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艺术的精华
根据现有资料,敦煌莫高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时前秦建元二年(366)。但有不同说法,待考。从那时起历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个朝代,共约千年之久。修建的高潮在隋、唐、五代与宋初。随着时代的变化,石窟艺术的格局、雕塑、壁画的题材也不断发生变化。莫高窟全盛时期,洞窟的数量可能相当多。但后来不少洞窟年久失修,倾圮坍塌。据敦煌研究院调查统计,现存洞窟共四百九十二个。按照这些洞窟反映的艺术风格,可以把它们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初、西夏、元等几个发展时期。
现存北朝洞窟四十个。石窟的建筑形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禅窟,这种形式是从印度佛教的毗诃罗窟发展而来的。如268、285、487等窟。它的形制是主窟为方形或长方形,正壁开凿佛龛,供养佛像。两侧墙壁开凿小禅室,数目依据主窟大小而定,有的每边开两个,有的每边开四个。供僧人在里边修习禅定之用。一种是塔窟,即印度佛教的支提窟。如251、254、257等诸窟。这种石窟的主窟一般为长方形,中间靠后的地方留有一个方形的柱子,象征佛塔,所以称塔窟。柱子顶天立地,四周开凿佛龛,雕塑有佛像。前部为“人字披”屋顶,横梁两端有木质斗拱承托,完全模仿中原木构建筑。塔窟是供信徒们集会、诵戒、绕塔巡礼、进行宗教仪式的。第三种是佛殿,又称“覆斗顶窟”。如272、249、296等诸窟。一般呈方形,顶为倒斗形,正壁开佛龛造像。这种洞窟出现在北朝晚期,主要是仿照汉晋以来的宫殿建筑形式,供信徒群众礼拜、供养之用。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印度阿旃陀石窟、爱罗拉石窟、我国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开凿在石崖上,塑像也都由石头凿成。但敦煌莫高窟所在的山崖,在地质上属于玉门系砾石层,由沙和小石块胶结而成,质地较软,遇外力易碎,不能像云冈、龙门那样制成石制的圆雕与浮雕。敦煌的民间艺术家因地制宜,制作了大量的敷彩泥塑。
北朝时,塑像一般比较简单,早期多以弥勒为主像,大多塑在中心柱或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一般都有两个胁从菩萨。也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等。北周时,出现一佛、两弟子、两菩萨的组合像。早期塑像一般具有西域风格;北魏晚期,传入中原以至南朝的艺术风格,塑像脸型清瘦,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形成“秀骨清像”的风格。北周时出现的阿难、迦叶像,迦叶为胡僧貌,高鼻深目,大眼宽腮。阿难则为汉族形象,少年英俊,脸相丰满。除了彩塑外,中心柱与四壁的上方有的贴有影塑千佛、飞天、供养菩萨等。如432窟的影塑飞天为现存北朝影塑精品。宽衣长袖,挥袖而舞,似乎要迎风翱翔。一铺塑像,往往依据身份、地位之不同,分别用不同的雕塑手法表现之。最主要的佛与菩萨采用圆塑;一般的菩萨、弟子则用高浮塑,即头像为圆塑,肢体隐入壁面。附属性的飞天、供养菩萨等则为模制的影塑。三种雕塑手法相互配合,突出了主体人物,又使整铺塑像的结构和谐统一。
石窟的四壁与顶部,一般都画满了壁画。壁画规划整齐有序。顶部为装饰性的藻井、平棋、椽间自由图案等。四壁上部画有天宫伎乐与装饰性图案。四壁腰部画有的画千佛,有的画主题性故事画,大多为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佛教故事,都以各种形态的单幅画面,或若干单幅画面组成的组画,乃至大幅连环的画面,表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画面一般均有榜题,对画面内容加以说明。除了佛教题材外,也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如伏羲、女娲、玄武、白虎等等。四壁下部为小身供养人像、金刚力士、夜叉等。壁画的技法与风格,既有西域风格,也有中原风格,显示了两种文化形态的交流。
隋朝王室尊崇佛教,隋文帝曾经下令全国写经造像。此时莫高窟开窟造像也达到高潮,十分兴盛。短短三十余年,造了许多洞窟,仅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七十个。隋代的莫高窟艺术明显表现出风格上的新的演变。开皇九年(589)以前,所开凿的石窟基本上继承北周的传统,无论在人物造型、内容布局、窟型、色彩、以及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洞窟比较接近。开皇九年以后,随着隋朝消灭陈朝,统一全国,新的风格开始出现。第一,窟型出现变化。首先出现了须弥山式的中心塔柱,这种中心柱上部呈倒塔型,直通窟顶,塔刹四龙环绕。后来,出现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与人字披顶方形窟。