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借佛道羽毛丰
宋代建国之初,士大夫仍然向往佛教、道教,就是韩愈所说的出入佛老。一些人信佛,一些人信道。直到北宋中叶,许多知名的文人学者还是如此。比如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等信道,他们分别给自己取有道号。如欧阳修号六一子,司马光号齐物子。欧阳修晚年,还经常穿起道袍,这些是以儒为主而兼信道的。
有个叫种放的人,起初他隐居修道,后来应聘做官,成了恶霸官僚,欺压良民。死的时候,他又要求穿上道袍,这是道而兼儒的。
像王安石,佛学思想就多一点,特别是晚年,佛学思想就更多。其实王安石也信道。他曾注《老子》,在道教中流传甚广。但他的基本立场是儒,也毫无问题。
社会上佛道学说流行,影响到国家考试。士人们往往在试卷中谈论心性问题。在司马光看来,这都是异端邪说,并主张对在考试中大谈心性的考生,一律不取。
有人曾描写了当时的学术风气,说士人们甚至把佛经看得比儒经还高明。不少人认为,许多道理,儒经中没有,但佛经中有。真正能坚持儒家立场并且不受佛、道二教干扰的,寥若晨星。
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佛、道二教确实在理论上比儒家有较高的建树。另一原因,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士人们无书读。而寺庙道观受破坏较少,又有藏书可读。寺庙又有施舍积德的义举,使得一些贫穷的书生往往托身寺庙,既有饭吃,又有书读。后来留传着不少士人与寺院关系的故事。与寺院关系好的,做了大官,就报恩报德;不好的,也会抱怨报仇,至少是发泄一通不满。传说吕蒙正家穷,在寺庙寄食。时间长了,惹得和尚们讨厌。于是和尚们商定:吃饭以后再敲钟。吕蒙正听到钟声赶去,和尚们已吃完饭了,只好空腹而归。所以后来有“恼恨和尚饭后钟”的诗句。
这样的事大约是少数,多数还是对士人很好。士人们读人家的书,许多也就拜僧、道为师,佛道又有一套较为精制的心性理论,不由人不作佛教、道教的思想俘虏。不久以后,儒者的不满又产生了。最早起来提倡复兴儒学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但他们提出的,多是纲常名教等伦理道德问题。这些还不足以与佛道二家理论抗衡。但是以他们为契机,出现了儒学的复兴。北宋中叶,儒学群星灿烂,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奠定了新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的基础。
这些学者,在建立他们学说的时候,大多都有深厚的佛学和道教学说的修养。
比如张载,他起初遵照范仲淹的教导,先读《中庸》,后来又读佛教、道教的书,钻研了好多年,觉得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又回头读儒经。这次翻然领悟,认为佛道二家的理论,儒经中早就有了。于是站稳了儒家立场,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事情非常明白,在没读佛经以前,他从儒经中读不出那么多道理。读了佛经以后,他从儒经中就读出了许多道理。那么,他的道理来自哪里? 也就非常清楚了。至于二程和朱熹,在建立他们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也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佛教或道教中吸取了营养。
他们从佛教和道教中吸取的营养,主要是心性问题的理论。
在《论语》中,孔子的高足子贡说,他们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问题。确实,孔子仅仅讲过“性相近”,对人性问题没有作过深入探讨。孟子后来才讲人性善,而从汉到唐,儒者们一般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种,理论比较简单。然而,宋代儒者的中心问题,却是心性问题。他们甚至公开和孔子唱反调,比如张载说:不懂性与天道,就无法制礼作乐。而制礼作乐,乃是儒家政治学说中最重要的事。这在实际上也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不讲性与天道是不行的。
当时就有人指出,宋代儒者的学说窃取了佛道二家,和孔子不讲性与天道的宗旨大相径庭。但宋代儒者们辩解说,孔子表面上不言性与天道,实际上,没有一处不言性与天道。他们按这样的精神来理解儒学、宣传儒学,注解儒家的经书。
表面上,他们仍然尊崇儒家经书,实际上,从唐朝末年开始,韩愈的后继者就把《中庸》等著作的地位抬高了。所以北宋中叶,范仲淹劝张载读的,也就是《中庸》。因为《中庸》里讲了很多性与天道问题。在他们眼里,这才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眼光,是因为受到了佛教道教心性学说的影响。就是说,他们抬高《中庸》等本身,就是受佛道二家影响的产物。到朱熹,终于将《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四书》出现以后,五经虽仍受尊崇,但实际地位已在《四书》以下。直到如今,戏剧上的台词,往往还有“《四书》、五经都读通”之类的话。这说明,人们在下意识中,已经认为《四书》是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儒学著作。
宋代儒者谈心性,一个崭新的观点是提出了“气质之性”的问题。学者们在儒家经典及传统中,找不到气质之性的根据。其实这是来源于道教的理论。
宋明时代,儒学内部也进行着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互相攻击,你说我是佛,我说你是道。就像《聊斋志异》中《莲香》那一篇,两个姑娘你说我是鬼,我说你是狐.其实她们说得都对。宋明理学内部的斗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理学的实质。
