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书燕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信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 而好事者写之。
我国古代有关鱼雁传书的记述,最早见于汉蔡邕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和班固《汉书·苏武传》。前者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后者载“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之言。而真正将其事“有意而为小说”的,则是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中的《传书燕》篇。
故事情节大略如下:长安豪富郭行先之女绍兰,嫁巨商任宗为妻。任宗经商于湘中,数年不归,且复无音信。绍兰日夜思念,泣血书诗,托堂前燕子传递。燕子不负重托,飞行千里,果然致信任宗。宗次年遂归家。
全篇仅三百余字。文章短小,语言简约,既不摛文敷采,也不刻意求工,粗看平直无奇;但细细玩味,就不能不为作品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叹服。
首先,它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奇妙的艺术虚构,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情致缠绵、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历代文学作品中,描写思妇怀远内容的屡见不鲜,表现方法也多相类。但在这里,作者却别开生面,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让故事的主人公移情动物,通过人物与燕子说话和燕子的行动,赋予它们以人格化。你看,当见到绍兰“长吁而语”时,它们先是“飞鸣上下,似有所诺”,继而“飞于膝上”、载书“飞鸣而去”,最后,则奇迹般地出现在远在荆州的任宗面前“泊于肩上”,“复飞鸣而去”。作者笔下的燕子,有情有感、善解人意、活泼可爱,分明是忠实可靠的“信使”。这种不落窠臼的写法,有用常得新之效。也正是这种别有情致的艺术处理,感染了广大读者,引起他们与主人公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人们在传说中倾注自己主观愿望而虚构的故事,变得可信、动人,读后有香在齿腭、余味无穷之感。
其次,作品用不多的笔墨,塑造了绍兰这样一个不堪忍受别离之苦的、鲜明的少妇形象。这里,没有“孤衾引思绪,独枕怆忧端”的叙述,也没有“忧愁不能寐,览衣起徘徊”的描绘。但是,通过女主人公目睹燕语堂前,欲托传说的介绍,通过她“长吁而语”、“言讫泪下”、“临窗泣血书”的行动,通过“梁间燕子闻长叹”感而传诗的情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我们仿佛听到她对燕子的低诉心曲:远离身边的夫婿呵!你数年不归,音信全无,生死如何呢?“恨薄情郎、音书无个”,“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看梁上的燕子双栖双宿, 自己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顾瞻空寂寂,唯闻燕雀声”。可是,“君去日已远”,“悠悠万里道”。自己的心境,远方的丈夫能知道吗?“泣血书”写出相思之甚、怀念之深、离别之久;“薄情夫”三个字则传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无限深沉的爱、念、怨、恨等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由爱而生思念,念久而生怨、生恨;怨、恨中又饱含着深深的爱恋和思念。全篇虽无一字明写别离之苦、相思之情,绍兰也没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不怨杼轴苦,所悲千里分”的呼唤,但字里行间洋溢的深情,却是不言而喻的。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四年,唐王朝以“开元之治”继盛,由“安史之乱”转衰。“其间大故迭起”,理乱相因,“足资后人借鉴”。历史上记载这一朝事迹的笔记小说颇多,而以《开元天宝遗事》为重。是书一百五十九条,多记宫中琐事及宫内外风俗习尚,是比史籍更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加之大量的历史资料毁于安史战乱,玄宗实录“百不叙其三四”,所以,历来史家“间或采撷”,“以补正史之缺”。因是书多采摭民间传闻,未能详核史实,故疏失舛误之处,亦所不免。宋洪迈《容斋随笔·浅妄书》“摘其舛谬者四事”,以为后人托名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必以为依托其名,则事无显证”,然“语多失实”、“不能以证国史,是即其失”。但从向以治学严谨而名世的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曾引此书中事看,所述当大致可信。
《开元天宝遗事》继承了它以前优秀的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语言提炼精粹的传统,同时拓宽了反映社会生活的视野,对后世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书中记述的乞红、斗花、秋千、灵鹊报喜等风俗习尚及唐明皇、杨贵妃等王公贵族的淫靡之风,颇为后世戏曲家、掌故家所重。清代戏曲中的巨擘洪升所作《长生殿》,其“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被鲁迅先生誉为“集笔记小说之大成者”的《聊斋志异》,想象丰富、构思神奇、情节变幻奇妙,写作方法上,多有受益于此书者,其中的《阿绣》篇,可见《传书燕》中人物寄情动物之端倪。特别是清代小说《萤窗异草》集中的《秦吉了》,述鸣禽为红娘,帮助青年男女婚姻事,虽结构完整、情节复杂、叙事详尽,语言细腻,又多情景描绘、气氛点染,然寄情动物、禽鸟传书,与《传书燕》则如出一辙。个中承继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我国古代有关鱼雁传书的记述,最早见于汉蔡邕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和班固《汉书·苏武传》。前者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后者载“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之言。而真正将其事“有意而为小说”的,则是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中的《传书燕》篇。
