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形象演变的特征和原因——李白形象研究之二

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盐城224002

 

摘    要：

李白形象演变的特点是 :一贯性 , 时代性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究其演变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自身的魅力 , 人民的选择 , 士人的寄托和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

 

关键词：

唐代文学; 李白; 形象演变;

 

收稿日期：2000-01-20

 

The Changing Image of Li Bai: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Abstract：

The changes in the image of Li Bai are characterized by consistency, variety, and reliability on the changing society. Li Bai's personal charisma, the free choice of the people, the expectations of men of letters, and the different needs of different ages constitute the primary cause of such changes.

 

Keyword：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Li Bai; changing images;

 

Received： 2000-01-20

 

作为历史人物, 李白自有其“真面目”;作为文学作品和图画中的人物, 李白又有他的“艺术形象”。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笔者发表了《李白形象演变的基础与轨迹》 (刊《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第1期) 以后, 意犹未尽, 现在再来说说李白形象演变的特征和原因。

 

李白形象的演变, 具有以下特点:

 

一贯性。基本特征不变, 却又不断丰满和完善。李白, 不象曹操。曹操有三种形象:正史中, 他是个英雄;文坛上, 他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但在戏剧和小说里, 他却是个奸臣。千百年来, 李白就是李白:文士、志士、侠士、狂士、道士、隐士集于一身, 从他的自述到明清的小说、戏剧, 并不出此范围, 总体上基本没有相互对立或截然相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 李白的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他始终是个正面人物, 是个才高气傲的诗人。无论是普通士、民, 或者是明清帝王, (明太祖朱元王章、清嘉庆帝皆有咏李白的诗) 一提李白, 谁不啧啧称“谪仙”?但李白的形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他的高傲吧。李白自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 只是说性格之不能。宋人则谓“李白不能屈身”, 是因为“腰间有傲骨”。 (戴埴《鼠璞》) 进而从形体上找出了“不能”的原因。如果说性格还有屈伸变化的话, 形体上的“傲骨”却是无法改变的, 这就把李白的高傲推向了绝对化。高傲的表现:从“天子呼来不上船”到自称“海上钓鳌客”, 要用“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弄得“时相悚然” (赵令田寺《侯鲭录》) ;从引足令高力士脱靴, 到让宰相磨墨、贵妃捧砚, 种种极端事迹, 不但古今中外无与伦比, 而且永远不能让人忘怀。在这里, 李白的“高傲”则一, 其程度和范围却有变化。

 

时代性。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传说故事, 都有其大致的侧重点或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别之处。唐诗咏李白, 多称其“才高”、“才大”。杜荀鹤称之为“千古一诗人” (《经谢公青山吊李翰林》) , 皮日休说是“惜哉千万年, 此俊不可得。” (《七爱诗·李翰林》) 杜甫夸他“一斗诗百篇” (《饮中八仙歌》) , 白居易说他“曾有惊天动地文” (《李白墓》) , 任华也说他“新诗传在宫人口, 佳句不离明主心。” (《杂言寄李白》) 这些夸赞与《国史补》、《松窗杂录》、《本事诗》、《开元天宝遗事》等笔记小说所载大致相同:他们所欣赏的主要是李白的“诗才”。至于李白的“政治才能”, 唯有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并序》作了充分的肯定:“夫仁以安物, 公其懋焉。义以济难, 公其志焉。识以辩理, 公其博焉。文以宣志, 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 下为伯友。”宋人多称李白之“气”:代表性的说法是苏轼、王绶、饶节、李纲等人的“气盖天下”说。画家梁楷有《李白行吟图》, 以李白比屈原, 意在表现其正气。李纲的《水调歌头》盛赞李白的“逸气”。尤袤说“呜呼谪仙, 一世之英。” (《李白墓》) 徐积说:“乃知公是英物, 万迭秋山耸清骨。” (《李太白杂言》) 这是说李白的英气。不过, 最突出的还是李白的傲气:除前文所引戴埴、赵令田寺所述外, 更有苏轼所谓“戏万乘若僚友, 视俦列如草芥” (《李太白碑阴记》) ;刘斧、谢维新在李白骑驴过华阴的故事中, 不但提到了高力士脱靴, 而且增添了“贵妃捧砚”的情节。傲视的对象:从县令到“同列”、宰相、贵妃, 直到“万乘”。运用的艺术形式:从诗、词、文、笔记小说, 直到图画, 真可谓大肆渲染、超越前代了。执笔的作者:从北宋早期的苏轼, 到南宋后期的牟子才;从僧人如璧 (饶节) , 到画师梁楷, 面是很广的。元杂剧中的李白是个人情味十足的人物:在马致远《孟浩然踏雪寻梅》中, 李白偕孟浩然雪地寻梅, 评花赋诗, 并荐孟于朝、奉旨给孟加官赏赐;在范康《曲江池杜甫游春》中, 李白以杜甫知友的身份出场。以上二剧皆表现了李白的“友情”。郑光祖的《李太白醉写秦楼月》、乔梦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 皆与“爱情”有关。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 主要表现李白的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之情, 也表现了他在流夜郎时“稚子妻儿痛哭号口兆、牵衣留恋”, “对十五婵娟”“凄然”的儿女之情。在明传奇和拟话本中, 李白是个难得的贤臣:醉写吓蛮书, 维护国家尊严;不满朝政, 讽谏玄宗肃清宫闱;救助郭子仪, 期其为国效力;骑驴遨游, 教训贪官污吏;隐居庐山, 誓死不从永王■;玄宗奔蜀, 结伴追驾;庐山遇赦, 决心“出世匡时”。清人描绘的李白, “荣遇”是一大特色。陈廷敬《梦太白》诗云:“花月十年醉, 声名一日荣。”冯溥为《宫袍覆学士图》题诗云:“天子传呼幸玉堂, 词臣稳睡梦尤长。宫袍覆暖悄然去, 视草争疑翰墨香。”至如张韬《李太白醉草清平调》、尤侗《清平调》等杂剧, 更把李白的“荣遇”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但前无古人, 而且后无来者。