接着又出现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殿堂式的佛殿越来越成为造窟的主流。第二,塑像出现变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的组合格式越来越普遍。为了适应群塑的扩展空间的需要,出现了新的凸字形重层龛口,这种龛的内部显得较为开阔,可以容纳群塑而不致显得拥挤。塑像的技法方面也更加突出所塑对象的个性特点。第三,壁画出现变化。首先,绘画题材更加丰富。开始出现经变画。如阿弥陀佛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但结构都还比较简单。法华经变的规模虽然已经较大,但结构也还比较自由。壁画的技法也有新的突破,从早期的粗犷遒劲走向细腻圆润。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全盛时期。现存的唐代的莫高窟石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吐蕃时代与晚唐,总计共有二百多个。从窟型来看,这一时期所开凿的洞窟大多为殿堂型,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都为长方形,室外原来多有木构建筑,现已无存。后室为方形,覆斗藻井窟顶。一般均为单龛,开凿在西壁上。从吐蕃时代起出现涅槃窟,平面呈横长方形,后部为通壁宽的佛床,上塑涅槃佛像。还有一种涅槃窟为隧道窟,平面大体也呈横长方形,正壁下为佛床,佛床后凿通与人等高的隧道,供信徒右绕礼佛。到了晚唐归义军时期,模仿当时寺院建筑的形式,开凿有中心佛坛式的石窟。有较宽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方形,中央为佛坛,四周有供绕行的通道。佛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坛上起马蹄形佛床,佛像列置在佛床上,佛床四周有栏杆。背屏犹如宫廷或寺院殿堂建筑的扇面墙。唐朝前期的彩塑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全部塑像都为圆塑,且主要塑像均为整铺的群塑。有说法相与涅槃相两种。说法相以佛为中心,配置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有的再加二力士、供养人等等。每铺像少则七身,多则十余身,形成一个整体。每身像各具不同的身份、动态、外貌与表情,相互呼应。涅槃相则以卧佛为中心,铺设弟子、信徒群像。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唐朝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敦煌莫高窟出现巨型的大佛造像。武则天延载二年(695),在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的共同主持下,塑造了“一百四十尺”(唐尺)的善跏坐弥勒像,即现96窟的高达33米的“北大像”。开元年间,在僧人处谚与信徒马思忠等人的主持下,又塑造了“一百二十尺”的“南大像”,即现130窟的弥勒像,高26米。两座大像气魄宏伟,艺术精湛,显示了典型的盛唐风度。唐代的壁画也有新的发展。首先,佛龛内一般也画有壁画。龛内壁画往往作为塑像的补充,与塑像融为一个整体。例如在迦叶阿难后面再画八位罗汉,合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有的还画有菩萨、诸天、金刚、力士、供养人等等,组成宠大的队伍,扩大了佛龛的容量,增加了它的宣传力。其次,经变画成为这一时期壁画的主流,出现许多新的经变画。此时的经变画场面宏大,结构复杂,色彩瑰丽,已经趋于成熟。再次,壁画的题材更加广泛,出现了一些佛教史迹画、瑞像画乃至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样大规模的世俗题材的壁画。第四,这时的供养人像越来越大,从北魏时的数寸小人变成二、三尺乃至等身高的大像。说明此时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不断发展。最后,壁画的技法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传神,栩栩如生。
五代宋初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对莫高窟作了全面的维修,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对保护壁画与塑像起到积极的作用。当时,群众性的结社造窟之风比较普遍,豪门大族则修造了一些大窟。现存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共有七十余个。其中不少是在前代旧窟的基础上重修的。这个时期洞窟的形制基本上还是以起于晚唐的中心佛坛式洞窟为主,主室平面略呈长方形,中心偏后设马蹄形佛坛,坛上设置佛像。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连接窟顶。