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李白之悲剧

淮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01

摘    要：

谢灵运和李白在文学上成就斐然 , 但在政治上却上演了令后人扼腕的悲剧。造成两人政治悲剧的原因非常接近 , 这就是他们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与才略。重新审视谢灵运和李白的政治悲剧 , 对存在于历代文人命运中的普遍类似现象将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谢灵运; 李白; 政治悲剧;

 

收稿日期：2000-02-27

 

On Tragedies of XIE Ling yun and LI Bai

Abstract：

XIE Ling yun and LI Bai got striking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but they performed agonizing tragedies in politics.The causes of their tragedies are quite similar lack of the qualities and talents of a politician.By re examing their political tragedies, we can deep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mmon similar phenomena that exist in the successive literati's fates.

 

Keyword：

XIE Ling yun ; LI Bai;political tragedy;

 

Received： 2000-02-27

 

作为诗人, 谢灵运和李白可谓风光无比, 赢得了后世的无限崇仰:一个是“元嘉之雄”, 一个为“盛唐诗仙”;一个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开创者, 一个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高峰的创造者。作为政治的殉难者, 他们又不免使后人黯然神伤, 为之扼腕:一个被刘宋政权于广州行弃世刑, 一个遭李唐集团投监、流放, 终赋《临路歌》抱恨而亡。经考察, 李白谈及谢灵运的诗大都作于去朝之后, 说明由于遭遇相似, 李白对谢灵运已有一种心灵的契合。事实上, 李白与谢灵运不仅政治遭遇相似, 而且导致他们政治悲剧的原因也非常接近。谢灵运 (385—433年) 与李白 (701—762年) 生活的时代相距甚远, 且谢灵运生活在乱世, 李白生活于治世, 何以上演类似的悲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与才略。王钟陵先生指出:“中国的文人们往往这样:仅仅只具有文士之才, 却爱做伊周管乐的梦想, 以建立盖世功业自命, 而一旦一相情愿构造的梦想, 在严峻的现实的岩石上一再撞碎后, 不是据此去清醒地认识自己, 而是激愤和玩世不恭。唐代李白是激愤的代表, 谢灵运则是玩世不恭的典型。”[1]这颇为中肯地指明了谢灵运和李白的共同痛处、弱点。本文拟对谢灵运和李白悲剧做一番考察, 以期对这一存在于历代文人命运中的普遍现象重新审视。

 

