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它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自己与中国固有的思想、道德的关系问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始终贯串着它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互相排斥对立,又互相渗透吸收的内容。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的知识分子,无不受到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影响。标榜反佛的思想家,未必不受释家的影响;身披袈裟的僧人,未必不受儒家的熏陶。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著名的盛唐时代,从中选取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王维,比较一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比较一下儒、道、释三家对文人的不同影响。
        杜甫(712—770)、李白(701—762)、王维(692—761),三位诗人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在当时均享有盛名,都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性转折。三人的思想都很复杂。我们很难说哪一位诗人仅仅受了某一家思想的影响。可是,从大体上看,杜甫的一生,更多地体现出儒家的影响;李白的一生,更多地体现出道家的影响;而王维的一生,则更多地体现出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
        事实上,三位大诗人在盛唐时代,亦即他们年轻的时代,诗歌的风格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差距。同样地充满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昂扬奋发的浪漫情调。李白的不必说,杜甫早期的诗歌也是那么浪漫奔放,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代表: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王维早年的诗风也洋溢着盛唐的气息,如他的《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他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同样的乐观、同样的自信、同样的风华秀丽。
        在遭到人生的挫折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他们诗歌的风格差异明显地拉大了。李白不改其浪漫,可是,浪漫之中,揉进了悲愤和苦闷。杜甫则逐步地走向深沉的忧患,锤炼出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王维则追求一种恬静、萧索、凄清、冷漠的风格。之所以产生这种差距,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例如时代的影响、个性气质和生活遭际的殊异等,但诗人自己对各家思想的选择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甫很自然地向儒家那儿去寻觅精神的依托。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依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虽说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但实际上是有道也要进取,无道也要进取的。清人顾炎武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好地概括了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使命感。杜甫所写的最动人的作品,正是那些表达了“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语)精神的篇章。杜诗被誉为“诗史”,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圣人是儒家做人最高的标准,“诗圣”的名称是极高的荣誉,是从道德上、政治上去评价杜甫。李白和王维的诗名也很大。就当时而言,他们的诗名比杜甫还大。可是,李白被誉为“诗仙”,王维被誉为“诗佛”,他们都未能得到“诗圣”的桂冠。“诗仙”不是从政治、从道德着眼的,“诗佛”当然也不是。李白曾经有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志向,可是,指导他的思想主流是道家的思想。如鄙视权势、功成身退、酷爱自由、返朴归真、远害全身等等,都和儒家格格不入。所谓“诗仙”,是诗中之仙。“仙”不是儒家,也不是佛教的理想,而是道教的理想。神仙是超脱的。他对于社会没有太大的责任。得意时在社会之“上”,失意时在社会之“外”。李白就是这样。年青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道士说他有仙风道骨,可以与神仙一起四方漫游。李白听了十分高兴,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鹏赋》。后来李白到了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他,就惊叹说:“此天上谪仙人也。”李白之所以被誉为“诗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诗风,犹如天马行空;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风采神韵,他的处世态度。支撑这种诗风、这种风采神韵的基础,正是道家的或道教的思想。至于王维,他的思想和诗风,则处处体现出佛教的浸润。通过王维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明白,佛教是通过什么途径,作用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
        王维受佛教的影响,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家庭的影响。王维的母亲崔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名普寂,是神秀的弟子。而神秀则是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去世以后,普寂成为佛教领袖,“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曾经特地下诏,“今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这样,普寂的号召力就更大了。王维的胞弟王缙,曾经做过大照的弟子。王维的集子中,有一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由此可见,王维全家和大照禅师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尽管如此,王维的青年时代,他的早年的诗歌,看不出多少佛教的影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凡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踌躇满志,乐观自信,又躬逢盛世,总觉得百事可为。