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天,或称拜天射柳,是辽金契丹女真的礼仪。辽代契丹人祭天、拜日活动反映了其对天、日的崇拜习俗。契丹人崇拜天、地而相信“天兆”,所说“天兆”指大自然中某些自然现象,比如云气、彩虹、流星等,这本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然而,由于契丹人将其神秘化,认为是天神有意兆示人间的吉、凶,主宰人间万事,因而形成了对天、地的祭祀习俗,进而也增强了“天灵信仰”。辽代契丹人拜天,可分为定时与不定时两种,所说定时祭,是指每年的重午(端午)节、中元节(鬼节,也称“盂兰盆节”)和重九(重阳)节这一天,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所说不定时祭,是指契丹人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兴兵征伐、平定判乱、获得吉物及遇到灾疫,以及登山游猎时,都要世行祭礼天地活动,据《宋史·真宗纪赞》指出:“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显然,这是与契丹人的崇日习俗关系密切。是契丹人崇拜日、月,祝日月为人间帝、后的象征。故在辽代便产生许多“太阳与皇帝”、“月亮与皇后”的神奇传说。比如,第一个登上契丹皇帝宝座的辽太祖耶律阿保饥,传说他是由太阳感应而孕降生的,是“日神”之子的缘故。另据王鼎《焚傲录》载,辽道宗的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院(萧)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已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食,惊悟而后生。时重熙九年(1040年)五月已未也。母以语惠,惠日:此女必大贵,而不得全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后来果然“应验”。萧氏先是被选入宫为懿德皇后而显“贵”,但好景不长,便遭诬陷而含冤致死,未得“善终”。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巧合”和史家们的附会罢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某些宗教观念中,却把日、月与皇帝、皇后看成有着某种联系。
        契丹人对日、月的崇拜,对辽代契丹人的建筑方面也有反映。契丹人拜日为“东向”,其宫殿建筑都座西朝东,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据《辽史·百官志》载:“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国语斛》也载:“国俗,凡祭皆向东”。《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契丹“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既然契丹人拜日要“东向”,又以“东向”为尊,所以,其便宫殿建筑便一律坐西朝东。
        契丹人有祭天神、地祗的习俗,要祭天神,就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祭祀地点。人们看到拔地而起的高山,峰峦直插云端,那么,一定是“山”距“天”最近,如果在“山上”祭“天”,神灵们肯定最快、最早接受到“祭物”。所以,辽代契丹人祭天,大都在山上进行,而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几乎在《辽史》中随处可见。这当中,木叶山乃是他们祭天最常去的场所。
        契丹人在拜天时所用的祭物,总以青牛白马为多,次为青白羊,也还有以鹅、酒鹿、脯及所获之“吉物”等。这种杀牲祭祀天地,是契丹贵族的原始“牺牲”观念,这表现出契丹贵族天灵信仰的原始形态。契丹人祭祀天、地之所以大多用青(黑)白二色“牲”,是与契丹民族崇尚黑、白二色有关。在契丹男女始祖神话中,就是分别乘白马和青牛而遇合的。后来又有太祖皇后述律平遇地祗神青牛姬的传说及圣宗时祭白马神的记述。这是因为“白马神与青牛姬当即代表天神或大地”(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就是说,在契丹人看来,白马、青牛之分,青明天为“阳”,属白;地为“阴”,属青(黑)。杀白马以供天享,杀青牛以供地享,以示对天、地的敬仰和珍重。
        据《金史·礼志》载:“拜天,金因辽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这里所说重五(旧历五月五)即端午节、中元(旧历七月十五日)节、重阳(旧历九月九日)节,都要由皇帝率百官行拜天之礼。选择宽敞之地,用木盘(红地绘云鹤纹)盛酒肉饼果等食物,架在高竿上进行祭拜。拜罢之后,射柳、击球,不分贵贱老幼,射中击中者,赏与金银彩帛;不中者,脱去衣服以示羞辱,射柳、击球完毕,摆设宴席。
        元代无名氏撰《阀阅舞射柳捶丸记》杂剧,即是写女真人拜天射柳之事的。
        射柳,也称“剪柳”、“斫柳”、“扎柳”、“走骠骑”,是辽金时契丹女真的射箭游戏,也是契丹女真人参加战争的基本技艺,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即用箭(横簇箭)击射柳技。其俗源于辽代发展于金代,一直沿袭到清代。“射柳”既是契丹人“礼仪”(瑟瑟仪)中的一项内容,也是一种较射游艺活动。据考,辽代契丹人“射柳”活动的由来,一是杂采了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古老的“蹛林”习俗的内容。二是吸收了中原汉族人“射礼”的有关内容,将其中的赏罚、宴会等内容与鲜卑人的“竖柳枝”揉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其独特的“射柳”游艺活动。据《辽史·礼志》载:“及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呼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无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牙射柳”。由于金代女真人全部承袭了契丹人的“射柳”内容,因而《金史》称女真的“射柳”为“辽俗”。这样,便可根据《金史·礼志》所记女真人“射柳”方式,反窥辽代契丹人“射柳”活动的全部程序:“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技,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射柳结束后,优胜者“金帛赏之”,负者则要扒下衣服“以辱之”。最后,参射众人皆赴宴,“宴饮以为极乐也”(《说郛》卷八)。射柳用的箭头称为横簇箭。这种箭头,是平头铁簇,簇身扁平,如同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或者前端为刃线呈孤形,亦称扇面铁簇。80年代初在辽宁法库辽墓中出土了射柳用的长约11.6,尖宽4.5厘米的“横簇箭”。因为辽代契丹人“射柳”活动又多与“祈雨”相关联,所以其大多在夏季的四、五、六月里进行。
        在宋代,射柳为军中之戏。程大昌《演繁露》卷13载:“折柳环插球场,军士驰马射之。其矢镞阔于常镞,略可寸余,中之辄断。到了明代时,宫中常于清明或端午日,以鹁鸪藏葫芦中,挂在柳上,射中葫芦,鸪即飞去,凭鸪飞高低决胜负,称为“剪柳”(参见明陈继儒《偃曝谈余》下)。又称为“走骠骑”。据《万历野获编》卷2:“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士卒命中者,将帅次第赏赍。京师惟无坛游人最胜,连钱障尼,联镳飞腔……内廷自龙舟之处,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日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清代,在北京,端午节“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
        射柳习俗对满族也很有影响。清初,爱新觉罗家族以及八旗上下均重习骑竞射。把骑射作为每个青年男子的日课。每年二月,举行的大规模骑射比赛,本家族八旗将士都要参加,优胜者得奖,失败者要受到惩罚,借以不断的提高骑射技艺。同时,本家族将士居家也以竞射为娱。在其竞射中,骑马射柳也就成为本家族将士比较喜爱的项目之一。不过,清代的射柳已有所发展,其规则是:比赛时,在球场插柳两行,参加射柳的以高低贵贱为顺序,每个人在要射的柳枝上做记号,记号一般大约离地几寸高,同时要把柳枝瞄准处削去露出白色,使之目标明显,作为靶子。由一个骑马者在前导引,随后参赛者骑一匹鞍马,手执弓箭,绕与柳树距离为“二十间”的马道奔驰(每间为20米),待到指定位置的一瞬间,用无羽横镞箭射柳枝削白处,或射中了但没射断、或干脆没射中,都算失败之列等。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此竞技项目也逐渐荒废,到同治皇帝以后,竞骑赛射的射柳古老风俗已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