谢灵运和李白的悲剧首先源于他们的个性不容于时。谢灵运出身于“百年望族”的谢家, 由于其祖父谢玄的显赫功业, 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他家境殷富, 生活豪奢, 天资聪颖, 又“少好学, 博览群书”, 于是“文章之美, 江左莫逮”, 其祖父谢玄“甚异之”, 堂叔谢混“特知爱之” ( (《宋书·谢灵运传》) ) 。如此深厚的家庭底蕴加上如此优越的个人条件, 既促成了他济时拯物的政治理想的确立, 也养成了他自命不凡的狂傲个性。李白虽然没有谢灵运的显赫出身, 但他出身于富商之家, 而商贾阶层在较开放的开元、天宝时期的地位已大大不同于以往, 且看《开元天宝遗事》的一段记载:“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 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 竞于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于门下, 每科场, 文士集于数家, 时人目之为‘豪友’。”富商之家成了四方文士的聚集地、朝廷名僚的输送场, 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便可想而知。李白之家虽比不上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 但他也自称“曩昔东游维扬, 不逾一年, 散金三十余万, 有落魄公子, 悉皆济之” (《上安州裴长史书》) , 又称“千金散尽还复来” (《将进酒》) , 说明其家庭还是很富有的。而富商之家与正统的奉儒之家相比要开明得多, 这些都滋养了李白性格中自由狂放的因素。他又天生一种“仙风道骨”, 且天资早慧, “五岁诵六甲, 十岁观百家” (《上安州裴长史书》) , “十五观奇书, 作赋凌相如” (《赠张相镐》) 。宽松的家庭环境、优越的经济地位、豪侠的生性、出众的才华, 使得李白自视很高, 颇为自负。两人个性的形成, 也有赖于时代的土壤。谢灵运生活于由东晋入宋时期, 其精神气质形成于东晋。而东晋承续魏、西晋而来, 是士族统治时期, 更是思想大解放、培养了大批“名士”的时代, 谢灵运禀承魏晋精神, 加上前述家庭、个人的因素, 使他成了魏晋精神的集大成者。他重视个性, 讲究君臣知遇;他富有才华, 但恃才狂放;他不愿循规蹈矩, 不遵守传统礼法, 而随任性情, 自视清高。李白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盛唐时期, 朝廷重臣马周、张柬之、郭元振、张九龄等皆“起自布衣”的事实, 使广大下层士人“拾青紫于俯仰, 取公卿于朝夕”的功业欲大大膨胀;“忽从被褐中, 召入承明宫。圣人借颜色, 言事无不通” (卢象《赠程秘书》) 的境界, 又使一些士人充满神奇的幻想。盛唐是士子精神风帆鼓荡的时期, 恰恰为魏晋风度的再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在李白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谢灵运的性格特点, 只是加烙了盛唐时代的印记, 将狂放、自由的个体意识与平交王侯的主体意愿推向了极致。与无数中国古代文人一样, 谢灵运、李白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功业追求。谢灵运在《赠安成》中表示:“抚翼宰朝, 翰飞戚蕃。佐道以业, 淑问聿宣”, 在《山居赋》中宣称:“大慈之弘誓, 拯群物之沦倾”、“分一往之仁心, 拔万族之险难”。李白更是要“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原为辅弼, 使海县清一, 寰区大定”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他们实现如此宏大美好的政治理想都有一个前提:谢灵运要“兼抱济物性, 而不缨垢氛” (《述祖德诗》) , 在追求“济物”之志的同时, 又要超尘脱俗, 保持自己特有的尊贵;而李白更是“不屈己, 不干人”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他们都表现出尊傲的独立个性。这种个性使他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处碰壁。

 