虽然也会有牢骚,有不平,可是,总觉得有希望、有前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渐深,挫折备尝之后,有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的感慨,才会逐渐感到人生的痛苦,然后向佛、老靠拢,以寻求解脱。儒家的理论,重伦理、重道德,主要是讲如何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当一个人积极入世,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佛教和老庄对他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最多是一种补充。因为佛教讲成佛之路,道教讲成仙之道,道家讲阴柔守雌,讲远害全身、功成不居,不讲建功立业,不讲治国平天下。可是,当一个人遇到挫折,遇到不公正的遭遇的时候,儒家能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呢? 无非是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听天由命。儒家的这一套,麻醉的功能不强。儒家的入世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太强了,一句安贫乐道,一句听天由命,怎么能抹掉这种精神和使命感呢? 其实,孔子自己就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他生当动荡不安、四海骚然的时代,可谓生不逢时。他四处奔波,以求一逞,自己就没有“听天由命”。在这种情况下,道家、道教、佛教就起来发挥作用,占领阵地,弥补儒家的不足。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儒家有一大套理论和办法。可是,对于如何解决人生的痛苦、解决思想的苦恼,儒家却没有多少办法。中国文人的学习佛教,义理重于信仰。他们往往是先从经史子集中受了儒家的影响,学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理论,后来又学佛教。他们的兴趣,在于从佛教中寻找儒家理论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王维来说,主要是从佛教中寻找一种寄托和解脱。
        家庭的佛教气氛并没有促使王维走上信仰的道路。王维的父亲早已亡故,兄弟五人,王维是老大。还有妹妹。侍奉老母、抚养弟妹的责任早早地落在他的肩上。这种经济处境也不允许他一开始就去奉斋敬佛。他作为一个家境贫寒的青年,为了摆脱贫穷,只有走科举的道路。开始的时候,还是顺利的。十九岁那年,王维参加了京兆府试。三十岁那年,考中了进士。不久,就担任了太乐丞。虽然不能算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也算是比较顺利的。谁知道他当太乐丞仅仅几个月,就因为伶人舞黄狮子而获罪,一下子贬到济州(今山东省长清县)司仓参军。有的研究者指出,王维的贬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王维与歧王李范、宁王李宪、薛王李业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三王都是唐玄宗的兄弟,王维正由此而获罪。所谓伶人舞黄狮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出贬济州对于王维来说,是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开元十七年左右,王维拜荐福寺的道光禅师为师。荐福寺是唐代长安翻译佛经的一座大寺庙。从此以后,王维逐渐向佛教靠拢。他的诗歌中慢慢地渗进了佛教的禅理。张九龄的贬职是对王维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张九龄是唐玄宗时著名的贤相。他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曾经揭露安禄山有反心,曾经对玄宗说任用李林甫为相将会“祸延宗社”。张九龄不幸而言中,安禄山日后果然谋反,李林甫也果然“祸延宗社”,而张九龄的遭贬竟成了玄宗一朝,乃至整个唐朝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张九龄的拜相曾经燃起了王维的希望。王维急切地向张九龄自荐,张九龄对王维也很赏识,提拔王维当了右拾遗。右拾遗是个“从八品上”的小官,可是职务很重要,可以向皇帝进谏及推荐人才。王维当时心情兴奋,以为从此可以一展抱负了。谁知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诬,贬职荆州,使王维刚刚燃起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冷却了。这一次精神上的打击促使王维更加向消极的方向发展。王维并没有李白那种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洒脱,也没有杜甫那种欲留不能、欲去不忍的痛苦,而是采取一种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人生态度。开始是内方外圆,内心愤激不平,外表圆通平和。后来是内圆外圆,内心的那一点点不平也磨平了。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宝十四年,王维六十四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没有来得及跟着唐玄宗一起逃跑,做了安禄山的俘虏。安禄山授给王维官职。王维内心不愿接受,但也不敢反抗。唐军收复洛阳后,王维、郑虔等陷贼的官员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被押回长安。王维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后来,肃宗接受李岘的建议,对陷贼的官员按情节的轻重六等定罪。王维因为在作俘虏的时候写过一首怀念朝廷的诗,这首诗又曾经传到肃宗那儿,受到肃宗的赞许;王维的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维赎罪,又有崔圆等重臣保赦,王维才得以免罪,只是罢官了事。不久,王维又复官、升职。尽管如此,安史之乱给王维心灵上留下的伤痕是很深的。在封建社会,失节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虽然王维保住了高官厚禄,但失节的耻辱一直煎熬着他晚年的心灵。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在他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责躬荐弟表》中又说:“久窃天官,每惭尸素。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可见这一奇耻大辱无时无刻不在咬啮着他的心。王维的友人杜甫以王维比庾信,说不应当把王维与陈琳相比:“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虽说对王维的失身叛军有所谅解,但总是一个抹不掉的污点。至于后人,就未必像杜甫这样宽容了。元人刘因在《辋川图记》中便指出:“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至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岂其自负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己于名臣乎? 斯亦不足议者。”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颇致不满。顾氏指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在经历了这样一种重大的变故以后,带着失节的内疚,事敌的负罪感,王维的内心更加颓唐沮丧,也就更加地向佛教靠拢。
