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书画艺术。我国的书画艺术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首先在于它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民族欣赏习惯以及传统的学术思想、审美情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我国书画所用的独特的材料、工具有关。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开始与佛教相结合,书法用于写经,绘画用于佛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印度的绘画技法,既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提高了自己的水平,相得益彰。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上层建筑领域也产生巨大变化。魏晋玄学的产生就是一例。佛教轮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为社会许多阶层所接受。书画艺术也随之引起剧烈的变化。
        书法方面的显著变化是真楷的出现。绘画方面也同样,由于佛教西来,在绘画主题与技法上都对传统绘画产生冲击。所以,这一时期我国书画显示出如下几个特点:一、书风与画风发生变化;二、书画家大量涌现;三、书画技法趋于成熟,尤其是人物画、走兽画更是如此。
        根据现有史料,我国的佛画始于三国的曹弗兴与他的弟子卫协。但是,曹弗兴的作品其后不久就已经失传。据说南齐时秘阁还藏有他画的一个龙头,南齐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曾有著录。后来也就下落不明,谢赫对卫协评价甚高,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殆为兼善。”并评品他的画为“旷代绝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佛画在当时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佛字碑(广西桂林龙隐洞)

        东晋时,佛教已经相当流行,佛教寺庙也在各地兴建起来。当时通行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上壁画,以宣传佛教或作为观想的对象。这样,一批佛教画家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画界三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
        顾恺之(约345—406),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特别注重通过外在的表情来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与性格。唐代张彦远评价他的技法:“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雷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历代名画记》)有人评价东晋时著名的三位画家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人物画的风格,说:“张得其骨,陆得其肉,顾得其神。”史料记载,顾恺之曾经在南京瓦棺寺墙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具有“清嬴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光彩夺目,轰动一时。顾恺之《维摩诘像》的成功,既是顾恺之本人对维摩诘及其思想认真揣摩、研究的结果,也因为当时佛教画与佛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人们有能力欣赏这一高妙的艺术。
        陆探微,生卒年不详。是南朝宋文帝与宋明帝的近侍之臣,丹青妙绝一时,被谢赫称为当代之冠。唐代张怀瓘评价他:“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古清象,似觉生动,令人凛凛,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他作画时,在线条的运用上连绵不断,所以有“一笔画”之称。后人把他与顾恺之合在一起,作为“密体”的画派代表。《宣和画谱》著录他十件作品,以佛画居多。可惜一件也没有流传下来。
        张僧繇,生卒年不详。梁天监(502—519)中为武陵王国侍郎,在宫廷秘阁掌管画事。他擅长人物与佛教画,梁武帝尊崇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他去画壁画。所绘的佛像,自成一体,被雕塑者取作模范,后人称为“张家样”。《宣和画谱》记载宋内府所藏张僧繇绘画一十六件,全部是佛教题材。可见他与佛教画关系之密切。据说他作画时,“笔才一二,像已应焉”,有点像后来的速写。他还善于运用点、曳、斫、拂等传统技法来表示人物。后人把这种风格称为“疏体”,与顾、陆的“密体”相对。张僧繇不但继承中国传统的画法,也努力学习印度的绘画手法。据说他曾经运用印度的技法在殿门上作画,花卉用朱色及青绿画成,“远望眼昙如凸凹,就视乃平”。由此可知他在绘画中运用了印度的明暗、烘托等“退晕法”,丰富了中国的绘画技法。《历代名画记》转引李嗣真评论张僧繇的话,说:“张公骨气奇伟,师横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千变万化,诡状殊形。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意者天降圣人,为后者则。”评价极高。著名的“画龙点睛”的故事,就出于张僧繇,可见后人对他的作品如何推崇。据说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曾经去观摩张僧繇的《醉僧图》,开始时有点不以为然,第二次去看就被吸引住了,等到第三次再去看,竟卧于壁画之下舍不得离去。说明张僧繇对唐代佛教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北朝佛教重视做功德,佛教寺院的建设非常兴盛,与此相应,寺院壁画也十分发达。由于北朝佛教画家的作品,除了个别摹本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主要依据有关记载来了解他们的情况。