在曾经只不过是祖父手下一员“将兵”的刘裕面前, 谢灵运怎么也去不掉那股高傲的贵族气。显赫家族的优越感, 使他最终不能与刘宋庶族军阀政权密合, 遭受政治上的冷遇便是情理中的事。谢灵运在宋历侍武帝、少帝、文帝, 备受冷遇, 这从《宋书·谢灵运传》中可以窥见。武帝朝, 先是由公爵降为侯, 后由于“为性褊激, 多愆礼度”, 虽然“自谓才能宜参权要”, 但“朝廷唯以文义处之, 不以应时相许”, 所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以后, 谢灵运因为“构扇异同, 非毁朝政, 司徒徐羡之等患之”, 遂“出为永嘉太守”。文帝登位, 诛杀徐羡之等人, 征灵运为秘书监, 再召不起, 光禄大夫范泰写信敦奖他, 才出任此职。此时的谢灵运仍然“自以名辈, 才能应参时政”, 并且“初被召, 便以此自许”, 然而“既至, 文帝唯以文义见接, 每侍上宴, 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之辈, “名位素不逾之”, 却“并见任遇”, 灵运便“意不平, 多称疾不朝直”, 后只好“上表陈疾”, 被文帝“赐假东归”, 又被御史中丞傅隆上奏免官。可见, 在刘宋政权面前, 灵运从未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为此他在政治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政治上的失意又更加激发了他的狂傲气。贬为永嘉太守时, “出守既不得志, 遂肆意游遨, 遍历诸县, 动逾旬朔, 民间听讼, 不复关怀”, “在郡一周, 称疾去职”。移居会稽旧宅, “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 有终焉之志”。不仅如此, 居然还“每有一诗至都邑, 贵贱莫不竞写, 宿昔之间, 士庶皆遍, 远近倾慕, 名动京师”, 这怎能不使统治者光火?当然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大幸, 这是另一话题, 这里不便多言。任秘书监期间, 由于“意不平”, “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 种竹树堇, 驱课公役, 无复期度。出郭游行, 或一日百六七十里, 经旬不归, 既不表闻, 又不请急”。且不说做臣子应遵守的礼法, 哪个皇上又能容忍臣子有如此放纵的行为?他还因为傲慢无礼、狂放不羁, 经常与地方官吏发生纠葛。文帝时遭免官, 东归始宁别墅后, “因父祖之资, 生业甚厚。奴童既众, 义故门生数百, 凿山浚湖, 功役无己。寻山陟岭, 必造幽峻, 岩障千重, 莫不备尽……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 直至临海, 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惊骇, 谓为山贼, 徐知是灵运乃安”。更有甚者, 灵运竟“又要王更进”, 不肯, 他又作诗讥讽王:“邦君难地山佥, 旅客易山行”。在会稽, “亦多徒众, 惊动县邑”。会稽太守孟岂页事佛精恳, 灵运自视精通佛典, 瞧不起孟岂页, 并加以讥讽:“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 成佛必在灵运后”, 孟岂页深恨此言, 以至后来灵运求决会稽东郭回钟湖为田时, 孟岂页坚执不与, 灵运又求始宁山丕山皇湖为田, 孟岂页又固执, 最终抓住灵运“横恣, 百姓惊扰”的辫子, “表其异志, 发兵自防, 露板上言”, 加以诬陷。文帝虽未治灵运罪, 但为了“不欲使东归”, 把他发配到临川 (今江西) 做内史。在临川, 灵运并未就此有所收敛, 反而“在郡游放, 不异永嘉”, 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羁灵运, 他又兴兵叛逸, 终被统治者杀害于广州。可见, 《宋书》和《南史》都说他“多愆礼度”, 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他“浮躁不羁”, 就连“特知爱之”的堂叔谢混也说他“博而无检”, 都是切中要害之言。谢灵运的这种性格是从政的致命弱点。为此他得罪了上自皇帝, 下到一般官吏, 为整个统治集团所不容, 并终被统治者送上了断头台。

 

李白的傲岸不屈、狂放不羁趋于极至。他极自负:“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 尔其天为容, 道为貌, 不屈己, 不干人, 巢由以来, 一人而已”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他很自高:“出则以平交王侯, 遁者以俯视巢许” (《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 “府县尽为门下客, 王侯皆是平交人” (《少年行》) 。他更自傲:“一醉累月轻王侯”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杜甫《饮中八仙歌》) 。就连建功立业, 在其天真和豪气的驱使下, 也变得易如反掌:“谈笑安黎元” (《书情赠蔡舍人雄》) 、“谈笑净胡沙” (《永王东巡歌》) 、“谈笑廓妖氛” (《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 , “谈笑”成了李白施展才志的一种特殊方式。可见, 在李白的世界里站立着一个大大的“我”。另据何念龙先生统计, 在李白的一千余篇诗文中, 直接提到“我” (包括“吾”、“余”、“予”、“李白”等) 的作品就占了半数以上[2], 也说明李白世界中“我”的比例之大。李白有着鲜明强烈的个体意识。在此前提下, 他强烈地追求着个人的自傲, 情感奔纵, 任诞自适, 隐逸求仙, 醉酒狂歌。他不愿走“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那样的科举进身之路, 而是幻想着有朝一日平步青云, 一举登上“辅弼”之位, 大展宏图。他要平交王侯, 与帝王以师友相处, 在现实生活中他表现出强烈的蔑视权贵的傲岸作风。李白狂放自傲, 蔑视王侯, 戏万乘若僚友, 与封建统治要求的为臣之道相违背, 与封建文化所标榜的道德构成尖锐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要触礁。天宝初, 李白待诏翰林期间, 由于生性狂放傲慢, 不能及时调整与周围人的关系, 反觉得“青蝇易相点, 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 屡贻褊促诮”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若从保持个性的完整来说, 这固然值得称赞, 但若从政治家应具备的应时能力来看, 这未必不是大欠缺。他很快得罪了许多王公大臣。关于以谗言谤害李白者, 有曰前宰相之子驸马张洎, 有传言被力士摘诗激怒的杨贵妃, 但有一点是确切的, 李白得罪权贵, 受到排挤打击。这主要是由于李白的个性招致的结果。他放浪不羁, 终使玄宗皇帝也认为他“非廊庙器”, 而“赐金”使之“还山”了。自命不凡, 狂傲自大, 也使李白在政治生活中显得幼稚无知。安史乱中, 同时代的诗人高适能大有作为, 而李白却只凭一腔热情, 误入李幕府, 卷入统治者的内讧之中, 落得个入狱流放的下场。平心而论, 李白是天生的诗才, 但他的个性不属于政治家, 缺乏作为封建社会国才重臣的基本素质, 他在政治上的悲剧自然不可避免。

