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分宜未贵时,与敏斋王公读书菩提寺东院。一日,同阅《荆轲传》。至樊於期自杀处,严曰:“此呆汉也,事知济不济,辄以头颅作儿戏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复仇,杀身不顾,志可哀矣!”遂大哭。
        又阅至白衣冠送别时,严复大笑曰:“既知一去不还,乃复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壮士一行,风萧水咽,击筑高歌,千古尚有余痛!”
        继阅至囊提剑斫,箕踞高骂,严更笑不可抑,曰:“是真不更事汉。不于环柱时杀之,而乃以嫚骂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杰上报知己,至死尚有生气。铜柱一中,祖龙亦应胆落。”
        一时,哭声笑声喧杂满堂。一老僧倾听久之,叹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测也。二十年后,忠臣义士,无遗类矣。”
        后,王官中牟县令,颇有政声,而严竟以青词作相,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为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预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门所谓“定劫”欤?
        铎曰:“传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乱臣贼子,皆聪明绝顶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古典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塑造,常流于类型化、脸谱化。在志人轶事的小说笔记里,更多有“恶则无往不恶”,“千部共出一套”的庸品。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的写法,实际上降低了反面人物典型形象的美学价值,成为小说之大忌。 自《金瓶梅》、《红楼梦》出,文风大渐,才使这种寓褒贬于形貌的传统得到了改变。在认识上,冲破陈腐的俗套,“任是无情也动人”;在创作上,秉笔直书,实录其事其人,“不敢稍加穿凿”便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清人沈起凤所著《老僧辨奸》(见《谐铎》卷十一)一文,在明清小说文风改革之际,堪称小巧的精品。称其小,亦不过四百余字;赞其精,在几个人物中,浓墨重笔的竟是“明代奸邪之冠”的严嵩,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清朝人要写明代人的轶闻,有不少优越的条件:一是离得近,二是史料多,有的更是耳闻目睹。且严嵩已盖棺定论,原是好动笔的。但是若仅仅描摹其形貌,杂以叙一二阴险奸诈事件,再斥以“专权误国,植党倾良”之类,虽然省心机,却已属俗笔。沈起凤别出心裁,从题材上单抉“严分宜未贵时”的一段寺院读书的轶闻,不加穿凿,以小见大已是出人意料,在手法上更极尽嘻笑怒骂,讽刺对比的工力,使人物维妙维肖,跃然纸上。为后世认识“青词严相”之奸佞,更添一毕现活脱的实例。
        短文以严嵩与王敏斋“同阅《荆轲传》”为线索,将二人每读至关目要害之处所抒发的感慨、议论和见解,均如实叙写,一一录出,形成强烈的比较,由读者自去评定。借此勾勒人物的思想状态与内心世界,以展示其性格内涵、秉赋志向,使反面人物严嵩的形象真实可信。从而脱离了漫画式、定型化的窠臼,充分显示了人物典型的独特性。
        描写侠胆义士的《荆轲传》自古传为美谈,只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便唱尽慷慨与壮烈。后人每论起,无不击掌称叹。而严嵩读此书每有“奇”论,足以显其心志终是与众不同。全篇写严、王二人的见解有三处对比:首在“樊於期献颅复仇”处。王氏哭其“志可哀”,严嵩不以为然,反笑樊是痴愚的“騃汉”;读至“白衣冠易水送别”,严又大笑太子丹是“真下愚”,而王却为“千古尚有余痛”而大哭;继至“囊提剑斫”、荆轲事败“箕踞高骂”之时,严嵩更贬荆轲为“真不更事汉”而“笑不可仰”,王敏斋已“涕泗沾襟”,愈赞其“至死尚有生气”。三处议论均秉笔直录,对比鲜明而截然不同。严嵩一贬再贬,王敏斋一褒再褒。果然是针锋相对,句句都是显露心胸志向的肺腑之言。据史书载,“至严嵩为辅臣,守法度者,以为固滞;尚巧滑者,以为通材;励节介者,以为矫激;善奔走者,以为练事。风俗之坏,未有甚于此。”(《明史纪事本末·卷54》)所以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斥“坏天下之风俗”以严嵩为首,上疏劾弹其负国、专权、叛君的十罪五奸(同上)。这一节文字全是白描实录的手法。出自王、严二人之口的三段言论,既生动形象,又具体自然,读来毫无雕琢之感,无疑是人物心声的真实流露。作者完全摒弃了对反面人物形貌、神色的着意刻划,紧紧抓住了三笑三哭的强烈对照。写严嵩之笑,起由一个“遂”字,点出其不以为然的乖巧和奸猾;继以“又大笑”,便揭示了严氏自以为是的狂傲与骄悍;进而用“更笑不可仰”,终将其以成败论英雄,唯求“私我”,一心“黜货嗜利”(《明史纪事本末·卷54》)的处世哲学暴露无遗。“遂、又、更”三字,由浅入深,彼此联缀,如剥笋抽丝,一步步逼得他现出原形来。人物的心理状态亦随着“笑”的越发疯狂尽兴而描画逼真。同时对比于哭的哀痛志节、入情入理,使得反面人物严嵩的性格特征在整个笑的过程中被浓缩和提炼出来,晾晒于光天化日之下,人物反而颇有光彩。
        作者的运笔之妙,还在于层层递进的语言叙述对比之中,精心地融汇了自己的情感与憎爱。文中讽刺对照处处可见。看似不着一笔的人物形貌刻画,字里行间却响起弦外之音,为读者留下了多少揣摸和想象的天地。这“眼前景、口头语”发人起千般牵想,又实实在在,有根有据。文字简短而一波三折,笔触“语近情,含而不露”,作者毕竟显示出听其言、闻其声、见其景、想其神的文学运筹之妙。
        沈氏描摹人物不空泛议论,多用言行。着力于人物对象的“自我表现”。写严、王寺中读书,不喧染不扩大,仅以“一时笑声、哭声喧杂满堂”作结语,不求枝蔓尽染,非但不使人唐突,倒令人生出无穷余味来。同时,巧借“一老僧倾听久之”所发出的一番评价,使作者的憎爱、是非得以直接的流露,如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充分体现了作者构思精当、剪裁恰到好处的功力。
        正因为作者看到了严嵩三笑的背后,为振振有辞所掩盖的有所谓“济不济”、“通不通”的“理论”,实际上是严氏用以存身立事的信条。在沈起凤的眼里,“未贵时”的严嵩读《荆轲传》所表现的“乖巧与机警”,恰恰是其后世能“盘踞津要,盗窃宠灵,凡廿余岁”的预兆,果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篇末仿《史记》“太史公曰”的笔法以“铎曰”发出作者的感慨:真正的文人士子最珍重品行与道德的培养,这正是历来的乱臣贼子们所不可想象的。不可否认,他们常是“绝顶聪明”之人,而最终的祸国殃民却成患隐于“未贵时”。应当承认,这是“绝意仕途”的沈起凤对当时腐朽政治与仕途黑暗的悲愤,虽有善恶因果的思想因素,却是出自肺腑的心声。
        小说的标题在文末予以点破。所谓“哭者人性,笑者真不可测也”实际是可测。“忠臣义士”或褒或贬,老僧已“辨”其廿年后,并又以二人后世结局应对所“辨”。将奸忠之分归于佛门定劫,不能不说是时代与作者思想所限,是属于应当被抛弃的糟粕之列。
        全篇短小精悍,文辞生动凝练,选材与结撰上的奇特精当,尤其是对反面人物刻画更独具匠心,同作者的另一些“从既定的思想概念出发”的作品相比,图解人物的弊端已近于消失,或许,这正是这篇小说为人们喜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