        杨子华是北齐的杰出画家,受到北齐皇室的重视。《历代名画记》载:“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记》载,邺中北宣寺、长安永福寺都有杨子华手绘的壁画。可惜他的作品除了宋临《北齐校书图》外,没有传世留存。1980年在山西太原南郊王郭村发现一座北齐墓葬,内有壁画200多平方米,人马、仪仗、神兽、天文、云气,极为壮观。绘画技法之精,实属罕见。学术界认为应该是杨子华的作品。
        北齐的另一位著名画家为曹仲达,他是西域曹国(今撒马尔罕一带)人。曹国当时也流传佛教,因此,他的佛画技法直接接受了西域的传统。到中国后,他又师从中国画家袁倩父子,技法融会了西域、中国两家之长。唐释道宣《三宝感通录》称他的画:“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历代名画记》称他:“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竞于时。”意思是说,曹仲达师从袁倩父子,但成就远远超过老师。他画的佛像,当时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学习了印度笈多时期的雕塑与绘画风格,佛像“衣服紧窄”,贴在身上,好像刚从水中出来一样。所以时人称为“曹衣出水”。现在敦煌壁画还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作品。
        曹仲达不仅精于绘画,还长于雕塑。他的雕塑作品同样具有“曹衣出水”的风格,流传一时。
        南北朝是我国书法大发展的时期,书体的变化从篆、隶、章、草蜕化出来,形成真、行、今草书体。书法的发展较绘画更趋成熟。有人认为,此时书法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文房四宝的改进;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品评、收藏书法艺术品风气的形成;国家的书法取士政策等等。
        佛教的书法艺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书法家创造的佛教书法艺术;一个是由广大的写经人员创造的佛教书法艺术。六朝时,名僧、名士相互往来,相互标榜,也促进了书法方面的交流。不少名士书写佛经,也有名僧书写俗书。如著名的智永书《千字文》就是一例。
        从敦煌文献保存的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可以充分看到当时佛教写经的艺术风格与水平。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写经,早期仍然偏重于隶书,与士大夫阶层已经流行真楷、行书的风气不甚协调。这是因为我国书体两汉以来流行的一直是隶书,已经几百年,积重难返。上层已经进入新的变革阶段,下层还没有来得及及时跟上。到了南北朝后期,写经的书体发生明显变化,开始出现真楷。不过,此时的字体为扁方形,竖笔细,横下笔不顿,收尾重而上挑,有点近乎隶法。但实际未用中锋与回笔,捺笔特重,也不用连笔。当时的写经,一般由寺院的僧人或专业的写经生承担。这些人当然不是书法家,写字运笔也不像书法家那么讲究个人风格、气韵。但他们出于虔诚的宗教感情,写经时,一笔一划都十分认真,形成了一丝不苟的写经风格。有人认为这些写经不讲究间架结构,随便落笔,似不经意,千人一面,一字万同,说不上什么书法艺术。这种看法失之偏颇。
        隋唐五代是我国书画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时期。
        初唐的重要画家有阎立本与尉迟乙僧,尤以尉迟乙僧以佛教画驰名。尉迟乙僧本是于阗(今新疆和田)人,贞观初年来到长安。他擅长佛教题材的绘画,曾在长安诸寺画了大量的壁画。他的作品风格特异,“奇形异貌”、“身若出壁”、“气正迹高”。人物形象也都是西域风格的。画佛像与菩萨像时,小者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者洒落有气魄。用色沉着,有“堆起素绢”的效果,摸起来则还是平的。这种画法代表了初唐的边区风格。据《历代名画录》,他画的《降魔变》,以释迦牟尼成道时与魔王斗争为题材,“千怪万状,实奇纵也。”段成式在《京洛寺塔记》中描绘《降魔变》:“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他的艺术风格可以从敦煌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胡僧图》、比利时斯克托莱藏《番君图》中窥见。
        盛唐国力强盛,文治武功也达顶点。各种艺术形式极为发达。当时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等。吴道子远师张僧繇,近师唐太宗时的宗教画家张孝师,特别擅长佛教人物与山水画。他把中原画风与西域画风融为一体,自成一格。他生平曾经画了三百余幅壁画,形象生动而富于感染力。“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据说他画的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天衣飞扬,满壁飞动。”人们形容他的人物画的风格为“吴带当风”,与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相对。他的绘画被称为“吴家样”,他创造的一种淡着色法被称为“吴装”。吴道子特别注意人物眼睛的处理,据说他画的《维摩变》,其中的舍利弗的眼睛有“转目视人”的效果;在赵景公寺画的执炉天女,能够“窃目欲语”。吴道子还把世俗人的追求画入画中。据说他在千福寺西塔院画壁画时,把菩萨画得与自己的形象一样。而他在画《地狱变相》时,竟然把当时的贵族画进地狱,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他的这幅《地狱变相》“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吴道子的作品已经没有真迹传世,但学者认为敦煌第172窟盛唐的净土变与第103窟盛唐的维摩变都有吴道子画法的遗风。
        吴道子有许多学生,得意门生为卢棱伽。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卢棱伽画的《十六尊者像》,十六罗汉栩栩如生。不过鉴定家认为,现存的这幅画实际是五代以后画家根据唐代粉本增改,并非卢棱伽的原作。

