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 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馀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 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赪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箧,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鐍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箧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古今中外,对于世间悭吝之徒的嘲笑讽刺不绝于书。他们的陋姿丑态被勾画得维妙维肖,令人鄙视、令人唾骂,为人所不齿。纪昀笔下这位到京师来买官做的山西商人却吝啬得无以复加,使一般的小器鬼望尘莫及,自愧弗如。
        山西商不但是个贪婪吝啬、做作虚伪之徒,而且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对于时乖运蹇、落魄漂泊的昔日恩人——贫叟,先是仆辈狗仗人势,不为通禀。待到贫叟“自候于门,乃得见”时,他冷若冰霜“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进而“叟徐露求助意”,他于是勃然而怒,吼道:“我捐官的款项尚且不足,哪有多余的力量顾及你呢?”当贫叟心怀不平,向众人原原本本地讲述商人困顿时自己是如何照顾他十余年的饮食,如何相助百金使其经商,逐渐成为有钱人;讲到自己如今被罢官去任、背井离乡的窘迫,见到山西商人的喜悦,以及只求得到昔时资助商人的百金之数回归故里的愿望等等。面对昔日救命恩人撕肝裂肺的叙述和他的满脸泪水,这山西商人置若罔闻……作者一步一步层次分明地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商人推到读者面前,使读者且悲、且怒、且憎、且恨。悲者,贫叟之不幸。怒者,人心之难料。憎者,世态之不公。恨者,西商之无义。
        贫叟与西商,一昔贫而今暴富,一昔富而今骤贫。两个形象,两种处境,两种截然的道德观念,两种相悖的处世态度。惜墨如金的叙述,仅用一百八十个字便突现了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使读者的感情受到强烈的震憾。这不能不使人佩服作者简约凝练的笔墨功力。
        在描写对山西商人的惩戒力量的时候,写的虽是生活中的人,然而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颇富神秘色彩。这一人物的出场不象山西商和贫叟那般实凿肯定,而用了不确定的描述:“忽同舍一江西人”,一个“忽”字,使此人若飘然而至;“自称姓杨”,“自称”二字绝妙,似信手拈来,却给人以游移虚幻的印象。他的外部行动和语言如谦谦君子,实质上是侠肝义胆,豪爽直率,充满正义的精神力量。致使山西商失却钱财,丢了东西也“无可致诘”。贫叟挥泪讲述之后,他忽地出现了,有礼貌地向山西商一揖,勘问事情的真伪:“此叟所言信否?”当真相得以证实,山西商面红耳赤地点头承认,又表示不能报答深感遗憾之后,他先劝导商人:“你将要捐到官做了,不愁无处借贷。若有人愿意借你百金之数,一年内偿还,不取分毫利息,你能拿来报答这老先生的恩情吗?”山西商不情愿地勉强应道:“甚愿。”在“迫于公论”的不得已情况下写了借据,从杨义士手中接过百金,“怏怏”地交付贫叟。杨义士又置办酒席请贫叟与山西商饮。山西商敷敷衍衍地应付到散席。待贫叟高兴地告辞走后,杨义士也“移寓”而去,从此便没有了他的消息。自称姓杨的义士,来得迅疾,迫诱西商借钱,身姿声气充塞了客店的各个角落;去得无常,如清风惊掠莲塘,了无痕迹。作者赋予杨义士来去无踪的神秘色彩,使作品劝惩警世的意图得到加强。
        作品如剥茧抽丝,把一个为富不仁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全现其尴尬、瑟缩,无以掩其羞处的丑态。
        到这里故事似乎讲完了。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读者在体验了贫叟的酸辛之后尝到了恶人受惩的快慰。原来,富商所借的百金正是自己箱中之资,就连那桌酒席也是典当自己狐皮背心的钱置办的!读至此,令人恍然大悟,方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不禁破涕为笑。富商受到了令人开心的愚弄。笑声里,作品主题得以深化。山西商为悭吝忘恩负义者戒。作品以山西商的“莫知所往”做结,颇有余韵,似提醒读者去寻觅山西商的踪迹,去发现为富不仁者的嘴脸。使世间忘恩负义者出一身冷汗。
        此篇选自卷四《滦阳消夏录》中。作者在自序中谈到创作意图时说:“小说稗官,知无关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劝惩”思想几乎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主线。这正是它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创作意图的不同处。蒲松龄在自序中有“浮白载笔,乃成孤愤之书”的句子。《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鞭挞,全书贯穿了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阅微草堂笔记》中杂有不少封建道德的说教和因果报应的宣传等消极成分。但是,纪昀必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大可不必用今天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去苛求古人。公平地说,在“劝惩”中也不乏对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褒扬。应看到作者“劝善惩恶”的道德理想的宣扬,已超出了“劝惩”的主观意图,具有更深的思想意义和更广泛的社会效果。作者对“街谈巷议”的记录虽然不免受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但是,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清代社会的广阔的生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