵王萧子良集聚文人学士于鸡笼山西邸时,梁武帝也是八友之一。当时八友之一的王融在品评萧衍时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文武兼备的萧衍终于抓住机会获得帝位,建立梁国,立年号“天监”。即位三年后,便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将反伪就真,舍邪归正,不再信奉道教,转而崇信佛教。
天监十八年(520),梁武帝接受高僧慧约所授菩萨戒。当时,皇帝马车走到等觉殿,梁武帝以万乘天子之尊屈身敬礼,脱下天子的龙袍,恭敬地受纳袈裟,发宏愿誓守净戒。同时,他向天下发布大赦令。从此,梁武帝便被称为“皇帝菩萨”。
梁武帝不仅自己受戒,还命令王侯子弟受戒。一时间,自皇太子、王姬及道俗士庶,共四万八千人都成了佛门弟子。受戒后,梁武帝身体力行地持守戒律。一天只吃一餐,不吃鱼肉,只吃豆羹粝饭而已。有时遇上事多,时过中午还未就餐,便漱口以过。他五十岁即断绝房事,衣着朴素,不喝酒,不听音乐,除了宗庙祭祀,从不举行其他宴会。每逢礼拜,总是脱去皇帝礼服,穿上袈裟。在祭祀祖庙时,依照佛教的不杀生戒律,他从不设猪羊等牺牲。每逢大臣奏表上书,皆称他为“皇帝菩萨”。这种把皇帝与菩萨合而为一的称号,已有政教合一的倾向。
这位“菩萨”非常乐善好施。梁武帝不仅自己布施,还以布施多少来评价大臣尽职与否,多者便是称职,微少则为惰忌。他本人富有四海,自可慷慨解囊。而下级官吏的布施只有来源于聚敛搜括。民脂膏血正是布施之源。一方面是菩萨皇帝的积善乐施,一方面是黎民百姓的贫不聊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梁武帝为了修福,还大造佛寺,名目繁多。例如,为其母建智度寺,住五百尼僧。在故宅建光宅寺,为梁高祖造萧帝寺,为皇后建解脱寺,为纪念与高僧宝志同游而建同行寺,为其父建大敬爱寺,可住千余僧人。最著名的是同泰寺。同泰寺位于皇宫后面,为了进出方便,便在皇宫后别开一门,叫“大通门”,正对寺的南门。“大通”反过来是“通大”,故为寺谐音取名为“同泰寺”。梁武帝晨夕讲议,多由大通门出入。该寺有塔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小堂十余所,东西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殿外积石为山,水流其间。所铸十尊金像、十尊银像,华丽无比。寺建成后,梁武帝常到该寺讲经、设会、舍身、布施,不可胜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亲国戚、官僚豪富于是竞相仿效而纷纷建寺。
梁武帝对法会也十分热衷。中大通元年(529),召开四部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余人,可见其规模宏大。有时,梁武帝在同泰寺一年就要开设二、三次法会。据《南史》记载,所设大会达十六次之多。名目也很多,有无遮大会、救苦济会、平等会、四部大会、无碍会、平等法会、四部无碍法会、无碍法喜食宿、盂兰盆斋会等。天监三年(504)八月,梁武帝下令改建阿育王寺塔,从塔基地下挖出佛的舍利与爪发。八月二十七日,梁武帝到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并颁大赦令。当天以金钵盛水,使舍利呈现,但小粒舍利隐而不现,据说武帝礼拜数十回,舍利才在钵中放光。又于九月五日设无碍大会,下令太子与王公贵族奉迎。当天风和日丽,有几十万人来参观这一盛事,布施钱一千万。后又在第二年九月十五日设无碍大会,建造两座佛塔。在金瓶、玉瓶中装入舍利与爪发,放在七宝塔中。由王侯、妃主、豪富和平民施舍的金、银、环、钏等珍宝堆积如小山。
