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理异实相通
现在流行的意见认为,儒是“家”,儒家是个哲学派别;佛是“教”,佛教是宗教。儒家和佛教,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眼里,却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差别。
释迦牟尼和孔子,一般来说,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俩,一个创立了佛教,一个创立了儒家。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他俩都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代,儒佛道三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释迦、孔子、老子,谁才是真正的圣人?争论之中,自然各为其主。有的贬低别人,如有人贬低老子,著《老聃非大圣论》。有人则主张调和,如沈约著《均圣论》,认为孔子、释迦都是圣人。三教长期并存,谁也消灭不了谁,最后的结局,是互相承认,孔子、释迦、老子三人都是圣人。
今天许多人不明白圣人的神圣性。认为圣人还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孙悟空向玉皇大帝讨封,他的最高要求是作个“齐天大圣”。大圣,就是神,而且是级别最高的神灵之一种。
中国古人,把孔子、释氏、老子一样看待,也就用一样的态度祭祀他们。从有案可查的记载来看,楚王刘英祭老子又祭佛陀,后来汉桓帝也是老子、佛陀并祭,在不少人看来,这说明佛、道是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实际上,刘英、汉桓帝之所以不祭孔子,只是因为孔子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有专门的场所和仪式。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孔子的祭礼虽时有不周,但大体不变。一般在春秋两季,由宰相或太子,甚至皇帝到孔庙致祭。而且全国每个县,都要修孔庙,每年春秋两季由当地学官或行政主官致祭;至于学生,则每月朔望必祭,甚至天天行礼。唐代,曾规定全国各地必建老子庙,和孔子相媲美。佛教一般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佛的寺庙只好由民间集资来兴建。如果哪个皇帝信佛,可以动用国家财力,但一般不列入国家正式祀典。
至少从宋代开始,像佛教到处修菩萨庵、罗汉堂一样,儒者们也到处修先贤祠。
今天的人们认为儒者祭孔子和佛教祭释迦不一样,认为祭孔、祭先贤仅具有纪念意义,就像今天修个某某烈士纪念馆一样。但古人却不认为有这样的区别。
当然,大雄宝殿的佛祖不一定就是释迦。比如说是三世佛大日如来佛等等,释迦只是佛的化身。但孔子呢?据朱熹说:天生下百姓,都给了他们仁义礼智之性。但由于气禀所造成的气质不同,人们多不能完全保持他们那固有的善良本性。一旦有特别聪明又行为高尚的人出现于人间,天必然任命他作亿万人的君主或导师,使他治理和教化人民,使人民恢复他们原来固有的善良本性。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就是这样的君主和导师。周朝末年,世风日下,教化不修,这时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他没有君主和导师的社会地位,但他却行使着教化百姓的责任。孔子传到孟子,道统就失传了。直到二程出来,才又接续上这失传的道统。
佛教认为释迦是佛的化身之一,朱熹说孔子是天即上帝任命的,教化人民的导师。这颇有点像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是安拉的使者。而孔子,则是上帝的使者。说法不同,其神圣性则丝毫不减。如果可以把佛作为佛教的至上神,释迦只是佛的化身之一;则天是儒家的至上神,孔子是天的使者。如果说佛是觉悟而已,是真如,是如来,并不像世俗所说的那样;那么,儒家的天或上帝,也不是世俗知道的玉皇大帝。儒者的上帝,就是封建国家列入正式祀典的昊天上帝。依儒家解释,昊,就是元气浩大的意思。所以上帝就是那浩渺无际的元气。从形体讲,可叫作天,天虽然是元气,但可以赏善罚恶。因此,从它的主宰作用讲,叫作上帝。所以封建国家正式祀天的地方,也只建一个圆坛,以象征天圆而已。这是至今北京天坛仍保留的形制。
