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 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本篇选自《独醒杂志》卷二。《独醒杂志》“多记两宋轶闻”。记事上起五代末,下迄南宋绍兴年间,包括朝政典章、名人轶事、山川风物,“可补史传之缺”,“亦足广见闻”。本书对“南渡后刘(锜)、岳(飞)诸将皆深相推挹”。然而该书“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记亦有失实失考之处。且间杂以鬼神因果之谈。
        作者世居江西,对故乡有深挚感情。他在本书中以近一半的篇幅记叙江西的风土人情。山川名胜,尤致力于记叙乡贤逸事,如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分宁黄庭坚、临川王安石。其中记王安石事有五条之多,仅次于苏轼。从这五条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安石的同情态度,这与当时盛行的对王安石的横加诬蔑相比,显然作者的态度和立场是公正和客观的。
        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还是一位诗文大家。他以“三不足”的无畏精神厉行新法,其本意欲振颓起衰,但历来毁誉不一,在封建社会中是贬多褒少,特别是道学家如朱熹对王安石更是深恶痛绝。《宋史》遵崇道学,在王安石传中说他使“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 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说他“引用凶邪,排摈忠直”。甚至把北宋亡国的责任也推到他头上,说“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覆之”。对王安石的性格也肆意诋毁,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于是,连民间都有关于“拗相公”的种种传说。虽然如此,又不能不承认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位”。但又说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则又有揶揄丑化的成份了。但王安石的节俭却是抹杀不了的事实。通过《王荆公自奉俭约》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更正确,更全面的认识这位历史人物。
        王安石神宗元丰二年由舒国公改封荆国公,后世因称“王荆公”。故事发生在他居“相位时”。宰相位极人臣,应该是“钟呜鼎食”,在常人想来,亲戚来访,一定要摆摆阔气,大事铺张。却不料主人根本就没有设宴的想法,使得这位盛服而至的亲友肚皮大受委屈。大概是不请客再也说不过去了吧,这才“命坐”。可是宴席也实在寒酸,连下酒菜都没有,只好空肚子喝酒。主食只有烧饼两枚,猪肉四块,然后是饭和一些菜羹。既无冷拼,也无八菜一汤,更不要说山珍海味了,这位亲戚平日骄惯放纵,对这些当然是不屑一顾,但为了对付肚皮,硬着头皮吃了一些烧饼心,大概也是要借此发泄一下不满吧。如果看到这里,真会令人觉得王荆公太小气些了。亲戚来拜会,怎能象打发叫花子一样呢!但王安石却把剩下的烧饼吃掉了,这就让人看到,王安石不仅对别人节俭,同时也自奉俭约,以堂堂宰相而如此俭省,难怪那位亲戚“愧甚而退”了。
        苏老泉先生对王安石的节俭却另有“高论”,他说王安石的节俭“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是说王安石伪装出来的。苏老泉的道德文章固然为人敬仰,但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党同伐异,成见太深了!相比之下,作者的态度就显得客观公正得多了。尤其是在理学日渐昌隆,王安石正遭身后谇骂之时,能实事求是,不随流俗,不人云亦云,显示出作者独立思考和秉笔直书的品质,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