梁武帝的舍身为奴,常为佛教徒引为美谈。佛教史上,一般说梁武帝三度舍身,其实总共四次。大通元年(527)三月,来到同泰寺舍身,并颁大赦令,改年号为大通。这次舍身时间仅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十五日,梁武帝至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当时梁武帝脱掉御服,穿上袈裟,行清净大舍,并在别殿休息,床很朴素,使用瓦器,乘坐小车,并为家臣执役。后登法讲座,为大众讲解《涅槃经》的经题。大臣们要用钱赎回皇帝菩萨的舍身,僧众均予默认。可梁武帝仍不愿回宫。于是,诸侯百官一起来到同泰寺的东门参拜,奉奏表文,请复天子位视事。经过三次坚请,直到十月一日,梁武帝才准允复位。他在三次答书中用“顿首”字,实属罕见。这次舍身历时半个月。第三次舍身是在中大同元年(546)三月,梁武帝住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并舍身,四月丙戌皇太子等用金钱要求赎回梁武帝,这时在同泰寺开讲经会,行大赦令,并改年号,当天晚上同泰寺发生了火灾。这次舍身时间长达三十七天。最后一次舍身是太清元年(547)三月,梁武帝于庚子日至同泰寺开无遮大会,身穿袈裟,行清净大舍,又叫行羯磨法。住在五明殿,睡木床,用葛布帷帐和土瓦器,乘小车、为家臣执役与上次相同。王公贵族用一亿万钱,再三坚请,梁武帝才复位。这次舍身长达五十一天。
武帝的舍身是自降为奴仆卑贱之身,为三宝、大众服役。一般而言,佛教的舍身是为护法而舍弃肉身以供养于佛的方法。梁武帝的舍身方式是中国所独有,一方面是至尊的皇帝以己身为代价而甘心为奴;另一方面则是寺庙可以借机聚敛钱财。
梁武帝还造立过十三种无尽藏,“无尽藏”又叫“长生库”。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当铺、钱庄。当时许多寺院靠无尽藏而发财致富。其经营范围很广,有黄金、牲畜、高级用品,直到一束苧麻。当然,它具有聚散双重功能,有时能施惠于民。但寺院得利为多。
在梁武帝以前,僧人可以吃荤。梁武帝决心改变这一习俗,勒令僧尼一律素食。他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与僧尼们一起发此誓言,要求各人抑制自己的私欲,遵从佛教的戒律,对于饮酒、食肉和不服法者,他将依王法治罪。他说,僧尼穿着袈裟,而不能实行佛法,就是徒有其名的假僧尼,与盗贼无异。由于梁武帝的以身作则与严厉禁止,僧尼必须禁断肉食成为中国汉族佛教徒特有的饮食传统。
当时僧尼不守戒律的现象很突出。梁武帝想自己作僧官而去干预僧侣的统制。当他把此事告知智藏后,智藏表示反对,认为“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武帝从佛经上找根据,托词佛陀把统理僧尼的事委托给国王来处理。但僧尼们认为即使订立律科,也无从统治,因而也不必订立律科。经过几番辩论,梁武帝打消了这一主意。智藏则一方面恳求武帝的宽容,一方面又呼吁众僧守持如来戒律。
梁武帝创立了“经忏”。佛教虽然有“梵呗”,但只是在译经、讲经时,依佛经中的韵文、赞语进行演唱,以示赞颂之意。而梁武帝创立“忏文”之后,佛教有了更多的铜钱味,开始商业化。此后,僧人念经或拜忏,有了价格规定。佛经(忏文)成了有价的商品。多数僧人可以通过叫卖经忏而谋生。
身为一国之主的梁武帝,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日理万机的皇帝却四次舍身寺院;富有天下的国王,心甘情愿过着朴素而又严格的戒律生活。既是菩萨,又是皇帝。既是皇帝,又是菩萨。这种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殊不多见。当然,这种和谐有时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间总有矛盾。梁武帝对南朝的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正是他种下了梁朝衰亡的种子。宗教的慈悲与政治的严酷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现实作用,这也正是二者关系的微妙处。
