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把一匹奔驰的骏马画在布上,镶上狼牙旗边,然后挂在蒙古包前的玛尼杆上,称这种画有马的旗叫“禄马风旗”,或叫“天马图”。这是对马的崇敬和爱戴,是崇马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 “禄马风旗”的原始形态的画面是:在蔚兰的天空中,飞驰着一匹骏马,骏马的右上方镶嵌着一轮红日,左上方吊挂着一枚明月,左前蹄踏着一只猛虎,右前蹄踩着一只雄狮,左后蹄蹬着一只蚊龙,右后蹄践着一只彩风。从画面可以追溯历史的昨天,蒙古人从额尔古纳山林走向草原,标志着与游猎生活告别,向游牧生活迈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人们想象那样,今天走出山谷,明天就变成游牧民,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牧猎并存的时代。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曾在斡难河上鹰猎,成吉思汗九岁时,也常猎土拨鼠、貂、鹿等,并网鱼而食,同时家里养有九匹马。这说明蒙古人迁徙到草原之后,一面游猎,一面游牧,逐步向以游牧为主过渡。“禄马风旗”就是从游猎社会转入游牧社会的文化遗存。是以游牧为主兼营猎业时期的产物。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游牧时期驯养的马居首位,在画面上起主导作用,而游猎时期的禽兽则居于次位,起配角作用。体现了蒙古人的崇马心理,同时也表达了对祖先历史上游猎生活的朦胧记忆。“禄马风旗”过渡形态的画面是:一匹扬鬃翘尾的骏马,正在绿色的草原上飞驰,原有的禽兽已全部消失。这个“禄马风旗”反映了完全过渡到以牧为主以后的社会形态,是游牧社会兴盛时期的写照。“禄马风旗”的这种形态,伴随着蒙古社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明朝中晚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万历六年(1578)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即俺答汗)在青海省仰华寺与西藏喇嘛索南嘉措会唔后,将喇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地区。蒙古人开始抛弃萨满教,改信喇嘛教。由于喇嘛教的深入发展,“禄马风旗”也随之发生演化。原来纯粹萨满教文化内涵的“禄马风旗”,又掺进了很多喇嘛教的东西。在“禄马风旗”上悄悄地增添了“轮王七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藏臣宝、将军宝、白象宝、绀马宝)和“佛堂八供”(宝伞、金鱼、宝瓶、妙莲、法轮、右旋海螺、吉祥环结、胜利幢)的内容。蒙古人把喇嘛教格鲁派所宣扬的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惠三学,最后达到“解脱”的宗教观与崇马习俗揉合在一起。这就当时战事连绵、灾害无常的情况下,也符合人们向往安宁生活的愿望。所以“禄马风旗”上出现佛教文化事象也是理中之事。但是“禄马风旗”的演化,决非到此止步。由于中原文化不断向漠北草原渗透,道教的“八卦”、“七曜”以及其它什么“二十八宿”、“十二生肖”、“九宫”等原始文化都登上了“禄马风旗”。使蒙古族崇信的具有民族特性的“马”,衍变成了多元的复合文化体。尽管“禄马风旗”上有诸多内容,但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祭祀马是主要的,其他诸内容,只能成为历史衍变过程中的参客。蒙古族祭祀“禄马风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每户门前筑一个高一米左右的方台,中间竖一玛尼杆,高四米左右,杆顶安三股叉,并饰以缨穗,方台上有凹形槽,烧柏叶之用。杆顶尖挂“禄马风旗”,三面凌空,可以自由飘荡。另一种是筑两个方台,相距五米左右,每个方台竖一根玛尼杆,中间拉一根细绳,把“禄马风旗”挂在绳上,同时两侧佩挂五彩旗,显得更加庄重气魄。每逢春节、婚嫁、养育都要更新“禄马风旗”,并煨桑祭祀。除此之外,每月初一,各种节日、远离家乡都要烧柏叶祭祀,以求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