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人类宗教的一种较高表现形态,当它诞生的时候,人类的意识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佛教的教义,不仅和当时的宗教、哲学思想相衔接,而且也和当时的自然科学相衔接。自然科学的发展给它提供了一个思想氛围,一个借以出发的现实基础。它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来构造它的教义,而是要利用这个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构造自己的理论,其中有些自然科学知识则直接作为它构造理论的素材。
        据考古发现,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农业文化。人们种植大麦、小麦、水稻、瓜、豆、棉花等等,使用青铜工具,驯养牛、羊、猪、狗等家畜。冶金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人们能够铸造,锻打和焊接。青铜制造的武器和用具都非常精美。他们最早用砖作建筑材料。有二三层的楼房,高厚的城墙,城墙上还建有塔楼。
        大约将近公元前十三、十二世纪之间,雅利安人出现于古印度地区。《吠陀》经及其有关著作,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状况。根据《吠陀》经的记载,那时的印度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已经懂得灌溉和施肥。铁制工具已经使用。为了掌握时令,天文学发展起来,他们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并且懂得了置闰。他们把黄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七宿,用以确定月亮和五行星的运行情况。对日月星辰的研究,使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理论。他们认为天地中央是高大的须弥山,日月五星都绕着须弥山运行。这个理论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佛教教义的一部分。
        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入,引起了对自然观特别是世界本原的探讨。和中国古代一样,古印度人对世界本原也发生过许多争论。有人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有的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风,有的说是地火水风四大元素,有人还说应再加上空,五大元素。后来,四大元素的意见流行起来,和中国古代的五行说一样,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
        “四大”或“五行”,事实上是人们把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分成四或五类,归于四、五种物质。这种高度的概括能力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人们先在一些具体领域里对事物分类,然后才有可能对所有的事物进行分类,并追问它们的本体和本原。也就是说,这种自然观,乃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具体认识中,从科学知识中一步步升上来的,当升到这种最普遍的分类时,自然科学问题就成了哲学。而这种哲学观念,又成为佛教论证它的教义的根据之一。
        在“四大”基础上,古印度的耆那教进一步指出,“四大”都是由非常小的微粒“极微”组成的,这很像古希腊的原子说。
        和古希腊人一样,古印度人也认为万物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化之中,像流动不息的水,像永远燃烧的火。这种变化观在佛教中得到了极端发展,成为佛教论证万物皆空的一个主要依据。
        事物变化的原因,有的说是自然而然,类似中国的道家。它们不受谁的支配,其因果、相关等等都是偶然的。有的指出,事物的运动,原因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本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非常明显,这些说法都是从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对这些材料,有的吸收,有的排斥,有的加以改造,总之是适合自己的教义。比如佛教也认为一切运动都是自然而然的,但遵守着严格的因果性,运动和因果性都是自己造成的,不是别的什么在支配,也与别的什么无关。但佛教反对物有自性,因为它要证明世界本来是虚幻。
        初期佛教认为,他们和其他宗教学说的区别主要有三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前两条非常明显,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直接相关。最后一条之所以作为佛教的最高追求,首先是由于他们认为,在纷纭复杂变化着的事物之后,在虚幻的世界之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存在着。它的基础,也是人们的自然观。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都必须能对整个世界作出完整解释,因而都必须求助于当时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或者说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基础。