        王维与佛教的关系,不但有本人的传记为证,而且有他的作品(诗文、画)为证。《宣和画谱》所录,当时御府所藏王维一百二十六轴画中,有一半是表现佛教题材的。王维最爱画的是维摩诘的像,《云烟过眼录》载:“乔达之篑成号仲山,所藏王维画维摩像如生。”他画的维摩诘,得到时人很高的评价。
        李弥逊《题唐王维画维摩文殊不二图》云:“重可惜者,兵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今御府所藏……维摩诘图二。”(《宣和画谱》)维摩诘之所以得到王维的青睐,不无原因。《维摩诘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受到朝野僧俗的普遍欢迎。维摩诘这个人物,成为南北朝门阀士族最崇拜、极力仿效的理想人格。维摩诘“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静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饭食,而以禅悦可味。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见敬为供养之最。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谐调,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媓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维摩诘的生活方式与一般贵族官僚没有丝毫区别。区别只在于,他的精神境界高于世俗贵族,比有些出家修行的僧人还要高明。维摩诘具有超人的般若正智和无限灵活的善权方便,所以他能够做到这样。没有出家而胜似出家,不放弃世俗的各种享受,同时又领悟了最高的智慧。维摩诘的行为恰好为王维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榜样。这就难怪王维那么喜欢维摩诘,连自己的字也要取为“摩诘”了。用维摩诘的理论去考察历史上的隐士许由,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然要投以鄙夷的目光了。王维六十多岁时所写的《与魏居士书》中说:
        “古之高者曰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而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 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 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 ‘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唐代维摩诘凭几论辩像(敦煌第103窟)

        我们可以将王维的讽刺与朱熹对陶渊明的称许作一比较:“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编》)。陶渊明不恋栈,拂袖而去,“真个能不要”,这就是刺痛王维的地方。难怪他要对陶渊明的乞食施以挖苦了。一面幻想修行成佛,一面又不肯放弃尘世的享乐,这就是王维的心理。
        王维和神会曾经在南阳临湍驿讨论佛道,王维问:“若为修道得解脱?”神会回答说:“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不可得解脱。”即是说,人心本来就是纯净的,不需要再去修,如果有意去修,反而不能达到目的。据说王维得到神会的答复后十分兴奋,后来对别人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神会禅师语录》)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评王维的山水诗时下了这样的断语:“富贵山林,两得其趣。” 这是很中肯的评语。
        佛教不但影响了王维的思想,使他在官隐的生活中得以保持心理的平衡,而且影响了王维的诗风。这里主要是指王维中、晚年的山水诗。这种影响大致通过审美趣味这一中介而得以实现。王维的诗歌中也有一些直接阐发佛理或者直接借用佛教概念的作品,如“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这样的诗。可是,这种诗往往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对后世也没什么影响。这里要谈的,主要是那些受了佛教影响,却没有直接诉诸概念的山水诗。佛教的熏染,佛教的寂灭思想、色空思想,使王维的山水诗努力地追求一种恬静、萧索、凄清、冷漠的意境。例如,像下面的两首小诗: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洵中。(《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砦》)
        通过这些丽句,我们不是可以感到一种与世隔绝的寂寞吗? 我们不妨可以将它们和陶渊明的田园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之一)比较一下,那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写静态,写隐逸,可陶诗描绘的村落黄昏图中,充满人间的气息,而王诗中的山水(指《鸟鸣涧》、《鹿砦》之类的山水诗),却给人以与世隔绝的感受。这是两种不同的心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趣味。
        王维的山水诗明显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是,王维没有重蹈玄言诗的覆辙。两晋的玄言诗,成了枯燥的哲学讲义,诗歌与哲理没有融合一起。山水诗兴起时,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谢灵运的诗中,山水与哲理的结合还很生硬。到了谢脁、庾信,写山水而不带玄言尾巴了,但与此同时,哲理也不讲了。诗趣与理趣结合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陶渊明的田园诗,理趣与诗趣结合得比较好。不但有名句,而且有名篇。诗中有哲理,哲理中有诗。像下面的这首诗,就很有代表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之五)
        陶诗解决了诗与哲理的结合,可是,陶诗的语言比较朴素,不能反映诗歌语言的成就,至少是没能全面地反映诗歌语言的成就。在山水田园诗的领域,同时做到诗与哲理的结合、诗歌语言的风华秀丽,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王维的身上。当然,唐代的很多诗人,包括李白、杜甫,都对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都不如王维。王维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代画师。这是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在这里,佛教的陶冶之功,不完全是消极的。宗教和艺术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帮助王维取得了文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