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的《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则以蜀汉为正统。迄今一千多年间,绝大多数人——无论官宦百姓,均偏袒蜀汉,而民间说书的,唱戏的,以至诸如苏东坡、曹雪芹等文学巨匠,亦多如罗氏观。罗贯中贬魏的同时,还抑吴。这贬抑是为了褒扬蜀汉。
        赤壁之战,是《演义》最精彩的部分,读者都觉得过瘾。依此而出的说书、戏剧,更是好看、好听煞人,然小说中除赤壁战役的胜败真实无误外,其余的莫说是“七实三虚”,恐怕连“三实七虚”也够不上。
        “诸葛亮舌战群儒”,可算得是赤壁之战的序幕,不经“舌战”确立“抗”志,则无尔后的火攻与水战。然这一回小说,这一出剧目(《群英会》),却无根据,史志中不见记载。罗氏写这一回,大概是根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五》:“长史张昭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义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张昭传》中不见上述议论,而同书《周瑜传》中却引了“主降派”议论,司马光就将其属之张昭了。
        当初,曹操曾写与孙权一封恐吓信:“近者奉辞伐罪……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诸议者皆望风生畏,多劝权迎之。”后来,“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非也。”这段史志,为罗氏所本,便明确了“鸽派”——主降派——张昭——张昭等。《三国志》中的“诸议者”;“鹰派”——主战派——周瑜、鲁肃等。于是,文降武战,纷纷不定。
        虚中之虚,在于舌战。诸葛亮力排众议,口若悬河,辩才无碍。除张昭言语,其他许多人的话都系编造,无中生有,十四世纪的中国小说家“推理”有术,使读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可见手法纯熟,成就惊人。
        皮黄剧常在演《群英会》后,接演《打盖》、《借箭》、《借东风》,皆好节目。然查《三国志》,这一系列事,均无记载。
        赤壁火功破曹,黄盖应算首功,但未挨打。他是献计并执法者:“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后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刘)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迳自北归。”(《三国志·周瑜传》)《三国志·江表传》也有类似记载,且录有黄盖致曹操的诈降书,但未言是阚泽投递的。“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也没有用庞统去献“连环计”。至于“祭(或言借)东风”,更是子虚乌有,小说家编造是为了说明诸葛亮识天文、懂气象学罢了。黄盖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卧龙、凤雏、公瑾,《演义》中三个最工心计的人,在赤壁之战中的奇功,竟多归了黄盖!小说家让此公无端受皮肉之苦,冤哉!
        “借箭”,实际是战后之事,且与诸葛孔明无关,本系孙权的急智。《三国志·吴主传》引《魏略》:“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不是为借箭,是怕翻船。小说家“孙冠葛戴”,后事前移,戏剧更演得诸葛视敌军如无物,以衬鲁肃之张皇失措,不在唱腔,重在做工。极之动人,甚于小说及正史之列传。
        说到赤壁战后事,不应丢弃赤壁之战的尾声: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曹操兵败过华容,有史书为证,“义释”云云,则无其事,《三国志》中《武帝纪》、《关羽传》皆无记述。《演义》写关羽立军令状后埋伏于华容道,是诸葛亮安排的:“亮夜观天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这未免把前面的赤壁大战当作“儿戏”了!为了写关羽重春秋、讲义气,就把诸葛搞得“妖气”了!如果认为是孔明之计:留下曹操以牵制东吴,使孙权、周瑜不敢乘胜势全力争夺荆州。这样放走曹操——战略上的纵敌,就此“义释”要深刻的多,也符合当时的形势。
        尾声之尾,还有个曹操哭郭嘉。郭嘉在擒吕布、料孙策、灭袁术、破袁绍、征乌丸、定辽东,都为孟德划策,无役不与。他死于曹操下江南之昨年,亡年三十八岁。操脱华容难后,仰天大恸:“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至使吾有此大失也。”曹操这一哭,潜意识里是痛定思痛,由战场上的敌手想到自己的年轻助手。曹操当时已是老于用兵且有赫赫之名的人,年龄五十有四了,是孙权们的长辈,却偏偏败在后辈手里。那时——建安十三年,荆吴联盟的重心、联军统帅孙权,不过二十八岁;荆方代表、驻吴参与决策定计的诸葛亮,也是二十八岁;前敌总指挥、都督水陆两军的周瑜,三十四岁;穿针引线促成联合战线的鲁肃,三十七岁。因类以求,由此及彼,故曹操想到死去不久的郭嘉。倘是细加推理,这个尾声或许还可写得更入情吧。我有感赤壁之战尾声,曾戏作一偈:
        义释何若纵敌?　　 青年定胜老瞒。
        作家或不此写,　　 读者可如是观。
        尾声既毕,本该打住,却又想道些题内题外话。
        题内话为:周瑜雅量宽宏,非心胸狭小;蒋干颇具仪容,以才辩见称。昔人有云:“同时瑜亮”,这是对周郎与诸葛公并列美誉。罗贯中翻成“既生瑜,何生亮”,意思恰恰相反,成了周瑜临终的恨语。周郎心胸,何其狭也!殊不然!周瑜是很有雅量的人。《三国志·周瑜传》有例:东吴第一老将程普与周瑜并为左右督,赤壁之役,周为主帅,程为副,程不服。《江表传》言其“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因此程普态度大转变:“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周郎“谦让服人”,当时颇为吴人所称道,中原人士,也因此敬重之。而演义极力写周瑜器量小,疑心大,忌妒诸葛亮,几番欲害之。于是诸葛也就一气、再气、三气他,气死方休。这些在陈寿书中——不论《吴书》、《蜀书》,是一丝影子也没有的。然则风流、高雅、谦让的周郎,何至于此呢?是小说家给他先造了型,戏剧家又搬上舞台加了工,于是,这一角色便毒中有美、美中有毒了。还好,小说家、戏剧家没有把这位出则随“大帝誓师江水绿”,入则有“小乔卸甲晚妆红”的人物丑化。任何人也不能丑化他,其人对孙氏忠,对朋友直、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立功太骤,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心。就是当时的友方如刘备,敌方如曹操,也很说了些中伤周瑜之话。《江表传》有段记载,耐人寻味:“刘备自京还……权独与备留语,(备)因言次,叹瑜曰:‘周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刘备是枭雄,曹操是奸雄,都想离间人家君臣骨肉,两雄当且如此,他人更无论矣!好在这些“疑谮”之言,孙权丝毫没听进去。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曹操翻案”曾经轰动一时;今为周郎叫屈,只是闲话一章耳。瑜也,何敢望曹!
        《群英会》剧,将蒋干派为丑角,当然缘自小说,与雉尾生裘带雍容的周瑜相映成趣,是编戏的艺术手段。据《江表传》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分明一个漂亮人物!当周瑜揭破他想为曹操作说客时,“干但笑,终无所言。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哪有什么“盗书”之事?同时,再次证明周瑜“雅量高致”。
        题外话是“铜雀春深何关二乔”?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诗句。可见唐人已有这样的认识:如果赤壁之战,没有东风,周郎将不能火功取胜,曹操则会把江东的乔氏姐妹作为他的战利品载归铜雀台了。“咏史”“怀古”一类的诗,不是历史,正如历史小说不是历史一样。诗人信口开河,小说家变本加厉,多少读者于是被瞒过了。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建台之事,在赤壁战后整整两年。又按:乔姓之乔,《三国志》、《后汉书》均作“桥”。二乔之父桥玄是曹操师友之间的故人,最早赏识曹操:“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是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还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更是尊重桥玄,建安七年官渡之战前,还“遣使以太牢祀桥玄”(桥玄死得很早,后来刘备与孙夫人成婚时出现的桥玄只能视为鬼魂了),祭文还有:“吾……为大君子所纳……士死知己,怀此无忘!”(以上引文见《武帝纪》)等语,很真挚而沉痛的。曹操纵是好色,也不会垂诞到“以妻子为托的故人遗孤(再说这时两女已是年过三十且有儿有女了)。由曹操对待蔡邕之女蔡文姬,可例见“奸雄”别有风义的一面。曹操娶二乔之说难以置信。再者,《曹子建集》只有《登台赋》,并没有说登铜雀台,亦不能及“二桥”。那时他父亲曹操已晋封魏王,事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植此赋成于其后。演义把该赋中段添入八句,末段又添八句,改动了一些字眼(有些显然是错字),朗诵为“兮兮调”口气,如“翼估皇家”变为“翼估我皇家兮”,便成了“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了。可谓偷天换日。这套魔术耍得好,而且杜牧的诗作了伪证,读者于此不可不察。
        以上虽闲话,看官以为演义扬蜀汉、贬曹魏、抑孙吴之说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