顶部为覆斗形,饰藻井,窟顶四角均有凹入的浅窝,画四大天王。个别洞窟的形制比较特殊,如100窟,也属于覆斗形窟顶,四角画有四天王,但窟内没有佛坛与背屏,仍在西壁开一个大龛,陈列佛、菩萨像等。这一时期的塑像基本沿袭晚唐的传统,在内容与组合、造型与布局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受中原五台山崇拜的影响,出现了以文殊为主尊的造像形式,可惜该窟塑像已经被后代破坏,未能保留。这一时期的壁画也基本沿袭唐代的题材与风格,但内容大大地丰富了。经变画仍然是最主要的题材,但在内容上增加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佛教史迹画与瑞像画比以前增多。供养人像比以前更加高大,一般都在两米以上,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与追求。这一时期壁画出现一些显著的特点,如前面已经叙述的在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以镇窟;把天龙八部整齐地画在洞窟的两侧,以示护卫;巨型的经行佛、接引佛以及说法佛多画在背屏的后面等等。值得提出的还有,随着五台山崇拜的流传,敦煌莫高窟出现《五台山图》,它把五台山周围约250公里范围内的山川形势、寺塔圣迹都一一绘画下来,以起到导引朝山的作用。敦煌的《五台山图》有很大的史料价值。1937年,梁思成教授等在敦煌考察,从壁画《五台山图》上发现在五台山的某处深山中还有一座不为人们所知的寺庙。他们随即赶到五台山考察,终于在相应位置发现了佛光寺。该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它的塑像、壁画、建筑以及遗留的前人墨迹均精美无比,堪称“四绝”。以往,人们对佛光寺不甚留意,由于敦煌《五台山图》的提示,这一千年古刹重新焕发出光彩。
1035年,敦煌为西夏攻占;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同年破沙州。西夏与元朝在敦煌地区约统治了三百多年。在这三百多年中,敦煌也开凿了若干洞窟。现知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约七十余个,大部分是在前人洞窟的基础上重修翻建的。元代的洞窟十余个,都是新开的。由于西夏的洞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建的,所以在形制上很少自己的特点。西夏的改建一般比较彻底,除了保留原洞窟的形制外,塑像、壁画,全部翻新。元代新开的洞窟形制有三种:一为方形覆斗顶窟;一为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窟;一为主室长方形,有中心圆坛的窟。前两种基本沿袭前代的规式,最后一种是元代的创造,为敦煌元代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制,坛上的佛像,四壁的壁画都是密教内容。这一时期的彩塑与壁画开始走向停滞与衰退。
现存北朝洞窟四十个。石窟的建筑形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禅窟,这种形式是从印度佛教的毗诃罗窟发展而来的。如268、285、487等窟。它的形制是主窟为方形或长方形,正壁开凿佛龛,供养佛像。两侧墙壁开凿小禅室,数目依据主窟大小而定,有的每边开两个,有的每边开四个。供僧人在里边修习禅定之用。一种是塔窟,即印度佛教的支提窟。如251、254、257等诸窟。这种石窟的主窟一般为长方形,中间靠后的地方留有一个方形的柱子,象征佛塔,所以称塔窟。柱子顶天立地,四周开凿佛龛,雕塑有佛像。前部为“人字披”屋顶,横梁两端有木质斗拱承托,完全模仿中原木构建筑。塔窟是供信徒们集会、诵戒、绕塔巡礼、进行宗教仪式的。第三种是佛殿,又称“覆斗顶窟”。如272、249、296等诸窟。一般呈方形,顶为倒斗形,正壁开佛龛造像。这种洞窟出现在北朝晚期,主要是仿照汉晋以来的宫殿建筑形式,供信徒群众礼拜、供养之用。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印度阿旃陀石窟、爱罗拉石窟、我国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开凿在石崖上,塑像也都由石头凿成。但敦煌莫高窟所在的山崖,在地质上属于玉门系砾石层,由沙和小石块胶结而成,质地较软,遇外力易碎,不能像云冈、龙门那样制成石制的圆雕与浮雕。敦煌的民间艺术家因地制宜,制作了大量的敷彩泥塑。
北朝时,塑像一般比较简单,早期多以弥勒为主像,大多塑在中心柱或南北壁上层阙形龛中,一般都有两个胁从菩萨。也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像、禅定像等。北周时,出现一佛、两弟子、两菩萨的组合像。早期塑像一般具有西域风格;北魏晚期,传入中原以至南朝的艺术风格,塑像脸型清瘦,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形成“秀骨清像”的风格。北周时出现的阿难、迦叶像,迦叶为胡僧貌,高鼻深目,大眼宽腮。阿难则为汉族形象,少年英俊,脸相丰满。除了彩塑外,中心柱与四壁的上方有的贴有影塑千佛、飞天、供养菩萨等。如432窟的影塑飞天为现存北朝影塑精品。宽衣长袖,挥袖而舞,似乎要迎风翱翔。一铺塑像,往往依据身份、地位之不同,分别用不同的雕塑手法表现之。最主要的佛与菩萨采用圆塑;一般的菩萨、弟子则用高浮塑,即头像为圆塑,肢体隐入壁面。附属性的飞天、供养菩萨等则为模制的影塑。三种雕塑手法相互配合,突出了主体人物,又使整铺塑像的结构和谐统一。