如此说来,凡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儒佛差别,在古代都不成其为差别。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认为的儒佛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如详细说来,得写一本书。这里举几个宋代以来的例子吧。
有人向朱熹的密友张栻提出这样的问题:儒家讲,心不能放荡,应让它常存在身上,这与佛教讲的应常存此心区别何在呢? 张栻说:字词相同,但所存的心有公私不同。我们儒者所存的,是被收回来的那颗放荡的心。收回这颗放荡的心,就天理常存。这样,就会想他所想的,作他当作的。佛教所说的存心,只是想让这颗心什么也不作就是了。心里该有的他不知道有,该想的他不去想。他们把无所作为当成宗旨、作为日常功课。自私自利,叫作不懂天理。
朱熹说,韩愈认为,谈论人性的有五家,现在讲人性的,多掺杂着佛教、道教的意思。韩愈讲得很对。我们儒者说的本性,它的本体就是仁义礼智信。佛教和道教说的性,是先有个虚空的性,然后再生出仁义礼智。不然的话,就说性是一个虚空,里面包着这四样。人们往往分辨不清,多以为佛教说的也很对,和儒者一致,其实是不一致的。
罗钦顺说,佛家把知觉作为性,始终不知性就是理,却强要把我们儒家认为同道。这是不可以的。依罗钦顺说,则佛教此时积极向儒家靠拢,并且要认儒家为同道了。
明末清初,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此后又编《宋元学案》。没编完,他的儿子和学生接着编。黄宗羲师生父子总结了宋明以来的学术。宋明的学术,依他们的意见,从程颢开始。程颢是接续孟子以后失传了的道统的第一人,是孟子以后一千四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真儒。原因何在呢?在于他的学问把“认识仁”当作根本和宗旨。认识了仁,就可以定性。怎么认识仁,程先生说:“存久自明。”后来的学者评论程颢,常常怀疑他是禅学。却不知儒和佛的区别,只在于理和无理而已。并不是凡向内心寻求领悟、寻求自得者就是佛教禅学。
依黄宗羲父子的意思,儒与禅的区别,仅仅在于寻求的是不是天理!这是对张栻、朱熹、罗钦顺等人儒佛之辨的概括与总结。而凡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差别,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是差别,或者说,他们认为那不是差别。
天理是什么? 就是程颢的仁,张栻的公心,应当想应当作的东西,也就是朱熹的仁义礼智。在其它方面,儒佛都完全一致,就这一点不一致。佛追求的是寂灭清净,儒追求的是仁义礼智。这就是儒家自己对儒佛之辨的总结。
释迦牟尼和孔子,一般来说,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俩,一个创立了佛教,一个创立了儒家。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他俩都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魏晋南北朝时代,儒佛道三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争论:释迦、孔子、老子,谁才是真正的圣人?争论之中,自然各为其主。有的贬低别人,如有人贬低老子,著《老聃非大圣论》。有人则主张调和,如沈约著《均圣论》,认为孔子、释迦都是圣人。三教长期并存,谁也消灭不了谁,最后的结局,是互相承认,孔子、释迦、老子三人都是圣人。
今天许多人不明白圣人的神圣性。认为圣人还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孙悟空向玉皇大帝讨封,他的最高要求是作个“齐天大圣”。大圣,就是神,而且是级别最高的神灵之一种。
中国古人,把孔子、释氏、老子一样看待,也就用一样的态度祭祀他们。从有案可查的记载来看,楚王刘英祭老子又祭佛陀,后来汉桓帝也是老子、佛陀并祭,在不少人看来,这说明佛、道是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实际上,刘英、汉桓帝之所以不祭孔子,只是因为孔子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有专门的场所和仪式。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孔子的祭礼虽时有不周,但大体不变。一般在春秋两季,由宰相或太子,甚至皇帝到孔庙致祭。而且全国每个县,都要修孔庙,每年春秋两季由当地学官或行政主官致祭;至于学生,则每月朔望必祭,甚至天天行礼。唐代,曾规定全国各地必建老子庙,和孔子相媲美。佛教一般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佛的寺庙只好由民间集资来兴建。如果哪个皇帝信佛,可以动用国家财力,但一般不列入国家正式祀典。