 

多样性。描绘李白形象的艺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唐至清, 歌咏李白的诗作者近千名, 诗则有数千首;自宋至清, 词作者51人, 词65首;金、元、清散曲作者9人, 散曲9首, 散套1种;自唐至清, 文 (传记、碑志、游记等) 60余篇;自唐至清, 笔记小说100多条, 拟话本1篇;自金至清, 戏曲 (院本、杂剧、传奇、昆剧、京剧) 41种;民国期间尚有京剧、豫剧、闽剧、桂剧、川剧、粤剧、湘剧、汉剧、话剧等14种。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唐之诗, 宋之词, 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宋元戏曲考·序》)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不妨再对描绘李白形象的“一代文学”及其作者作一番统计:

 

唐诗51首, 作者29人, 其中杰出的诗人就有王昌龄、高适、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

 

宋词23首, 作者13人, 其中较著名的有辛弃疾、张炎、刘克庄等人;

 

元散曲8首, 作者7人, 其中较著名的有白朴、张养浩、张可久等人;

 

元杂剧6种, 其中以李白为主角的两种。这些杂剧的作者有马致远、郑光祖、乔梦符、王伯成等人;

 

明代的拟话本虽然还算不得严格意义的“一代之文学”, 但在文学史上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冯梦龙在他的《警世通言》中以一卷的篇幅专写李白, 自然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而且这一卷相对于明以前李白的传说而言, 实在称得上是集大成之作了。我们研究李白形象的演变, 当然不可忽视。

 

以上两种统计, 无可辩驳地显示了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绘画史上, 李白的地位也比较明显。据笔者粗略统计:自唐迄清, 以李白真容、“事迹”、诗意、文意等为题材的图画, 至少有一百多幅;这些图画的作者, 较为著名的有:唐代的郑虔、韩干、周日方;宋代的石恪、李伯时、梁楷;元代的赵孟兆页、钱选;明代的沈周、仇英;清代的苏六朋、闵贞。 (笔者另有专文详论, 兹不赘述)

 