石窟的四壁与顶部,一般都画满了壁画。壁画规划整齐有序。顶部为装饰性的藻井、平棋、椽间自由图案等。四壁上部画有天宫伎乐与装饰性图案。四壁腰部画有的画千佛,有的画主题性故事画,大多为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佛教故事,都以各种形态的单幅画面,或若干单幅画面组成的组画,乃至大幅连环的画面,表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画面一般均有榜题,对画面内容加以说明。除了佛教题材外,也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如伏羲、女娲、玄武、白虎等等。四壁下部为小身供养人像、金刚力士、夜叉等。壁画的技法与风格,既有西域风格,也有中原风格,显示了两种文化形态的交流。
隋朝王室尊崇佛教,隋文帝曾经下令全国写经造像。此时莫高窟开窟造像也达到高潮,十分兴盛。短短三十余年,造了许多洞窟,仅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有七十个。隋代的莫高窟艺术明显表现出风格上的新的演变。开皇九年(589)以前,所开凿的石窟基本上继承北周的传统,无论在人物造型、内容布局、窟型、色彩、以及装饰纹样的运用,都与北周洞窟比较接近。开皇九年以后,随着隋朝消灭陈朝,统一全国,新的风格开始出现。第一,窟型出现变化。首先出现了须弥山式的中心塔柱,这种中心柱上部呈倒塔型,直通窟顶,塔刹四龙环绕。后来,出现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与人字披顶方形窟。接着又出现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部三铺大像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殿堂式的佛殿越来越成为造窟的主流。第二,塑像出现变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的组合格式越来越普遍。为了适应群塑的扩展空间的需要,出现了新的凸字形重层龛口,这种龛的内部显得较为开阔,可以容纳群塑而不致显得拥挤。塑像的技法方面也更加突出所塑对象的个性特点。第三,壁画出现变化。首先,绘画题材更加丰富。开始出现经变画。如阿弥陀佛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但结构都还比较简单。法华经变的规模虽然已经较大,但结构也还比较自由。壁画的技法也有新的突破,从早期的粗犷遒劲走向细腻圆润。
北魏供养菩萨像(敦煌第272窟)
西魏窟顶(敦煌第285窟)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全盛时期。现存的唐代的莫高窟石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唐、盛唐、吐蕃时代与晚唐,总计共有二百多个。从窟型来看,这一时期所开凿的洞窟大多为殿堂型,一般都有前后室。前室都为长方形,室外原来多有木构建筑,现已无存。后室为方形,覆斗藻井窟顶。一般均为单龛,开凿在西壁上。从吐蕃时代起出现涅槃窟,平面呈横长方形,后部为通壁宽的佛床,上塑涅槃佛像。还有一种涅槃窟为隧道窟,平面大体也呈横长方形,正壁下为佛床,佛床后凿通与人等高的隧道,供信徒右绕礼佛。到了晚唐归义军时期,模仿当时寺院建筑的形式,开凿有中心佛坛式的石窟。有较宽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呈方形,中央为佛坛,四周有供绕行的通道。佛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坛上起马蹄形佛床,佛像列置在佛床上,佛床四周有栏杆。背屏犹如宫廷或寺院殿堂建筑的扇面墙。唐朝前期的彩塑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全部塑像都为圆塑,且主要塑像均为整铺的群塑。有说法相与涅槃相两种。说法相以佛为中心,配置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有的再加二力士、供养人等等。每铺像少则七身,多则十余身,形成一个整体。每身像各具不同的身份、动态、外貌与表情,相互呼应。涅槃相则以卧佛为中心,铺设弟子、信徒群像。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唐朝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敦煌莫高窟出现巨型的大佛造像。武则天延载二年(695),在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的共同主持下,塑造了“一百四十尺”(唐尺)的善跏坐弥勒像,即现96窟的高达33米的“北大像”。