        但是佛教仅仅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它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自然科学问题,而是要解决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生的苦难是它关注的中心,摆脱这个苦难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它和其他宗教一样,不关心自然科学问题。它的全部教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教人运用佛教的智慧求得解脱,到达人生的彼岸。这就是佛教经典中千万次出现的一句话:“般若波罗蜜多。”
        佛教要求人们充分运用智慧去观照一切,以求解脱。当然,佛教所谓的智慧,不是指人们的正常认识,而是指神秘的宗教智慧。佛教认为,人的正常认识,实际是他取得神秘宗教智慧乃至得到最后解脱的一种障碍,称为“所知障”。佛教观照的对象,有人生,也有自然界,并且常常从对自然现象的观照中引出佛教的智慧,不断丰富和发展佛教的教义和学说。这就要求佛教僧侣不仅要能记诵经典,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以便随着时代的前进,对经典和教义作出新的解说。所以佛教要求他的僧侣,一般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知识,称作“五明” :声明(语言文字),因明(逻辑)、内明(教义)、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天文历法)等。后两明显然是自然科学无疑,第二第三明也往往与科学有关。比如因明,本是逻辑,但因明逻辑的论证中有一必要部分为“喻”,即比喻。比喻,常常要用到科学知识。为了论证准确,还要研究这些比喻是否恰当,是否适用于作比喻。这就要求对用作比喻的现象作更深入的分析,因而也要求更加深入的自然科学知识。
        比如因明学中常用的例子之一:“宗:此山有火;因:以有烟故; 喻:如灶,入灶见是有烟与有火。”这样一个论证,基础是对烟与火关系的认识。它的大前提实际是有烟必有火,这是大量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用厨灶作比喻只是为了便于了解。

唐代思惟菩萨像(敦煌第148窟)

唐代思惟菩萨像(敦煌第71窟)

        烟与火的关系在当时或许已是常识。但声音是怎么回事? 却并不容易了解。因明学最常用的又一例子是关于声音的:“宗:声是无常;因:所作性故;喻:犹如瓶等”。
        对声音本性的探讨,是婆罗门教声论派的贡献。其一派持“声生说”,即声音是随时因某种条件而产生的。一派持“声显说”,认为声音有自己的本性或本体,只是在条件适合时才显现出来。佛教僧侣要掌握因明,必对声音的本质有所了解。这是个逻辑问题,但逻辑的背后有科学问题。
        玄奘在印度十八日无遮大会上获得了崇高荣誉的“唯识比量”,提出了眼睛识物的本质问题:
        宗: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
        因: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喻:犹如眼识。
        对眼睛识物的研究是个科学问题,虽然佛教没有对眼睛识物的本质给以科学解决。
        在一般教义中,佛教要说明的东西比仅在因明中所涉及的要多得多,可说是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古往今来,应有尽有。所以佛教僧侣也就应该懂得这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入中国的早期僧人为例。据《高僧传》,安世高懂得“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康僧会“天文图纬,多所综涉”,昙柯迦罗“善学四韦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七正”指日月五星。也就是说,他们大多都懂天文学。还有一些高僧懂得医学。
        佛教有僧侣,僧侣也会害病。虽然佛教认为四大皆空,身体是臭皮囊,不足爱惜,但它也不认为人得病、速死,可得解脱。它的“四谛”义中,“病苦”乃是苦谛之一种。因此,从它的基本教义出发,它并不主张人生病,反而是喜欢人们健康,可有精力通过佛教智慧去求解脱。为了健康,佛教僧侣也必学一些医术,有的还相当高明。这一方面,下面还要专门讲述。
        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为此目的,它必须广泛宣传自己的教义。为使不信教的大众都能听懂自己的教义,它又必须借助人们熟知的知识,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
        举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为例。他所创立的禅宗,主张不坐禅、不念经,可说是最不注重知识的派别,但是,慧能教导他的弟子说,回答别人问题,一定要从对立的两方面进行解说。自然界的对立有五种: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这是慧能的自然观,也是慧能对自然界观察、研究的结果。
