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不仅在诗创作方面才华横溢, 还尝试创作了许多词作, 著名词牌《菩萨蛮》与《忆秦娥》就由李白最早填词创作。王昆吾先生讲到:“唐代‘乐府’有三种性质:一是曲子辞, 二是谣歌辞, 三是准歌辞”[1]。可见, 唐代乐府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被收入到郭茂倩所著《乐府诗集》中的163首李白诗词作品也不例外。这些作品有些可合乐而唱, 有些则提供了丰富的唐代音乐史料。由此可见, 李白的许多诗词作品中含有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 并将“诗心乐意”的审美精神融入到创作动机之中。借鉴文学与美学等多重理论对李白诗词进行分析与研究, 可以更为真切的感受到李白诗词作品深刻的思想。

 

 

       一、前提:“诗心乐意”的传统美学理论基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自先秦始, 诗与乐就相互依存, 并在发展变迁中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诗心乐意”的理论内涵可以尝试总结为:诗与乐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 在中国古代的创作、传播、应用等环节中, 诗与乐的交融具象的存在于创作与欣赏的审美心理之中。诗词创作充分考虑如何入乐搭配, 创作主题、内容、风格、韵脚可以搭配相应的曲牌、伴奏与人声, 从而形成文学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在古代文献的记载或名家的言论中, 将“诗心乐意”的审美格调拆解为三层关系逐一论述:

 

 

       首先, 诗与乐相互关联, 密不可分。在《吕氏春秋•古乐篇》的史料记载中, 从远古先民的创作起, 便有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构。《乐府》在《尚书•尧典》“乐府者, 声依永, 律和声也。”[2]的史料支撑下, 提出了“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 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3]的理论观点。阐明了“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4]的核心论断。当代学者乐黛云曾在《诗歌•绘画•音乐》一文中将此句解释为:“诗是音乐的心灵, 声调旋律是音乐的形体”[5]。可见, 诗词的文本内容是音乐内涵的援引, 音调在听觉层面的外化特征使诗词的表现力得到美化。当代学者萧涤非先生曾在书中写道:“盖乐以诗为本, 而诗以乐为用”[6]。这也佐证了诗与乐的缺一不可。“诗乐相伴”的思想深植于李白诗词创作中, 在收录于《乐府诗集》的163作品中, 根据曲牌类型分别划入“相和歌辞”、“横吹曲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汉郊歌辞”、“新乐府辞”、“杂曲歌辞”等11个分支部类。每种曲牌都具有独特的表演手法与应用场合。

 

 

       其次, 诗与乐并不能混为一谈, 二者相互独立存在, 诗词与音乐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和矛盾。这种“二律背反”的理论研究逻辑既保持了汉魏以来诗词研究的传统, 也开辟了唐代诗乐文化研究的全新模式。《文心雕龙》中有言:“乐辞曰诗, 诗声曰歌……诗与歌别, 故略具乐篇, 以标区界”[7]。诗与乐有各自的文化表述方式与功能, 在交融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独立的文化特征。一方面, 诗词在创作中有着独立的审美内涵与精神主旨, 是诸多文学题材中浓缩的精品;另一方面, 诗词在独立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背离音乐精神, 反而试图凭借文学语言的独立力量来获得一种近似于音乐的表达效果。诗词与音乐的共性特质, 使二者长久以来保持着近距离的交流, 但从艺术门类的基本结构来看, 二者在属性、特征、表现力、接受性等方面仍然有别, 不可混淆。

 

 

       此外, 诗词与音乐存在着主次地位的差异性, 诗词处于主导地位, 音乐处于从属地位。根据古代学者们的思考与论述, “诗”与“乐”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差别, 因此才有了“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的说法。诗词表达的内涵韵味是相对稳定的, 音乐根据诗词的具体内容按照一定的章法进行表演。这种论断也与西方诗学观点中的“内容为主, 形式为辅”不谋而合。李白的诗词中不乏诸如《幽涧泉》、《雉朝飞操》、《剑歌行路难》这样在诗文中明确音乐情怀的名篇, 但也有许多优美的诗文描绘气象万千的大好河山, 被收录于《乐府诗集》之中后才进行谱曲表演。许多李白的诗词作品被转化为器乐合奏或歌咏等多种形式, 几经沧桑流转之后仅存文字记载, 这也从一个间接层面看出诗词的主导地位与稳定特质。

 

 

       唐代社会稳定有序的大环境促使全社会对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诗词歌赋与音乐歌舞不仅在宫廷礼仪或酒宴活动中大展拳脚, 也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李白生活在如此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 自然会影响其“诗心乐意”的创作审美倾向。统治阶层的喜好在客观上影响了李白的创作审美。唐初统治者曾言:“乐者, 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 施之于天下则神袛格, 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 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8], 可看出音乐在国家事务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诗心乐意”的审美理论付诸于国家政治活动的实践中, 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心乐意”的创作与表演审美观念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丰碑之上, 在朝代更迭中辗转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美学独具东方特色。“诗心乐意”的哲理也成为一种解密李白诗词创作中立美与审美方式的工具, 以独到的视角辅助揭开“诗仙”乐府诗词中深邃的浪漫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