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佛教戏剧,主要是指用戏剧的形式来搬演佛教的内容,以起到传播与宣扬佛教的作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连救母》可以称为最典型的佛教戏剧。
        目连,即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目健连,传说他在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据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目连的母亲吝啬无比,僧人求乞到门前,她从来舍不得施舍一些饭食。由于这一罪业,死后托胎为焰口饿鬼。饱受饥渴之苦,无有穷期。据说目连通过神通看到母亲这样受罪,非常难过,想把母亲救拔出来。可是,无论他怎样使尽浑身的神通,仍然无济于事。目连向释迦牟尼求救。释迦牟尼教他在七月十五日向僧人们大放布施,为母赎取罪业。目连依此而行,他的母亲果然得到解脱。这个故事的本意是号召大家都向僧人布施,并且警告那些不肯布施的人。但是,由于其中有救母的情节,刚好与中国人提倡的“孝道”相通,所以被中国人重视,在中国广泛流传,并产生《目连救母》这样的佛教戏剧。
        《目连救母》戏最早产生在什么时候,已经不可考。敦煌文献中已经有《目连救母》的变文。当然,变文不是戏剧。但是,变文这种说唱形式对后代的许多文学艺术形式,包括戏剧都有极大的影响。从现有资料看,最迟至宋代,《目连救母》戏已经非常流行。据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在叙述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时的开封行事时说:“市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上,观者倍增。”
        北宋杂剧《目连救母》,因宋室南渡也随之南下,从而成为南戏的剧目。至元代无名氏撰成《行孝道目连救母》,则不但进一步发挥了中国人的“孝道”思想,还将它与中国传统的“敬祖”、“仁者爱人”等思想结合起来,加入了超度祖先、济拔孤魂等等内容,使它更加中国化。从而成为有关民间习俗形成的催化剂。到了明代,郑之珍根据当时流传的各种写本,编撰成《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使得《目连救母》戏发展为“九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的连台大戏。
        到了清代,《目连》戏因其“劝善惩恶”的功效而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由张照将它改编为《劝善金科》,从此从民间戏曲变为宫廷正剧。并由此衍出许多目连折子戏,如《僧道化缘》、《观音生日》、《尼姑思凡》、《和尚下山》、《戏目连》、《堆罗汉》、《定计化缘》、《僧尼会》、《游六殿》等等。其中尤以《尼姑思凡》与《和尚下山》两出久负盛名。后来昆剧、京剧把这两出折子戏合为一出,名为《思凡下山》,描写一个青年尼姑色空不愿把青春葬送在空门,恰遇一个同样思想的青年和尚本无。两人终于冲破佛门的种种清规戒律,为追求世俗的幸福生活而大胆结合,离寺下山。佛教戏剧在这儿变成了反佛教戏剧了。
        《目连》戏在清代民间更是久盛不衰,广泛流传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演出的剧目也十分繁杂。如湖南辰河高腔就号称有“四十八本目连戏”,有《前目连》、《后目连》、《花目连》等种种名头。鲁迅的《朝花夕拾》也记叙了他幼时浙江绍兴中元节搬演《目连》戏的情况。
        《目连》戏在中国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除了《目连》戏以外,我国还有一批佛教戏剧,比如根据宋普明禅师所撰《观世音菩萨本行经》改编的杂剧《香山记》(明罗懋登撰)与《海潮音》(清张大复撰),该剧描写妙庄王女妙善,自幼立志出家学佛,后在清秀庵削发为尼,为人讲说《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终于阖家成佛,而妙善则成就为观世音等等。为了宣说佛法,该剧不惜大段引用佛经,则不能不说是败笔。类似的佛教戏剧还有明无名氏的杂剧《佛诞因缘》、《释迦佛双林坐化》等等。有的佛教戏剧则描写中国佛教僧人的故事。比如明僧智达撰《归元镜》,全名《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以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传说为基础,描写了东晋释慧远等人的传奇身世与传法经过。又如杂剧《鱼儿佛》,全名《金渔翁正果鱼儿佛》,在《盛明杂剧》中题为“古越湛然禅师原本,寓山居士重编”。该剧描写渔夫金婴之妻钟氏信佛,劝金婴念佛,勿杀生。后观世音菩萨先度脱钟氏,后金婴经过轮回,幡然悔悟,也皈依佛教。《昙花记》,写一唐人士子受佛指点,弃家遍游天堂地狱,终于在昙花盛开的时候被接引到西方极乐净土。他的妻子在家修行也修持得以超度的故事。
        有些佛教戏剧的佛教教化色彩过于浓厚,反而影响了它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