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家学者虽然借助佛道理论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从宋代开始,儒家学者几乎没有不排斥佛教的。因为他们在吸收佛道二教理论时,真正做到了批判继承:经过他们的消化,吸取其有用的,批判其错误的。吸取的,他们不说是吸取,而说是儒家本有的,或许他们这种说法是真诚的。不论如何,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新创造源于佛道二教。对于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则坚决批判,以表明他们的儒家立场。
        比如张载。他从哲学本体论上批判佛、道二教。张载说,佛教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以心法起灭天地”。就是说,他们认为用自己的心可以使天地产生和毁灭,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是不知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不知道天如何把它的命令传达给事事物物。张载认为,这是由于一气聚散。万物都是气的凝聚,死后又复归于气。那茫茫太虚,就是天。而太虚,就是气。万物在这太虚之气中聚散,就像冰在水中。冬天水结成冰,夏天冰化成水。这个过程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太虚之气聚成人和物,人和物又复归太虚之气,也是必然的,谁也阻止不了的过程。并不是佛教说的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依佛教的说法,则天地间的一切,甚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幻妄,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这不过是他们的虚猜妄说,不能对世界有个正确的认识罢了。他们不知天地之真,局限于自己一己的所见所闻,以这点所见所闻去推测天地状况,并沉溺于这种推测之中不能自拔,从而认为天地不过是一粒尘土,一片草叶,而人生不过是梦幻。这是“以小缘大”,即把局部的、有限的认识推广到一般的无限的知识,这是不会正确的。
        张载对佛教的批判是深刻的,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根本。佛教的一切教义,都建立在世界是虚幻这一根本问题上。假如他们承认世界的真实性,一切教义也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张载不仅指出了佛教的理论错误,而且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那是他们把非常局部的一点认识推广到全局、普遍。
        张载也批判道教。道教以《老子》为最高经典。《老子》讲“无中生有”,所以他们要返本还元,复归于元气,甚至复归于虚无。张载说,太虚就是气。知道这一点,就没有“无”。因为太虚之气是永恒存在的。它只有聚散,而没有有无。
        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以后,张载第一个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张载的批判比韩愈要深刻得多,这表明人们对佛、道二教的认识也比以前深刻多了。
        二程对佛教也进行了批判。程颢说,佛教的为害,比杨、墨更厉害。因为佛教说的“近理”。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佛教的说法和他们相近,所差无几。因此,很难辨别谁对谁错。他承认佛教所言近理,也就是承认了佛教教义的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也说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和佛教相近,所差无几。
        据说程颢常常读佛经、道经,谈话讲学,也往往引用佛经道经的话。程颐的态度比程颢坚决,他不看佛经、道经,讲话中也不引用佛经、道经的话。实际上,程颐也看佛经、道经。不看他怎么批评?不过他态度更为明朗罢了。程颐说,学佛的人大多要追求忘掉是非,是非怎么能忘呢?是非之中,有许多道理,为什么要忘?心就在这些事中,事以外没有心。世人只是被事牵着鼻子走,所以感到又苦又累。如果不是这样,那物将受我支配,哪里有什么苦累?
        心,也就是我们说的精神。精神的存在及其活动,总是与某些具体思想联系着。有心,就是要想问题,无心,就是不想问题。泥像木偶无心,他们不想问题。人的心,没有不被许多内容充满的。我们只能在某些场合中只谈论心而撇开它的内容,在实践中却无法使心脱离内容而存在,因此也就无法忘掉那些是是非非。佛教却要追求那忘却是非、一念不起的心。这样的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无心。涅槃寂静就是无心。程颐对佛教的批判也是深刻的。
        朱熹早年虽也出入佛老,但他对佛老同样有许多批评,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和佛教、道教划清了界限。他的后继者说,不少学者想求道,想得到那最根本、最高超的道理。但看到儒经的传注是那么多,浩如烟海,无所适从,也难辨其是非。所以向往着那不立文字,也不用修行,用一种简捷明了的方法,可直接得道的途径。他们守着那空虚无物的精神,忘记了儒者讲的天理,并且借儒书的语言来文饰佛教、道教的说法。学者们为了图便利,也信这一套,于是抛弃经典,诋毁圣贤,钻牛角尖,自以为大彻大悟。另外一些见识不高的人,则又计较功利,推崇汉唐。朱熹和这两种人都不一样。他把《四书》作为学者入道的开端,然后再读其他儒经。《大学》使人提纲挈领,《论语》、《孟子》使人融会贯通,《中庸》使人达到理论高峰,明白根本。读书时,也先让人们明白读音、正确解释字句。从字里行间,去领会它的意思。有不懂的,谆谆诱导,从不倦怠,甚至常常讨论到深更半夜。在弄懂的基础上,再自省自问,进入那更高的境界。朱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的一言一行,好像不经意,却都合乎规矩。
        这是从入道的途径上讨论朱熹和其他儒家学派的差别,而既然认为那些学派是用儒者言辞文饰的释老之说,那么这也是朱熹和佛教的基本差别。
        与朱熹同时的叶适,则又从另一角度批佛。叶适说,张载、二程批评佛道二教都很深刻,但却不知自己从事的全是佛教的学问。佛道二教之所以和儒家不同,根本在于为学的目的和方向。周公、孔子的学说,根本在于建立德行,辛苦劳碌,谦让有礼,用于为世人服务,而不考虑区区一身之得失。佛教、道教主要是考虑自己如何安身处世,立论高超,把建立德行和功业作为与人世周旋的工具,看到可作时就作一下,不可作时就马上逃避,并不以为治理天下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唉!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已被佛、道二教同化却还要来辨明什么儒佛之别的人呢。
        是的,宋明儒者,绝大多数的追求,是自己的心性修养,自己如何安身处世,这一点,和佛道二教完全一样。可以说他们出佛入老的最主要的收获,不在于他们某些词句和佛相似,而在于他们的方向。们一面批佛,一面用佛,这就是叶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