李白形象演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身的魅力。
千百年来, 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李白, 李白的形象之所以发生种种演变, 首要的因素还是由于李白自身的魅力:这个“原型”十分复杂。文士、侠士、狂士、志士、隐士、道士, “原型”的“脸谱”在不断地变;儒家, 道家, 纵横家的思想集于一身;诗人, 游侠, 酒徒, 策士的气质应有尽有。中国的士人, 无论其为文习武、穷或者达, 几乎无一不可从李白身上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借鉴, 或模仿, 或顶礼膜拜, 或装点门面, 或按照自己的好恶加以夸张、改造。这个原型充满了神奇色彩:他的生, 他的死;他的才能, 他的嗜好——他为什么能“草答蕃书”?为什么能“一斗诗百篇”?他是不是神仙下凡?他哪来的“仙风道骨”?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是不是骑鲸上了天?这个原型极富浪漫情调:一个文人不参加科举考试, 却被征召于金銮殿;一个布衣未建尺寸之功, 却受皇帝宠幸;一个被皇帝宠幸过的人, 却被长流夜郎;一个曾经一年散金三十余万的人, 到晚年却生活无着;一位诗人, 在长安市上与人打斗;一位“皇帝侍文”, 任意携妓饮酒;一位“愿为辅弼”的志士, 热衷于采药炼丹;一位傲视权贵的狂士, 面对平民的雕菰饭而激动不已, 等等, 等等。面对着这个神奇、浪漫的原型,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却又执意要“理解”他。人们不但想理解他, 而且想“利用”他:或自托、自喻、自我安慰、自我解脱;或借古讽今, 或借题发挥。总而言之, 人们喜爱李白、需要李白, 自然离不开原型;但在实质上, 恐怕还是那些演变了的、“理想化”了的、“异化”了的“李白”, 更受欢迎。

 

第二、人民的选择。

关于李白的传说, 常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歧异。为什么其中一种得以流传和发展呢?主要是由于人民的取舍。比如李白的死因:

 

唐人刘全白说是“以疾终”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 皮日休说是“竟遭腐胁疾, 醉魂归八极。” (《七爱诗·李翰林》) 《旧唐书·李白传》说是“竟以饮酒过度, 死于宣城”。五代王定保则说是“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唐摭言》) “疾终”、“酒死”、“水卒”三说并存, 但未平行发展。从《龙城录》所谓“仙去”, 宋梅尧臣“不应暴落饥蛟涎, 便当骑鲸上青天” (《采石月下赠功甫》) , 元萨天锡“只应风骨蛾眉妒, 不作天仙作水仙” (《采石怀太白》) , 明冯梦龙“李学士 (白) 坐于鲸背, 音乐前导, 腾空而去” (《警世通言》第九卷) , 到清屈大钧“才人自古蛟龙得, 太白三闾两水仙” (《采石题太白祠》) 的说法看来, 人们不愿意李白死得太寂寞、太平常, 甚至不愿意他死去, 所以才世代相传、精心编织了那些入水捉月、骑鲸升天的神奇传说以达到某种心理平衡。

 

再比如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事, 自古及今言之凿凿, 仿佛实有其事。但我们如果细心地翻阅一下早期的文字材料, 便会发现其说法并不一致:

 

李白在翰林, 多沉饮……后对御

 

令高力士脱靴;上令小阉排出之。 (《国史补》)

 

李白名播海内, 玄宗于便殿召见

 

……白遂展足与高力士, 曰:“去靴”。力士失势, 遽为脱之。 (《酉阳杂俎》)

 

李白有“令”这一节并无异议, 但是高力士给他“脱”了没有?李肇所谓“上令小阉排出之”, 就是说, 唐玄宗立即命令小太监把李白推了出去, 根本不存在高力士给他脱靴的可能。《旧唐书·李白传》所谓“由是斥去”正是沿袭了《国史补》的说法。段成式说是“遽为脱之”, 《新唐书·李白传》的说法接近于《酉阳杂俎》。笔者在此无意于考证此二说的是非, 但要指出:李说与段说的歧异早在公元九世纪就已公开, 除《旧唐书》采用李说之外, 千百年来再也没有第二人重视李说;无一例外, 人们都赞同段说。原因何在?“脱”与“没脱”的可能性都存在, 《国史补》成书也早于《酉阳杂俎》, 在这里, 人们并不考虑两种说法的真实性, 只是按自己的感情选择了段说。正直的人们, 受压抑的人们, 谁不想借此机会出出高力士们的洋相、一吐胸中的块垒而自快呢?