        慧能在传教时谈到了雨水的成因。他说雨水不是天上所有,而是龙王从江海中吸上水来,喷吐成雨,雨到地上,又成为千溪万流,汇入大海。他以此来说明本性中自有般若智慧。除却龙王吸水,这里有一种朦胧的水循环论。慧能还讲到草木的倒伏,认为是根小或根少,所以大雨一来,就纷纷倒伏。以此来比喻小根器人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单从事实的观察来说,慧能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根小而少,确实是草木倒伏的重要原因。对这一原因的认识,也须经过较为细致的观察才行。
        禅宗讲明心见性,无须、也不该去关心这些对立、雨水、草木倒伏等问题。顾及这些问题,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危险: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不是,那么这些例证作用何在?如果是真实的,那就将与佛教教义发生冲突。幸亏,传教者和听教者都未深究这些问题。
        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其说明理事无碍的实验装置广为传颂。
        取十面镜子,分布于八方各一面,上、下各一面。每面相距一丈多,让它们互相对映。中间放一佛像,点一蜡烛照明,光线交相辉映。每一面镜子都包含着其他镜子中的内容。以此说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一个佛教哲学的命题。
        光线折射与反射现象,《墨经》中就有论述。据有关资料,汉代已造成了潜望镜。法藏则把这种科学事件用于佛教教义的阐释。而光的映射现象,确实有力地帮助了法藏。
        佛教僧侣所向往的地方,是佛国、西方净土。那里是个绝对美丽的地方。殿堂楼阁不是金银砌造,就是琉璃、水晶制造,装饰着各种珍宝。有美丽的花园,花园中有喷水池。花园中布满了奇花异草,到处是花的芳香。美妙的音乐自然天成,鸟儿的鸣唱婉转动听,都在念佛、颂佛。一切都应有尽有。心里想要什么,不等张口,你想要的东西已摆到了面前。人们都健康、美貌,干干净净,浑身清香。
        这是一个人间王宫的影子,只是比人间的王宫更加富足、美丽,服务也更加周到。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不用说,人们已能冶炼金银,就是说,金属冶炼已有很大发展。还有,会制造琉璃。琉璃就是今天说的玻璃,这是古代的一项重大的技术成就。自然,建筑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住山洞、住茅草棚的人们不会想象出这样美丽的宫殿。我国古代甚至在商周时代,也不会有这样美丽的幻想,因为那时即使是王宫,也还是茅草盖顶,用版筑法打墙。佛教的净土,自然使我们想起印度较早发展起来的制砖技术。想什么就来什么使我们想起了自动化之类。这些,可归入科学幻想。从对佛国的描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佛教僧侣们有着多么高的物欲追求,同时也看到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水平上建立他们昼夜向往的天堂。
        同时,他们也受着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因而这样的佛国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没有多少吸引力了。那里没有彩电冰箱、电脑录像,也没有卡拉OK,更没有宇宙飞船。人类的幻想,受着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佛教要普度众生。它不仅在本国传教,而且要传向邻国,传向一切国家。僧侣们在各国之间往来,他们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不仅传播佛教,而且传播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而且,有时为传播他们的教义,需要用科学技术知识取得人们的信任。这几乎是一切宗教传播的共用手段。基督教传入中国,传教士们就曾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他们的传教活动开路。所以佛教的传播,往往伴随着各国之间科学技术的交流。
        古代世界,由于交通工具十分不便,人们的眼界也非常狭隘。佛教僧侣抱着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不辞辛苦,不避艰险,以舍身求法的精神往来奔波,他们有的记下沿途所见所闻,遂成为后来宝贵的地理学材料。由于眼界的扩大,甚至改变了人们自然观的事也是有的。
        但是,佛教毕竟是宗教。它的目的是摆脱人世的牵累,而不是建设这个人世。它与科学所发生的一切关系,都服务于这个目的。因此,它使用科学,但一般说来它并不去发展科学。它甚至不关心科学,虽然有了成果它也会利用。尤其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千多年中间,它从未负起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责任,而那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更是僧侣们所不屑道及的问题。佛教,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朋友。
        不过,佛教对科学技术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一般不去干涉科学技术问题。历史上,它也未像基督教那样,与科学发生过血与火的冲突。
        总体上,佛教是科学技术的旁观者。个别时候和个别情况下,它与科学也曾萍水相逢,有过杯水之交,二者有过淡淡的友情,同时又免不了有些许冲突和伤害。下面,我们就将选择一些具体事件,向读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