梁武帝青年时代即已崭露头角,齐竟陵王萧子良集聚文人学士于鸡笼山西邸时,梁武帝也是八友之一。当时八友之一的王融在品评萧衍时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文武兼备的萧衍终于抓住机会获得帝位,建立梁国,立年号“天监”。即位三年后,便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郑重其事地宣布:他将反伪就真,舍邪归正,不再信奉道教,转而崇信佛教。
天监十八年(520),梁武帝接受高僧慧约所授菩萨戒。当时,皇帝马车走到等觉殿,梁武帝以万乘天子之尊屈身敬礼,脱下天子的龙袍,恭敬地受纳袈裟,发宏愿誓守净戒。同时,他向天下发布大赦令。从此,梁武帝便被称为“皇帝菩萨”。
梁武帝不仅自己受戒,还命令王侯子弟受戒。一时间,自皇太子、王姬及道俗士庶,共四万八千人都成了佛门弟子。受戒后,梁武帝身体力行地持守戒律。一天只吃一餐,不吃鱼肉,只吃豆羹粝饭而已。有时遇上事多,时过中午还未就餐,便漱口以过。他五十岁即断绝房事,衣着朴素,不喝酒,不听音乐,除了宗庙祭祀,从不举行其他宴会。每逢礼拜,总是脱去皇帝礼服,穿上袈裟。在祭祀祖庙时,依照佛教的不杀生戒律,他从不设猪羊等牺牲。每逢大臣奏表上书,皆称他为“皇帝菩萨”。这种把皇帝与菩萨合而为一的称号,已有政教合一的倾向。
这位“菩萨”非常乐善好施。梁武帝不仅自己布施,还以布施多少来评价大臣尽职与否,多者便是称职,微少则为惰忌。他本人富有四海,自可慷慨解囊。而下级官吏的布施只有来源于聚敛搜括。民脂膏血正是布施之源。一方面是菩萨皇帝的积善乐施,一方面是黎民百姓的贫不聊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梁武帝为了修福,还大造佛寺,名目繁多。例如,为其母建智度寺,住五百尼僧。在故宅建光宅寺,为梁高祖造萧帝寺,为皇后建解脱寺,为纪念与高僧宝志同游而建同行寺,为其父建大敬爱寺,可住千余僧人。最著名的是同泰寺。同泰寺位于皇宫后面,为了进出方便,便在皇宫后别开一门,叫“大通门”,正对寺的南门。“大通”反过来是“通大”,故为寺谐音取名为“同泰寺”。梁武帝晨夕讲议,多由大通门出入。该寺有塔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小堂十余所,东西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七层。殿外积石为山,水流其间。所铸十尊金像、十尊银像,华丽无比。寺建成后,梁武帝常到该寺讲经、设会、舍身、布施,不可胜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亲国戚、官僚豪富于是竞相仿效而纷纷建寺。
梁武帝对法会也十分热衷。中大通元年(529),召开四部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余人,可见其规模宏大。有时,梁武帝在同泰寺一年就要开设二、三次法会。据《南史》记载,所设大会达十六次之多。名目也很多,有无遮大会、救苦济会、平等会、四部大会、无碍会、平等法会、四部无碍法会、无碍法喜食宿、盂兰盆斋会等。天监三年(504)八月,梁武帝下令改建阿育王寺塔,从塔基地下挖出佛的舍利与爪发。八月二十七日,梁武帝到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并颁大赦令。当天以金钵盛水,使舍利呈现,但小粒舍利隐而不现,据说武帝礼拜数十回,舍利才在钵中放光。又于九月五日设无碍大会,下令太子与王公贵族奉迎。当天风和日丽,有几十万人来参观这一盛事,布施钱一千万。后又在第二年九月十五日设无碍大会,建造两座佛塔。在金瓶、玉瓶中装入舍利与爪发,放在七宝塔中。由王侯、妃主、豪富和平民施舍的金、银、环、钏等珍宝堆积如小山。
