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只是李白身上的一个小“矛盾”，他身上另有一个大“矛盾”需要说明。 

　　李白在《古�L》其一中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 

　　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 

　　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 

　　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 

　　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 

　　�F。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 

　　有几处需要稍加解释。正声，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歌；宪章一词出自《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王）。”绝笔于获麟，麟为仁兽，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重修《春秋》时，感叹周道不兴，将《春秋》止于此年。删述指孔子整理古代典籍的态度是“述而不作”。这首诗充满儒家（孔子）文艺理论的气息，为儒家诗歌传统的中断而感伤，并且表示要继承孔子的传统，为振兴儒家诗歌而战斗。 

　　此诗如若出自儒家信徒杜甫之手，则十分正常，然而它却出自儒家对头李白之口，令人大感诧异。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李白那敏感的神经，使他对儒家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原来，儒家的文学传统从魏晋之后遭到破坏，诗人们抛弃了儒家政教诗学观和兴寄的创作教条，一心一意在诗歌形式上琢磨，尤其是南朝诗人发现了汉语的四声，并把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使诗歌变得绮靡起来，丧失了古朴之风。 

　　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儒生们要求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在文学领域开始了对六朝诗歌的围剿。隋代大儒王通对六朝诗人逐个进行痛骂：谢灵运是小人，其文傲；沈约是小人，其文冶；鲍照、江淹是狷者，其文急以怨；徐陵、庾信是夸人，其文诞：谢月兆是浅人，其文捷；江总是诡人，其文虚……（王通《中说》）李谔上书隋高祖要求革除华丽的文风，认为从三曹开始，诗人竞骋文华，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至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到了唐初，大批儒生继续对六朝文学口诛笔伐，全盘否定。令狐德�比衔�，梁代文学“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若以庾氏（庾信）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到了稍后的陈子昂，更是发起了一次诗歌的复古运动，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 

　　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 

　　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 

　　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要求诗歌回到五百年前，重作风雅，重用兴寄，是不折不扣的复古。奇怪的是，几部流传甚广的文学史都称其为“革新”。总之，那时的复古要求甚嚣尘上，齐、梁诗歌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正如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所言：“（陈子昂）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李白正生活在那个时代（李白出生一年后，陈子昂才死），以他那种易冲动的胆汁质气质，一下子就受了时代氛围的感染，看见人人都往齐、梁诗歌身上吐口水，他也挤进去吐了两口：“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完全是一种冲动行为，一时间脑子里进了水。 

　　李白的诗完全不合儒家诗教的要求，是儒家诗歌的对立面。儒家诗教的基本内容是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人屈原的作品因为露了锋芒，被儒生班固斥为“露才扬己”。李白的诗主观色彩更浓，锋芒毕露更胜屈原，不可能接续儒家诗歌传统，在儒生眼中绝对算不上“正声”。对于《诗经》，儒生真正重视的不是其中的风，而是雅和颂，因为里面充斥着歌功颂德的篇什。李白则时常在诗中否定儒家所赞颂的古代贤王，动辄高呼“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这与儒家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诗学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李白的一些诗写了女性，少数作品还略带色情意味，如《越女词五首》、《浣纱石上女》等，这在正统儒生看来绝对不能容忍。宋儒王安石就认为“白诗多说妇人”，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至于兴寄手法，也非李白所长，他更喜欢直抒胸臆，把心中所想说得明白酣畅。 　　总之，像李白这种极易受环境感染的直率、天真的人，根本不该去凑热闹，跟在儒生后边起哄，突然丧失了自我，跨入了儒家阵营，也随着儒生振臂高喊。倒是身为儒生的诗人杜甫面对这种全盘否定齐、梁诗歌的大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做出了正确的思考。他反对对齐、梁诗歌的责骂，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清词丽句的齐、梁诗歌是他学习、借鉴的对象之一，他唯恐落其后尘。他对“词赋之罪人”庾信评价很高，说：“清新庾�_府”（《春日忆李白》），“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对宫体诗人何逊、阴铿也有好评，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他十分重视文学的表现形式，对齐、梁文学的重要成果、萧统所编的《文选》很是喜爱，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这是对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之类跟风言论的反拨。 

　　李白由于反对绮靡的齐、梁诗歌，连带着反对在诗歌形式上的追求，说：“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古风》第三十五）杜甫并不赞同这种论调，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诗是呕心沥血雕饰成的。他认为写诗、改诗、吟诗有益于人的品格，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还认为要使诗歌像南朝诗人谢灵运、谢月兆那般清新流丽，必须转益多师，反复推敲，说：“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意匠惨澹经营中”（《丹青引》）。 

　　从李白、杜甫二人在唐初诗歌复古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分歧来看，二人属于不同的气质类型。李白是胆汁质，热情而急躁，容易冲动，行为的偶然性大，但反应敏捷，行动急促。杜甫是粘液质，行事沉稳而不失热情，反应较为迟缓，但说话经过深思熟虑，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