至少从宋代开始,像佛教到处修菩萨庵、罗汉堂一样,儒者们也到处修先贤祠。
今天的人们认为儒者祭孔子和佛教祭释迦不一样,认为祭孔、祭先贤仅具有纪念意义,就像今天修个某某烈士纪念馆一样。但古人却不认为有这样的区别。
当然,大雄宝殿的佛祖不一定就是释迦。比如说是三世佛大日如来佛等等,释迦只是佛的化身。但孔子呢?据朱熹说:天生下百姓,都给了他们仁义礼智之性。但由于气禀所造成的气质不同,人们多不能完全保持他们那固有的善良本性。一旦有特别聪明又行为高尚的人出现于人间,天必然任命他作亿万人的君主或导师,使他治理和教化人民,使人民恢复他们原来固有的善良本性。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就是这样的君主和导师。周朝末年,世风日下,教化不修,这时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他没有君主和导师的社会地位,但他却行使着教化百姓的责任。孔子传到孟子,道统就失传了。直到二程出来,才又接续上这失传的道统。
佛教认为释迦是佛的化身之一,朱熹说孔子是天即上帝任命的,教化人民的导师。这颇有点像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是安拉的使者。而孔子,则是上帝的使者。说法不同,其神圣性则丝毫不减。如果可以把佛作为佛教的至上神,释迦只是佛的化身之一;则天是儒家的至上神,孔子是天的使者。如果说佛是觉悟而已,是真如,是如来,并不像世俗所说的那样;那么,儒家的天或上帝,也不是世俗知道的玉皇大帝。儒者的上帝,就是封建国家列入正式祀典的昊天上帝。依儒家解释,昊,就是元气浩大的意思。所以上帝就是那浩渺无际的元气。从形体讲,可叫作天,天虽然是元气,但可以赏善罚恶。因此,从它的主宰作用讲,叫作上帝。所以封建国家正式祀天的地方,也只建一个圆坛,以象征天圆而已。这是至今北京天坛仍保留的形制。
如此说来,凡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儒佛差别,在古代都不成其为差别。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认为的儒佛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如详细说来,得写一本书。这里举几个宋代以来的例子吧。
有人向朱熹的密友张栻提出这样的问题:儒家讲,心不能放荡,应让它常存在身上,这与佛教讲的应常存此心区别何在呢? 张栻说:字词相同,但所存的心有公私不同。我们儒者所存的,是被收回来的那颗放荡的心。收回这颗放荡的心,就天理常存。这样,就会想他所想的,作他当作的。佛教所说的存心,只是想让这颗心什么也不作就是了。心里该有的他不知道有,该想的他不去想。他们把无所作为当成宗旨、作为日常功课。自私自利,叫作不懂天理。
朱熹说,韩愈认为,谈论人性的有五家,现在讲人性的,多掺杂着佛教、道教的意思。韩愈讲得很对。我们儒者说的本性,它的本体就是仁义礼智信。佛教和道教说的性,是先有个虚空的性,然后再生出仁义礼智。不然的话,就说性是一个虚空,里面包着这四样。人们往往分辨不清,多以为佛教说的也很对,和儒者一致,其实是不一致的。
罗钦顺说,佛家把知觉作为性,始终不知性就是理,却强要把我们儒家认为同道。这是不可以的。依罗钦顺说,则佛教此时积极向儒家靠拢,并且要认儒家为同道了。
明末清初,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此后又编《宋元学案》。没编完,他的儿子和学生接着编。黄宗羲师生父子总结了宋明以来的学术。宋明的学术,依他们的意见,从程颢开始。程颢是接续孟子以后失传了的道统的第一人,是孟子以后一千四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真儒。原因何在呢?在于他的学问把“认识仁”当作根本和宗旨。认识了仁,就可以定性。怎么认识仁,程先生说:“存久自明。”后来的学者评论程颢,常常怀疑他是禅学。却不知儒和佛的区别,只在于理和无理而已。并不是凡向内心寻求领悟、寻求自得者就是佛教禅学。
依黄宗羲父子的意思,儒与禅的区别,仅仅在于寻求的是不是天理!这是对张栻、朱熹、罗钦顺等人儒佛之辨的概括与总结。而凡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差别,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是差别,或者说,他们认为那不是差别。
天理是什么? 就是程颢的仁,张栻的公心,应当想应当作的东西,也就是朱熹的仁义礼智。在其它方面,儒佛都完全一致,就这一点不一致。佛追求的是寂灭清净,儒追求的是仁义礼智。这就是儒家自己对儒佛之辨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