 

不能审时度势, 对时代缺乏清醒的认识, 政治上仅凭感觉, 缺乏缜密的思维, 也是导致谢灵运、李白悲剧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论, 谢灵运的个性精神形成于东晋, 而他的政治生涯却坐落于刘宋时代, 这是两个很不同的时代。从政治角度而言, 宋是刘裕为首的庶族军阀建立的政权, 他们想方设法削弱旧士族势力, 使寒门的力量兴起, 皇权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 那个“历代流光”的“於穆冠族”, 对于谢灵运也只能是可供夸耀的历史, 不能成为他进身的资本。而谢灵运恰恰对此不甚清醒, 他还是以贵族的高傲去面对相对鄙俗的庶族统治者, 所谓“达人贵自我, 高情属天云” (《述祖德诗》) , 这就使他很难与现时统治者合拍, 甚至与刘宋集团格格不入。在这种状态下, 作为刘宋集团统治下的一个臣民, 谢灵运还想得到重用, 获得“参时政”的权力, 无疑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从社会文化形态而言, 魏晋以来的名士文化强调个性, 关注人的自由存在, 而刘宋政权时期的庶族新贵们的文化修养远逊于士族贵族, 他们绝不能容忍名士文化继续发展, 特别不能听任名士文化中个体意识的继续存在。否则, 那将显示出本阶层文化修养上的粗俗, 对强化皇权将构成潜在的威胁。开放的东晋文化赋予了谢灵运自由独立的精神气质, 他带着这种精神面貌走进了刘宋时期, 此时这种精神气质已失去了存活的土壤, 谢灵运却固守着这一片天地, 自然是不合时宜, 要吃苦头了。谢灵运还凭气味相投, 将政治期望寄托于轻躁、不能主社稷的庐陵王义真身上。《宋书·谢灵运传》载, “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 与灵运情款异常。”《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本传云:“与陈郡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 云得志之日, 以灵运、延之为宰相, 慧琳道人为西豫州都督。”《文选》李善注灵运所作《庐陵王墓下作》一诗:“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 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 追还……”以上表明, 灵运与义真趣味相投, 情非寻常, 互相看重, 特别是灵运对义真寄予政治上的厚望。而义真是否值得如此倚重呢?据《南史》卷十三记载, 义真十二岁奉武帝命留守关中, 不能稳定人心, 东归途中又因部下敛财货, 行动缓慢, 被追兵赶上, 大败, 差点送命, 可见他无将兵之帅才。谢晦奉武帝之命考察庐陵王能否做接班人, 说他“德轻于才, 非人主也”;后徐羡之等谋废少帝, 按次第应立义真, 但嫌他轻躁, 不胜任主社稷, 奏废他为庶人, 徙新安郡, 后被徐羡之派人杀于徙所, 年仅十八。义真德望才能难以胜任人主之位, 谢灵运却恰恰视义真为大树, 择而栖之, 真是所期非人, 证明灵运在政治上确属幼稚, 缺乏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才能。在生死攸关之时, 灵运又轻举妄动, 竟执录前去收羁他的随州从事郑望生, 并兴兵叛逸, 犯下死罪。在徙广州时, 又与旧时相识薛道双谋, 欲半道劫逃, 事败。灵运确实轻狂浮躁, 与政治家镇定自若的雄才大略相距太远。