 

第三、士人的寄托。
李白的形象中往往寄托着作家、艺术家们的自我。杜甫赠李白的诗中说:“才高心不展, 道屈善无邻。”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这两句诗同样可看作杜甫的自况。“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 将老身反累。” (《梦李白二首》) 这几句诗明写李白晚年为李■牵累而流放, 实际上包含着杜甫对房王官罢相、自己因为疏救房王官而遭受牵累的不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李白”就是杜甫。白居易所谓“但是诗人多薄命, 就中沦落不过君”的说法, 当然不是指李白一人, 也不仅仅寄托着白居易被迫离开朝廷以后的牢骚, “但是”二字实际上囊括了自古以来一切正直而善良的诗人。宋赵令田寺《跋太白醉草》诗云:“虽自九天分派, 不与万李同林。步处雷惊电绕, 空余翰墨窥寻。” (《宋诗纪事》) 《春渚纪闻》评曰:“此德麟 (按:即赵令田寺) 跋遽所藏, 其实自谓也。”明高启说:“李供奉, 杜拾遗, 当时流落俱堪悲。”“二公才高且如此, 君今谓我将何如?” (《夜闻谢太史读李杜诗》) 明明白白地拿李杜二公与自己相比。诸如此类, 都是失意者的寄托。得意者也有寄托:清冯溥《宫袍覆学士图》、陈廷敬《梦太白》等诗即此类。他们都是清初的大臣, 其诗作不过是借李白的“荣幸”, 表达自己“甚得圣眷”的心情罢了。尤侗写李白中状元, 是“画饼充饥”式的寄托:“尤侗拔贡出身, 才名藉甚, 而未登甲科, 不胜健羡。此记 (按:指《李白登科记》) 之作, 或者其自喻也。” (《见山楼丛录》) 魏裔介的寄托却是一种“以已度人”、“难为古人”。他在《读李太白诗》中说:“沉香亭畔词, 讽谏有微趣。”一般认为,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并无讽谏之意, 魏氏持此说实质由于自己“以理学自任”, “好弄笔”, “素称敢言”而已。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稿》第619页)

 

第四、时代的需要。
唐五代人笔下的李白, 最显著的特点是个“才”字。一则因为这个特点最贴近于“真实的”李白;二则正如白居易所说:“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唐代君主重视诗歌,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好诗主要出自李白那样的才华横溢的诗人。既然“人间要好诗”, 所以“吾意独怜才”。 (杜甫《不见》) ——“怜才”的岂唯杜甫, 唐五代人特别看重李白之处, 多半是他的诗才、文才。宋人描绘李白, 比较重视一个“气”字, 尤其是“傲气”。如所周知, 北宋王朝从太平兴国四年 (979) 开始, 直到它的覆灭, 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 几乎没有一次不以丧师失地告终。面对外族的军事威胁, 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南宋王朝更加软弱:对女真贵族割地称臣, 交银纳绢以求苟安;对主战派则残酷迫害、无情打击。面对这样的时局, 正直的文人如北宋的苏轼, 正直的画家如南宋的梁楷, 不是正需要拿起他们的如椽之笔来倡导一种对内对外的骨气吗?元代社会比较缺乏人情味。“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杀戮, 掳掠, 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凡此种种, 是元统治者对付人民的主要手段;提倡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 则是元统治者用以对付人民的软刀子。所以, 杂剧作家塑造的那位重友情、讲爱情的李太白, 正是那个时代所缺少的, 也正是人民所渴求的。明王朝特别强调一个“忠”字, 臣民们稍不留心便有性命之虞。洪武二十六年, 大将军蓝玉被指控为图谋不轨, 凌迟处死。所以《彩毫记》中的李太白被永王强抢以后, “誓死不从”;《惊鸿记》中的李太白在玄宗奔蜀以后, 只好“追驾”。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罪该抄杀”。诗人高启被腰斩, 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斩首抄家, 皆与“不为君用”相关。所以《警世通言》中的李白“屡次乞归”, 玄宗也只是“许卿暂还”, 而且约定“不日再来相召”。李白“暂还”以后, 骑驴到华阴县还做了些“观风考政”的事, 算是跟朝廷保持着“合作关系”;《彩毫记》中的李太白庐山遇赦以后, 还表示要“出世匡时”。李白是位被朱元璋肯定的诗人, 所以明代文人也只好把李白塑造成合乎皇上口味的人物了。面对着明初即已兴起的文字狱, 作家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李白在清人笔下之所以“荣幸一时”,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虽然创立于隋唐, 但唐、宋、元三代都没有明、清时那样完备和鼎盛。所以李白到了冯梦龙笔下才开始应试:时尚面前, 不得不尔。而且他“白衣入朝”时还“有愧于心”, 等到玄宗“钦赐”他“进士及第”以后, 才觉得脸上有了光彩。清人以科考及第为“正途出身”, 所以尤侗执意让他笔下的李白中了状元, 也算是一种“时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