梁武帝的舍身为奴,常为佛教徒引为美谈。佛教史上,一般说梁武帝三度舍身,其实总共四次。大通元年(527)三月,来到同泰寺舍身,并颁大赦令,改年号为大通。这次舍身时间仅四天。中大通元年(529)九月十五日,梁武帝至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当时梁武帝脱掉御服,穿上袈裟,行清净大舍,并在别殿休息,床很朴素,使用瓦器,乘坐小车,并为家臣执役。后登法讲座,为大众讲解《涅槃经》的经题。大臣们要用钱赎回皇帝菩萨的舍身,僧众均予默认。可梁武帝仍不愿回宫。于是,诸侯百官一起来到同泰寺的东门参拜,奉奏表文,请复天子位视事。经过三次坚请,直到十月一日,梁武帝才准允复位。他在三次答书中用“顿首”字,实属罕见。这次舍身历时半个月。第三次舍身是在中大同元年(546)三月,梁武帝住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并舍身,四月丙戌皇太子等用金钱要求赎回梁武帝,这时在同泰寺开讲经会,行大赦令,并改年号,当天晚上同泰寺发生了火灾。这次舍身时间长达三十七天。最后一次舍身是太清元年(547)三月,梁武帝于庚子日至同泰寺开无遮大会,身穿袈裟,行清净大舍,又叫行羯磨法。住在五明殿,睡木床,用葛布帷帐和土瓦器,乘小车、为家臣执役与上次相同。王公贵族用一亿万钱,再三坚请,梁武帝才复位。这次舍身长达五十一天。
武帝的舍身是自降为奴仆卑贱之身,为三宝、大众服役。一般而言,佛教的舍身是为护法而舍弃肉身以供养于佛的方法。梁武帝的舍身方式是中国所独有,一方面是至尊的皇帝以己身为代价而甘心为奴;另一方面则是寺庙可以借机聚敛钱财。
梁武帝还造立过十三种无尽藏,“无尽藏”又叫“长生库”。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当铺、钱庄。当时许多寺院靠无尽藏而发财致富。其经营范围很广,有黄金、牲畜、高级用品,直到一束苧麻。当然,它具有聚散双重功能,有时能施惠于民。但寺院得利为多。
在梁武帝以前,僧人可以吃荤。梁武帝决心改变这一习俗,勒令僧尼一律素食。他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与僧尼们一起发此誓言,要求各人抑制自己的私欲,遵从佛教的戒律,对于饮酒、食肉和不服法者,他将依王法治罪。他说,僧尼穿着袈裟,而不能实行佛法,就是徒有其名的假僧尼,与盗贼无异。由于梁武帝的以身作则与严厉禁止,僧尼必须禁断肉食成为中国汉族佛教徒特有的饮食传统。
当时僧尼不守戒律的现象很突出。梁武帝想自己作僧官而去干预僧侣的统制。当他把此事告知智藏后,智藏表示反对,认为“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武帝从佛经上找根据,托词佛陀把统理僧尼的事委托给国王来处理。但僧尼们认为即使订立律科,也无从统治,因而也不必订立律科。经过几番辩论,梁武帝打消了这一主意。智藏则一方面恳求武帝的宽容,一方面又呼吁众僧守持如来戒律。
梁武帝创立了“经忏”。佛教虽然有“梵呗”,但只是在译经、讲经时,依佛经中的韵文、赞语进行演唱,以示赞颂之意。而梁武帝创立“忏文”之后,佛教有了更多的铜钱味,开始商业化。此后,僧人念经或拜忏,有了价格规定。佛经(忏文)成了有价的商品。多数僧人可以通过叫卖经忏而谋生。
身为一国之主的梁武帝,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日理万机的皇帝却四次舍身寺院;富有天下的国王,心甘情愿过着朴素而又严格的戒律生活。既是菩萨,又是皇帝。既是皇帝,又是菩萨。这种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殊不多见。当然,这种和谐有时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间总有矛盾。梁武帝对南朝的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正是他种下了梁朝衰亡的种子。宗教的慈悲与政治的严酷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现实作用,这也正是二者关系的微妙处。
《梁皇宝忏图》(西夏文《慈悲道场忏悔法》卷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