唐代嘎沙雅巴尊者像(十六尊者像册,传为卢棱加作)

        王维也是唐代著名的佛教画家。据说他的作品“风标特出”、“笔力劲爽”。王维绘画的题材比较广泛,有释道、肖像、花卉、山水等等,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与他的诗歌充溢着禅意一样,他的绘画也同样极力表现幽冷、清寂的禅意,开创了一种新的意境。不少传统的绘画题材,在王维手中,却加上了佛教的内容。如“袁安卧雪”是东汉的故事,与佛教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王维在表现这一题材时,在雪中画了一株芭蕉。芭蕉是热带作物,不可能生长在雪中,原来王维的用义在于以中空的芭蕉来比喻人的身体实际也像佛教所说,是五蕴皆空。王维以诗意入画,《旧唐书》评论他:“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刻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色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有褒有贬,评价不是很高。但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王维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被后代视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
        唐代的主要佛教画家还有周昉、李真与孙位等。
        周昉,出身贵族,擅长画仕女,也经常画佛教题材的画。著名的水月观音形象就是他创造的。他画的佛教画具有自己的风格,被人称为“周家样”。李真,中晚唐画家,擅长宗教画。他的佛教画学习“周家样”,当时人认为可与周昉匹敌。他的作品现有一幅传世,是由唐代来华留学的空海带回日本的《不空金刚像》,现藏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画中不空趺坐胡床,双目炯炯。画风细劲。孙位,唐末画家,他画的佛教画“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挈,欲有声响。”
        五代时,著名的佛教画家有僧人画家贯休、西蜀画家石恪等。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人称禅月大师。他善诗、书、画。画技先师阎立本,后来自成一家。风格奇古不媚,笔法也与众不同。在五代画家中,他是朝着夸张变形以及装饰趣味方面开创新风的一代大师。传世作品有宋摹《十六罗汉像》,今藏日本宫内厅。他创造了用大写意的手法来描绘人物的新风格,传世作品有早已流传到日本的《二祖调心图》。
        书法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代著名书法家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其后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书写了不少佛教题材的作品。而佛教界著名的僧人书法家则是怀素。怀素(725—785)俗姓钱,长沙人。他自小家庭贫穷,只好用芭蕉叶子写字。刻苦精勤,废笔成冢。他善于学习,善于创新,遂自成一家,以草书闻名。他性好饮酒,酒酣兴起,运笔如飞。如骤雨旋风,圆转流动,字多变化而均有法度。驰骋回旋,莫不中节。时人称之为“狂”。传世法帖有《论书帖》、《自叙帖》、《圣母帖》、《苦笋帖》、《小千字文》、《食鱼帖》等。

清代乾隆御赞十六罗汉屏风

唐代《多宝塔碑》(颜真卿书)

唐代《圣母帖》(怀素书)

        在敦煌写经中,唐五代的写经占据绝大部分。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宫廷写本,虽然是各中央机关的楷书令史抄写的,但字体精美,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也有不少行书、草书作品,笔势俊健,穷极变化,可谓书法艺术的精品。
        北宋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我国的绘画作品也由以宗教题材为主要内容向山水、花鸟方向发展。当然,这时仍有不少著名的画家与精美的作品继续出现,如宋武宗元的《法界源流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李公麟的《维摩像》(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苏汉臣的佛像、梁楷的佛教题材画等等。但已经不再占据画坛的主流。
        从总体看,佛教的传入,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技法上,都对我国的书画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