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应该是所有唐代士子的梦想。因此, 唐代士人在青少年时期往往有读书山林, 准备举业的经历。开元、天宝间举子读书山林寺院的现象已经存在, 《唐故郴州刺史赠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洪州刺史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公讳翃, 字逸翰, 安定人也……童年以门荫补斋郎, 立志不就, 读书于侯山玉泉寺, 道业大成。廿二, 国子明经上第, 解褐补郏城尉, 敬始宦途, 缵修绪业。”张翃卒于大历十四年七月, 年五十七, 则其二十二岁明经上第在天宝三载, 而读书玉泉山在开元、天宝间。当然应举科目不同, 其读书和写作的重点就不一样。

 

 

        李白生活的蜀地, 青年学子读书山林寺院的记载并不多, 但也是存在的, 李白自己就是一例。又如他的同乡前辈陈子昂读书于家乡的金华山。梓州有陈子昂读书处, 杜甫参观其遗迹, 作《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诗, 《杜诗详注》注云:“鹤曰:宝应元年秋, 公自梓归成都迎家, 再至梓州。十一月, 往射洪, 乃是时作。广德元年, 虽亦在梓, 而冬已往阆州矣。《舆地纪胜》:陈拾遗书堂, 在射洪县北金华山。大历中, 东川节度使李叔明, 为立旌德碑于金华山读书堂, 今在玉京观之后。地志:金华山, 上拂云霄, 下瞰涪江。有玉京观在本山上。东晋陈勋学道山中, 白日仙去。梁天监中建观。《唐书》:陈子昂, 字伯玉, 梓州射洪人, 常读书于金华山。”诗云:“陈公读书堂, 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 激烈伤雄才。”称扬陈子昂为“雄才”, 并作深深哀悼。

 

 

        士子读书山林, 有诗、赋的写作练习。诗人一生的写作风格是不断变化的, 在讨论诗人诗歌写作时, 会发现习业阶段或青年时期的写作风格与作家主导风格并不一致, 且习业阶段的诗风有其相似性。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云:“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 亦可谓精当矣。”如果统观岑参诗, 这句话是不全面的。所谓“吴何体”应指岑参早期诗歌, 而岑参出塞后的诗作, 如比拟古人, 则更接近鲍照。岑参《感旧赋序》云:“参, 相门子。五岁读书, 九岁属文, 十五隐于嵩阳, 二十献书阙下。”岑参《丘中春卧寄王子》:“田中开白室, 林下闭玄关。卷迹人方处, 无心云自闲。竹深喧暮鸟, 花缺露春山。胜事那能说, 王孙去未还。”《南溪别业》:“结宇依青嶂, 开轩对翠畴。树交花两色, 溪合水重流。竹径春来扫, 兰樽夜不收。逍遥自得意, 鼓腹醉中游。”如果将这些岑参隐于嵩山读书之作, 与他的边塞诗比较, 面貌、风格完全不同。

 

 

        李白早期在蜀诗现存不多, 王琦谓“《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登峨嵋山》诗、《登锦城散花楼》诗, 在蜀所作者”。依王琦《年谱》, 则为李白25岁以前所作。因此在分析李白早年读书匡山之作时, 也要和其出蜀之作区别对待。《唐诗纪事》载:“东蜀杨天惠《彰明遗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 天惠补令于此, 窃从学士大夫求问遗事。闻唐李太白本邑人, 微时募县小吏, 入令卧内, 尝驱牛经堂下, 令妻怒, 将加诘责。太白亟以诗谢云:‘素面倚栏钩, 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 何必问牵牛。’令惊异, 不问。稍亲, 招引侍砚席。令一日赋山火诗, 思轧不属, 太白从旁缀其下句。令诗云:‘野火烧山后, 人归火不归。’太白继云:‘焰随红日远, 烟逐暮云飞。’令惭止。顷之, 从令观涨, 有女子溺死江上, 令复苦吟云:‘二八谁家女, 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 鱼弄口旁朱。’太白继云:‘绿鬓随波散, 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 应是怨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 弃去。隐居戴天大匡山, 往来旁郡, 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 任侠有气, 善为纵横学, 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 去。游成都, 赋《春感》诗云:‘茫茫南与北, 道直事难谐。榆荚钱生树, 杨花玉糁街。尘萦游子面, 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上, 云门掩竹斋。’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奇之。时太白齿方少, 英气溢发, 诸为诗文甚多, 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 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 然短羽褷, 已有凤雏态。淳化中, 县令杨遂为之引, 谓为少作是也。”王琦按:“此编今已不传。晁公武《读书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 尤为浅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见, 疑《文苑英华》所载五律数首或即是欤?”王琦将《春感》编入《诗文拾遗》, 并注明出自《彰明逸事》, 但同出于《彰明逸事》的诗句、诗段, 王琦大概认为属“尤为浅俗”类而弃之不取。这些诗句和诗段为: (1) 素面倚栏钩, 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 何必问牵牛。 (2) 焰随红日远, 烟逐暮云飞。 (3) 绿鬓随波散, 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 应是怨秋胡。其实, 轻易否定为李白之作是不妥的。

 

 