开元年间,在僧人处谚与信徒马思忠等人的主持下,又塑造了“一百二十尺”的“南大像”,即现130窟的弥勒像,高26米。两座大像气魄宏伟,艺术精湛,显示了典型的盛唐风度。唐代的壁画也有新的发展。首先,佛龛内一般也画有壁画。龛内壁画往往作为塑像的补充,与塑像融为一个整体。例如在迦叶阿难后面再画八位罗汉,合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有的还画有菩萨、诸天、金刚、力士、供养人等等,组成宠大的队伍,扩大了佛龛的容量,增加了它的宣传力。其次,经变画成为这一时期壁画的主流,出现许多新的经变画。此时的经变画场面宏大,结构复杂,色彩瑰丽,已经趋于成熟。再次,壁画的题材更加广泛,出现了一些佛教史迹画、瑞像画乃至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样大规模的世俗题材的壁画。第四,这时的供养人像越来越大,从北魏时的数寸小人变成二、三尺乃至等身高的大像。说明此时敦煌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不断发展。最后,壁画的技法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传神,栩栩如生。
五代宋初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对莫高窟作了全面的维修,加修窟檐,缩小甬道门,对保护壁画与塑像起到积极的作用。当时,群众性的结社造窟之风比较普遍,豪门大族则修造了一些大窟。现存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共有七十余个。其中不少是在前代旧窟的基础上重修的。这个时期洞窟的形制基本上还是以起于晚唐的中心佛坛式洞窟为主,主室平面略呈长方形,中心偏后设马蹄形佛坛,坛上设置佛像。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连接窟顶。顶部为覆斗形,饰藻井,窟顶四角均有凹入的浅窝,画四大天王。个别洞窟的形制比较特殊,如100窟,也属于覆斗形窟顶,四角画有四天王,但窟内没有佛坛与背屏,仍在西壁开一个大龛,陈列佛、菩萨像等。这一时期的塑像基本沿袭晚唐的传统,在内容与组合、造型与布局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受中原五台山崇拜的影响,出现了以文殊为主尊的造像形式,可惜该窟塑像已经被后代破坏,未能保留。这一时期的壁画也基本沿袭唐代的题材与风格,但内容大大地丰富了。经变画仍然是最主要的题材,但在内容上增加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佛教史迹画与瑞像画比以前增多。供养人像比以前更加高大,一般都在两米以上,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与追求。这一时期壁画出现一些显著的特点,如前面已经叙述的在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以镇窟;把天龙八部整齐地画在洞窟的两侧,以示护卫;巨型的经行佛、接引佛以及说法佛多画在背屏的后面等等。值得提出的还有,随着五台山崇拜的流传,敦煌莫高窟出现《五台山图》,它把五台山周围约250公里范围内的山川形势、寺塔圣迹都一一绘画下来,以起到导引朝山的作用。敦煌的《五台山图》有很大的史料价值。1937年,梁思成教授等在敦煌考察,从壁画《五台山图》上发现在五台山的某处深山中还有一座不为人们所知的寺庙。他们随即赶到五台山考察,终于在相应位置发现了佛光寺。该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它的塑像、壁画、建筑以及遗留的前人墨迹均精美无比,堪称“四绝”。以往,人们对佛光寺不甚留意,由于敦煌《五台山图》的提示,这一千年古刹重新焕发出光彩。
唐代女供养人像(敦煌第329窟)
《五台山巡礼图》(局部,敦煌壁画)
1035年,敦煌为西夏攻占;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同年破沙州。西夏与元朝在敦煌地区约统治了三百多年。在这三百多年中,敦煌也开凿了若干洞窟。现知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约七十余个,大部分是在前人洞窟的基础上重修翻建的。元代的洞窟十余个,都是新开的。由于西夏的洞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建的,所以在形制上很少自己的特点。西夏的改建一般比较彻底,除了保留原洞窟的形制外,塑像、壁画,全部翻新。元代新开的洞窟形制有三种:一为方形覆斗顶窟;一为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窟;一为主室长方形,有中心圆坛的窟。前两种基本沿袭前代的规式,最后一种是元代的创造,为敦煌元代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制,坛上的佛像,四壁的壁画都是密教内容。这一时期的彩塑与壁画开始走向停滞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