故事情节大略如下:长安豪富郭行先之女绍兰,嫁巨商任宗为妻。任宗经商于湘中,数年不归,且复无音信。绍兰日夜思念,泣血书诗,托堂前燕子传递。燕子不负重托,飞行千里,果然致信任宗。宗次年遂归家。
全篇仅三百余字。文章短小,语言简约,既不摛文敷采,也不刻意求工,粗看平直无奇;但细细玩味,就不能不为作品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叹服。
首先,它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奇妙的艺术虚构,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情致缠绵、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历代文学作品中,描写思妇怀远内容的屡见不鲜,表现方法也多相类。但在这里,作者却别开生面,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让故事的主人公移情动物,通过人物与燕子说话和燕子的行动,赋予它们以人格化。你看,当见到绍兰“长吁而语”时,它们先是“飞鸣上下,似有所诺”,继而“飞于膝上”、载书“飞鸣而去”,最后,则奇迹般地出现在远在荆州的任宗面前“泊于肩上”,“复飞鸣而去”。作者笔下的燕子,有情有感、善解人意、活泼可爱,分明是忠实可靠的“信使”。这种不落窠臼的写法,有用常得新之效。也正是这种别有情致的艺术处理,感染了广大读者,引起他们与主人公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人们在传说中倾注自己主观愿望而虚构的故事,变得可信、动人,读后有香在齿腭、余味无穷之感。
其次,作品用不多的笔墨,塑造了绍兰这样一个不堪忍受别离之苦的、鲜明的少妇形象。这里,没有“孤衾引思绪,独枕怆忧端”的叙述,也没有“忧愁不能寐,览衣起徘徊”的描绘。但是,通过女主人公目睹燕语堂前,欲托传说的介绍,通过她“长吁而语”、“言讫泪下”、“临窗泣血书”的行动,通过“梁间燕子闻长叹”感而传诗的情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我们仿佛听到她对燕子的低诉心曲:远离身边的夫婿呵!你数年不归,音信全无,生死如何呢?“恨薄情郎、音书无个”,“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看梁上的燕子双栖双宿, 自己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顾瞻空寂寂,唯闻燕雀声”。可是,“君去日已远”,“悠悠万里道”。自己的心境,远方的丈夫能知道吗?“泣血书”写出相思之甚、怀念之深、离别之久;“薄情夫”三个字则传神地表现了人物内心无限深沉的爱、念、怨、恨等感情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由爱而生思念,念久而生怨、生恨;怨、恨中又饱含着深深的爱恋和思念。全篇虽无一字明写别离之苦、相思之情,绍兰也没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不怨杼轴苦,所悲千里分”的呼唤,但字里行间洋溢的深情,却是不言而喻的。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四年,唐王朝以“开元之治”继盛,由“安史之乱”转衰。“其间大故迭起”,理乱相因,“足资后人借鉴”。历史上记载这一朝事迹的笔记小说颇多,而以《开元天宝遗事》为重。是书一百五十九条,多记宫中琐事及宫内外风俗习尚,是比史籍更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加之大量的历史资料毁于安史战乱,玄宗实录“百不叙其三四”,所以,历来史家“间或采撷”,“以补正史之缺”。因是书多采摭民间传闻,未能详核史实,故疏失舛误之处,亦所不免。宋洪迈《容斋随笔·浅妄书》“摘其舛谬者四事”,以为后人托名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必以为依托其名,则事无显证”,然“语多失实”、“不能以证国史,是即其失”。但从向以治学严谨而名世的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曾引此书中事看,所述当大致可信。
《开元天宝遗事》继承了它以前优秀的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语言提炼精粹的传统,同时拓宽了反映社会生活的视野,对后世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书中记述的乞红、斗花、秋千、灵鹊报喜等风俗习尚及唐明皇、杨贵妃等王公贵族的淫靡之风,颇为后世戏曲家、掌故家所重。清代戏曲中的巨擘洪升所作《长生殿》,其“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被鲁迅先生誉为“集笔记小说之大成者”的《聊斋志异》,想象丰富、构思神奇、情节变幻奇妙,写作方法上,多有受益于此书者,其中的《阿绣》篇,可见《传书燕》中人物寄情动物之端倪。特别是清代小说《萤窗异草》集中的《秦吉了》,述鸣禽为红娘,帮助青年男女婚姻事,虽结构完整、情节复杂、叙事详尽,语言细腻,又多情景描绘、气氛点染,然寄情动物、禽鸟传书,与《传书燕》则如出一辙。个中承继关系,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