        北宋淳化五年 (994) 县令杨遂作《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先生旧宅在青莲乡, 后往县北戴天山读书, 今旧宅已为浮图者居之。”杨遂为彰明县令时, 搜集李白遗诗, 并为之作序, 谓为李白“少作”。而“时太白齿方少, 英气溢发, 诸为诗文甚多, 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 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 然短羽褷, 已有凤雏态”, 应为杨天惠序引之语。元符二年 (1099) 县令杨天惠求问李白遗事, 所引诗及诗句当在杨遂搜集的作品之中。从杨遂所作《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中看出, 杨遂因少读李白诗, 对李白心存敬意, 而凡涉事实处皆无虚构, 故引《彰明遗事》所录李白诗应是可信的。杨天惠序引评李白少作也较为精准, 不为曲护。

 

 

        李白在蜀地的创作可以确定的并不多, 故计有功录《彰明遗事》以存李白少作实属珍贵。第一, 保存了李白少作, 有利于认识其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征, 认识一位杰出诗人的成长过程。第二, 确认李白青年时已具有诗歌写作的天赋。这和县令之作比较可知。《赋山火》诗, 县令云:“野火烧山后, 人归火不归。”李白继之云:“焰随红日远, 烟逐暮云飞。”县令诗是平直中有巧思的, “人归火不归”用二“归”, 一肯定, 一否定, 却有诗思在。但与李白续句一比较, 县令诗就显得平庸, 而李白诗句就比较雅致。尤其后面咏溺女的诗, 一浅俗而平直, 一蕴藉而文雅。第三, 李白少时诗歌作品, 表明李白在学习阶段的诗歌写作训练是下过功夫的, 正为科举做准备。《彰明遗事》所录李白诗, 在格律上较工, “若非是织女, 何必问牵牛”;“何因逢伍相, 应是怨秋胡”。不像县令诗直写表象, 而是富有智慧和联想。李白早期诗正好留下唐代人初习诗歌的痕迹, 追逐浓艳, 拘守规则, 《春感》云:“茫茫南与北, 道直事难谐。榆荚钱生树, 杨花玉糁街。尘萦游子面, 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上, 云门掩竹斋。”有追求新奇的倾向。榆荚, 榆树之实, 先于叶而生, 联缀成串, 状如铜钱, 呼为“榆钱”。用于诗中亦少, 庾信《燕歌行》诗中有“榆荚新开巧似钱”之句。唐诗中用例亦少, 李白“榆荚钱生树”大概还是首用。“蝶弄美人钗”句, 也新奇, 有巧思, 一“弄”字, 写出情趣。可以确定为早期作品的还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诗云:“犬吠水声中, 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 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 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 愁倚两三松。”岑参有一首《寻少室张山人闻与偃师周明府同入都》诗, 其写作背景和李白此诗极为相近, 两首诗放到一起比较, 则李白诗歌风格浓艳更为突出。《唐诗解》:“今人作诗, 多忌重叠, 右丞《早朝》, 妙绝今古, 犹未免五用衣服之论。如此诗 (按, 指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 水声、飞泉、树、松、桃、竹, 语皆犯重, 得充王、何之论, 幸也。吁!古人于言外求佳, 今人于句中求隙, 去之所以更远。”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 李白诗犯重却为小疵。这是写作中安排过于拘谨造成的结果。

 

 

        但这一切用于科举试诗又是优点。在命题写作的环境中, 严谨胜过粗放。李白诗和岑参诗在结尾处都具有匠心, “无人知所去, 愁倚两三松”、“寂寞清溪上, 空余丹灶闲”, 不仅呼应“寻人不遇”的主题, 而且也不像起笔“犬吠水声中, 桃花带雨浓”和“中峰炼金客, 昨日游人间”那样落实, 有空灵之美。联想到钱起《省试湘灵鼓瑟》的应试诗“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也是收束空灵, 令人遐想, 这也是吸引考官的地方。收束精警, 声画并茂。

 

 

        当然应试诗以六韵十二句为常式。尽管以上所列李白、岑参诗虽不是这一六韵十二句的常式, 但其篇章和结构要素是一样的。五言六韵为省试诗常体, 也是奉和诗的常体。世重五言, 士子皆模习之。李白《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亦云:“侯篇章惊新, 海内称善, 五言之作, 妙绝当时。陶公愧田园之能, 谢客惭山水之美。佳句籍籍, 人为美谈。”盛赞五言诗作。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当为其出蜀后不久所献当地长官书, 文云:“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 辞旨狂野, 贵露下情, 轻干视听, 幸乞详览。”三诗皆逸, 当是五言之作。

 

 

        除诗歌写作训练外, 李白在赋的写作中也下了功夫, 《酉阳杂俎》载:“白前后三拟词选, 不如意, 悉焚之, 惟留《恨》、《别》赋。”《古赋辨体》云:“《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 首尾布叙, 用事遣辞多相出入。”“太白天才英卓, 所作古赋, 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 律之根故在, 虽下笔有光焰, 时作奇语, 只是六朝赋尔。”李白现存赋八篇, 《大猎赋》、《拟恨赋》皆在其中。李白模写赋作态度认真, 故三拟《文选》, 不如意, 悉焚之;其赋优点在于, “除俳之蔓”, “时作奇语”;弱点在于, “律之根故在”, “只是六朝赋尔”。这三点皆与学赋目的有关, 赋的写作训练是应科举考试的。

 

 

        综上所述, 李白读书匡山, 至少是接受了以应科举考试文学之需的正规化训练, 可见其并非是无心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