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道士顾欢明确揭起夷夏之辩的旗帜,攻击佛教。
        顾欢也援引《化胡说》,说老子到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净妙正睡午觉,老子就借日精进入净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老子从净妙左腋下出生,刚出生就走了七步,于是佛教大兴。顾欢说,照这样说,佛就是道,道就是佛。但是,由于在不同的国度成长,作法也就不同了,并且成为他们的本性,不再改变。比如说,冠冕大带,是华人的服装;光头宽衣,是印度的装束;有棺有槨,是华夏的制度;火焚水沉,是西方的习俗。中国和西方不一样,学问也应有区别。船只能在水中行,车只能在地上走,华夏之人,不应学习夷狄的宗教。
        顾欢的议论一出,马上招来了许多反驳。南朝刘宋的宰相袁粲说:释迦的诞生,在老子之前,怎能说是老子出关以后的事? 老庄周孔的学说,不过是窃取佛教的绪余而已。据文献记载,西域的礼节,和中国内地有许多相同。他们也认为曲膝是一种礼貌,并不把倨傲蹲坐看作恭敬。过去泰伯到吴国,文王到周地,用礼仪化导百姓,收效甚大,并不像什么车不可以下水,舟不可以陆行,为什么佛法就不能化导华夏之人呢? 儒家和道教,以治世为本;佛教的宗旨,却是要出世,归趣不同,怎能说它们一致。修仙的希望身体变异,但终究要死;佛教教人去掉世俗欲望,使心里湛然清静,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之道。
        顾欢又进行了答辩。顾欢说:道经的创作,从西周开始;佛教东来,在东汉时代,怎能说周孔老庄窃取了佛说,这不好像说刘邦篡了王莽的汉朝吗? 夷狄的下跪,和我们不同。佛教出于西方,说明那里人性恶劣。现在我们这里世风日下,和他们差不多,佛教的流行,是有道理的。但只应要它的道理,不应模仿他们的行为。
        道士孟景翼也参加了争论。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僧人大会,邀请孟景翼参加,萧子良让孟景翼拜佛,孟不干。萧子良送孟一部《十地经》,孟就作了一个《正一论》。大意说:一非常重要,佛教重视一,道教也重视一。佛的一是“实相”,道的一就是“玄牝”。道的大象,就是佛的法身。两家所遵的,都是这个一。释迦、老子的宗旨本无区分,只有那些执迷不悟的才加以分别。
        当时的官吏司徒从事中郎张融作《门论》,也说佛教与道教并没有分别。和尚与道士像儒墨一样争论,辨别是非,就好像越人和楚人看天鹅。一只天鹅在天上飞,越人认为是野鸭子,楚人认为是燕子,其实天鹅还是天鹅。张融临死前,嘱咐给他一手拿《孝经》,一手拿《老子》。这是个三教合一的人物。
        这时佛道之争,道教强调佛道合一,佛教则极力把二家分开,强调自己和道教不一样,说明佛教力量此时强大了,而道教的力量衰落了。
        这次争论仅仅是口舌之争,实践中,夷夏之辩也时时影响着人们的实际行动。
        十六国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信奉佛教。石虎说,我是胡人,应当信奉胡神。北魏太武帝为了表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下决心灭佛。他在灭佛诏书里说:我承天受命,要除去伪教,信奉真教,以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统治。从今以后,假如有人敢信奉胡神,及造泥人、铜人形象的,格杀勿论。所有的佛陀形象及胡经,全部焚毁。
        唐代建国不久,决定复兴道教。唐朝皇帝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应该崇奉道教。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令,规定道士地位在佛教之先。佛教徒大不满意,纷纷反对。一个叫法琳的和尚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出于鲜卑族拓跋氏,与陇西李姓无关,劝唐太宗自认为是阴山贵族之后。在这里,佛教徒也想利用夷夏之辩,争取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李世民以后,内地夷夏之辩在三教关系上不甚突出了。在辽代,仍然避不开这个问题。
        辽代建国之初,要选一种正式信奉的宗教。臣子们都说,应该信奉佛教。但耶律阿保机说,佛不是中国的宗教,不能信奉。太子耶律倍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尊奉,应该祭祀孔子。阿保机大喜,于是也像汉人一样,命京城及各州府县,都大修孔子庙。并命太子倍春秋各一次像汉人一样地进行祭祀。
        各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交流,儒佛道日益接近,都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夷夏之辩的声音,以后在三教问题上越来越衰微,以至几乎完全沉寂。以后即使有人再提这个问题,它的含义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