 

李白虽处盛世, 但如论者所云, 这是个走向极盛的同时逐渐孕育危机的历史过程。这个时代“盛”的一面, 曾给予李白太多太多的自信与幻想, 特别是初唐以来对人事制度的改革, 庶族地主崛起, 庶族士子平步青云的现象, 使李白更觉得“游士”时代即将复兴, 所以他满脑子的谋士策臣。在历史政治人物中, 最让他倾倒的是鲁仲连、谢安。然而盛唐已不是“游士”驰骋的时代, 大一统的国家、稳固完备的政治体制, 中央已牢牢掌握用人权, 特别是玄宗后期, 牛仙客、李林甫掌用人大权, 堵塞贤路, 杨国忠更是“无问贤不肖, 选深者留之, 依资据阕注官” (《通鉴》卷二一六) , 使盛唐才士的美好理想成为幻想。天真的李白为恢宏的盛事鼓荡起的那股轻狂之气却难以轻泄, 仍然以那种饱胀的激情去面对已变了质的时代。于是, 天宝初年, 当王维由于痛苦的人生、对世事的失望渐趋佛门之时, 李白还在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果然, 此时的玄宗需要的只是点缀升平、侍宴谈赏的弄臣而已, 李白自然是挨了一记闷棍。当李起兵之时, 他又凭着这股狂热劲主动加入李幕府。据《新唐书》永王本传载, “生宫中, 于事不通晓”, 见江淮一带富且强, “遂有窥江左意”, 说明他是一个不更世事, 缺乏远见与卓识的平庸之徒。李白却不考虑这些, 仍是热情饱满地奔赴李麾下, 高唱着“但用东山谢安石, 为君谈笑净胡沙” (《永王东巡歌》) , 做着建立奇功, 名垂青史的美梦, 结果自然是再次陷入困境, 遭受更大的挫折。可见, 在复杂残酷的现实政治面前, 李白只是凭诗人的天真做出反应, 缺乏冷静的观察思考能力。裴斐先生在《李白个性论》中说他“是最纯粹的诗人气质, 擅长不在思辩而在直感” (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上) , 可谓中的之言。所以, 时代之与李白的悲剧, 与其说是玄宗后期不重人才的现实, 毋宁说是盛唐时代煽起的那股躁动不安的狂气, 这狂气里本已包含着悲剧的因子。

 

谢灵运和李白的悲剧发人深省。从人格意义说, 他们是完整的人;从精神世界言, 他们是富有者;从文学角度看, 他们更是佼佼者;但若从政治方面立论, 他们确是有缺陷的人。他们在诗国里任意翱翔, 在现实政治中却举步维艰。一方面, 他们理想宏大, 自视颇高, 作为一个文人确实绰绰有余, 但作为政治家就连基本的素质也缺乏;另一方面, 他们狂放自傲的个性, 本与封建等级秩序发生冲突, 而他们既要建立功业, 又要保持个体的自由和人格, 这使诗人必然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 只好在困境中做无谓的挣扎, 毁灭自我, 最终只是成就他们本不甘心的诗人的名分。谢灵运和李白的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参考文献

[1]　王钟陵 .中国中古诗歌史〔 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988.

 

[][2 ]　何念龙 .三型李白论纲〔 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 1998,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