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恶少年与儿相遇,絓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
        夜共话,成暂入内,及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得。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子,吾不容,已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本篇选自《江淮异人录》。《江淮异人录》凡二卷二十五篇,主要记载唐代和南唐的道流、术士、儒生的传闻轶事。本篇是其中一篇颇具特色的传奇小说。作者以洗练而生动的语言叙述了一个侠义书生锄强扶弱的故事,读来兴味无穷。
        小说开头看似寻常,实则不凡。作者首先精心设计和着力渲染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气氛,使主人公洪州书生一出场即处于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从而打破了笔记小说首先交待主人公姓名、字号、身份的千篇一律的程式。主人公出场前,故事情节即已展开。一天,刚刚下过大雨,道路泥泞。在十字路口,“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迎面来了一个恶少年,故意寻衅滋事,“絓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恶少年毫不动心,“叱之不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洪州书生出场了。他不忍目睹眼前的惨景,遂慷慨解囊,“代为偿其值”。如同我国京剧舞台人物亮相一般,洪州书生的第一个举动便赢得了读者的好感。
        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洪州书生的侠客性格也越来越鲜明。我们知道,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中心的,而细节有着重要作用。本篇作者正是紧紧抓住最能体现侠客性格的几个细节,围绕贯穿全篇的锄恶济贫的主线,一层层、一步步地将洪州书生疾恶如仇、同情弱小的宝贵性格展现在读者面前。如果说,洪州书生第一次亮相只给读者留下了仗义疏财的深刻印象的话,那么,洪州书生将恶少年斩首,并将其首级带到成幼文而前的举动便有点儿出人意料了。通常,书生的形象都是文弱的。弱书生和弱女子往往相提并论。但是,吴淑笔下的洪州书生则与众不同,他是宋人笔记小说中众多书生形象的“这一个”。有人慨叹“书生报国苦无剑”,但洪州书生就有一把剑,并用这把剑除掉了一个社会公害。恶少年被斩是罪有应得。你看,当洪州书生代为赔偿小儿的鞋款时,恶少年不但不感到羞愧,反而破口大骂,说什么“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真是强盗的逻辑! 自己干出了坏事,使孤苦可怜的卖鞋小儿陷入如此困境,还不准别人伸手援助。可见,他是一贯横行乡里的无赖泼皮,不知他还欺侮过多少无辜弱小!铲除这个恶棍,即是为当地除掉一害,洪州书生的侠义性格也进一步得到了展现。
        作者吴淑是信奉道术的,其笔下的洪州书生自然也难免带有道教的烙印。录事参军成幼文虽赞赏洪州书生扶助弱小的义举,并延其留宿,但当他见到恶少年血淋淋的人头时却大惑不解,十分担心因此受到牵连。哪知洪州书生自有妙法:“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真是神乎其神!洪州书生欲将此绝招授于成幼文,以报答他盛情款待之恩,然而成幼文始终未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来无踪,去无影,这正是道术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洪州书生时隐时现,结尾颇有余韵。
        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显示自己的个性,是本篇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作品中的“人物语言”都十分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教养、经历,读者从中可以体察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发展变化。我们从卖鞋小儿的哀告中,可以了解他的贫苦可怜的身世,激起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从恶少年对洪州书生的谩骂话语中,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十足的泼皮无赖、一贯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从成幼文所说“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一段话中,我们看到一个正直忠厚但又胆小怕事的长者形象。至于洪州书生对成幼文所说“旦来恶子,吾不容,已断其首”之句,更是其嫉恶如仇的性格体现。创造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语言,是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言为心声”,本篇的洪州书生、成幼文、恶少年、卖鞋小儿等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自己的语言从纸上站立起来,走进读者的心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