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的翻译促成了四声的发现,四声的发现推动了诗歌声律论的诞生。这是佛教流播华夏时无意中作出的一个贡献。诗歌原来是可以人乐的,后来逐渐与音乐疏远,仅供诵读。人们在诵读诗歌的时候,很注重诗歌的声音之美。声律论诞生以前,诗歌创作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的声律之美。声律论诞生以后,诗歌创作追求一种有意的、有章可循的、更严格的声律。声律论是关于诗歌创作中声调音律的理论,为南朝萧齐时沈约、周颙等人所创立。声律论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声八病”。“四声”就是汉字的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八病”就是作诗时在声律上应当避免的八种弊病。声律论的产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诗歌声律论的成熟离不开音韻学的进步。东汉之末,服虔、应邵已经开始用反切来给汉字注音。曹魏时,孙炎撰的《尔雅音义》,就采用反切来注音。当时又有李登撰有《声类》一书。晋人吕静撰有《韻集》一书。当时声、韻之分已经十分明显。南朝刘宋的时候,进而发现双声叠韻。与此同时,由于佛经翻译的需要,促成了四声的发现。佛经由梵文写成,梵文是拼音文字,它有高平、低平、高降三个调。要使佛经翻译得准确,就必须对同音字的不同声调作出区分。这样就有了平、上、去三声的辨析,加上已知的入声,便有了四声。陈寅恪《四声三问》中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学说代表人物之故也。”陈寅恪的分析很有道理。沈约、谢脁、王融都是萧子良门下得宠的文人。周颙、沈约曾经参加字音的考审,他们又都佞佛,与佛徒来往密切,他们之成为四声说的倡始人,声律论的代表,是毫不奇怪的。沈约等人从四声出发,有意识地运用声律所揭示的规律,相应地组合诗句中的音节和声调,使诗歌低昂起伏,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这种依据声律论创作的诗歌,就是诗歌史上所谓的“永明体”。永明体还不是严格的、定型的格律诗,它只是从古体到近体的一种过渡性的诗体。至唐初,经过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改进,才发展成完整的律诗。
        在南朝诗歌追求声律之美的新潮中,佛教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推动了四声的发现,佛教施加影响的渠道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佛经。佛教的朗读经文就非常注重声律的美。梁释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中就说:
        “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是以玄师梵唱,赤鹰爱而不移;比近流响,赤鸟悦而忘翥。昙凭动韵,犹令象马踡踰,僧辩析调,尚使鸿鹤停飞。”
        又说:“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长宵,独处闲房,吟讽经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显欣踊,精神畅悦”,“非声则无以警众”,“声韵钟鼓,则四众惊心”。由此可见,佛教在传播佛法的时候,十分自觉地追求声律的美,企图使善男信女在声律的欣赏与陶醉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佛教的俘虏。这种声律的讲究自然不能等同于永明体的声律规范,可是,这种讲求加强了文人对声律的敏感,对追求声律之美的诗歌新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