在儒与佛这种相互吸收、又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儒学羽翼丰满了。理学以其高水平的哲学建树逐渐代替了佛、道二教的地位,佛道二教从此以后就逐渐干瘪了。
有个叫种放的人,起初他隐居修道,后来应聘做官,成了恶霸官僚,欺压良民。死的时候,他又要求穿上道袍,这是道而兼儒的。
像王安石,佛学思想就多一点,特别是晚年,佛学思想就更多。其实王安石也信道。他曾注《老子》,在道教中流传甚广。但他的基本立场是儒,也毫无问题。
社会上佛道学说流行,影响到国家考试。士人们往往在试卷中谈论心性问题。在司马光看来,这都是异端邪说,并主张对在考试中大谈心性的考生,一律不取。
有人曾描写了当时的学术风气,说士人们甚至把佛经看得比儒经还高明。不少人认为,许多道理,儒经中没有,但佛经中有。真正能坚持儒家立场并且不受佛、道二教干扰的,寥若晨星。
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佛、道二教确实在理论上比儒家有较高的建树。另一原因,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士人们无书读。而寺庙道观受破坏较少,又有藏书可读。寺庙又有施舍积德的义举,使得一些贫穷的书生往往托身寺庙,既有饭吃,又有书读。后来留传着不少士人与寺院关系的故事。与寺院关系好的,做了大官,就报恩报德;不好的,也会抱怨报仇,至少是发泄一通不满。传说吕蒙正家穷,在寺庙寄食。时间长了,惹得和尚们讨厌。于是和尚们商定:吃饭以后再敲钟。吕蒙正听到钟声赶去,和尚们已吃完饭了,只好空腹而归。所以后来有“恼恨和尚饭后钟”的诗句。
这样的事大约是少数,多数还是对士人很好。士人们读人家的书,许多也就拜僧、道为师,佛道又有一套较为精制的心性理论,不由人不作佛教、道教的思想俘虏。不久以后,儒者的不满又产生了。最早起来提倡复兴儒学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但他们提出的,多是纲常名教等伦理道德问题。这些还不足以与佛道二家理论抗衡。但是以他们为契机,出现了儒学的复兴。北宋中叶,儒学群星灿烂,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奠定了新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的基础。
这些学者,在建立他们学说的时候,大多都有深厚的佛学和道教学说的修养。
比如张载,他起初遵照范仲淹的教导,先读《中庸》,后来又读佛教、道教的书,钻研了好多年,觉得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又回头读儒经。这次翻然领悟,认为佛道二家的理论,儒经中早就有了。于是站稳了儒家立场,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事情非常明白,在没读佛经以前,他从儒经中读不出那么多道理。读了佛经以后,他从儒经中就读出了许多道理。那么,他的道理来自哪里? 也就非常清楚了。至于二程和朱熹,在建立他们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也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佛教或道教中吸取了营养。
他们从佛教和道教中吸取的营养,主要是心性问题的理论。
在《论语》中,孔子的高足子贡说,他们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问题。确实,孔子仅仅讲过“性相近”,对人性问题没有作过深入探讨。孟子后来才讲人性善,而从汉到唐,儒者们一般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种,理论比较简单。然而,宋代儒者的中心问题,却是心性问题。他们甚至公开和孔子唱反调,比如张载说:不懂性与天道,就无法制礼作乐。而制礼作乐,乃是儒家政治学说中最重要的事。这在实际上也就是说,要治理好国家,不讲性与天道是不行的。
当时就有人指出,宋代儒者的学说窃取了佛道二家,和孔子不讲性与天道的宗旨大相径庭。但宋代儒者们辩解说,孔子表面上不言性与天道,实际上,没有一处不言性与天道。他们按这样的精神来理解儒学、宣传儒学,注解儒家的经书。
表面上,他们仍然尊崇儒家经书,实际上,从唐朝末年开始,韩愈的后继者就把《中庸》等著作的地位抬高了。所以北宋中叶,范仲淹劝张载读的,也就是《中庸》。因为《中庸》里讲了很多性与天道问题。在他们眼里,这才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问题。而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眼光,是因为受到了佛教道教心性学说的影响。就是说,他们抬高《中庸》等本身,就是受佛道二家影响的产物。到朱熹,终于将《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四书》出现以后,五经虽仍受尊崇,但实际地位已在《四书》以下。直到如今,戏剧上的台词,往往还有“《四书》、五经都读通”之类的话。这说明,人们在下意识中,已经认为《四书》是比五经更为重要的儒学著作。
宋代儒者谈心性,一个崭新的观点是提出了“气质之性”的问题。学者们在儒家经典及传统中,找不到气质之性的根据。其实这是来源于道教的理论。
宋明时代,儒学内部也进行着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互相攻击,你说我是佛,我说你是道。就像《聊斋志异》中《莲香》那一篇,两个姑娘你说我是鬼,我说你是狐.其实她们说得都对。宋明理学内部的斗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理学的实质。
在儒与佛这种相互吸收、又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儒学羽翼丰满了。理学以其高水平的哲学建树逐渐代替了佛、道二教的地位,佛道二教从此以后就逐渐干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