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睢》、《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上流社会中,男子可以广蓄妓妾,纵欲无度,女子则必须视而不见,忍气吞声。男子动辄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幌子,女子则必须时时以三从四德来自缚。所以,女子以妒忌为病,男子以惧内为羞。所谓妒忌,多指妻子对丈夫的用情不专表示不满乃至加以干涉的思想和言行。宋儒有人竟提出,女妒为恶之尤而不妒为善之首。清人叶燮干脆认为,“不妒者妇德之本”。在封建社会中,女子一旦蒙有“妒妇”之名,也就为男子休逐她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刘宋明帝授命虞通之编撰的《妒妇记》,就是专门收集妒妇故事的一本集子。
        《妒妇记》又名《妒记》。原书已佚。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尚偶有存留。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辑得七条,是现在唯一的辑本。“谢太傅”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谢太傅,即谢安,字安石。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从《妒妇记》的“谢太傅”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历史人物的另一个侧面。
        故事说的是,谢安“颇欲立妓妾”,可是,考虑到刘夫人的性格,不能不有所顾忌。所谓“深好声乐”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史书上说谢安广蓄声妓,每游必以妓女自随。所以,刘夫人的妒忌性格显然是被放大了,而谢安的广蓄声妓,却被作者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作者站在维护男权的立场上,是把刘夫人作为嘲笑的对象来加以描写的。可是,故事的实际效果却和作者的意图并不一致。
        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却充满了戏剧性。谢安与刘夫人之间始终没有发生正面冲突,没有发生一般妒妇故事中那种煞风景的醋海风波。谢安“颇欲立妓妾”,偏有“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为之疏通。而这些善于逢迎的小辈又很有些打通刘夫人思想的方式、方法。他们抬出了儒家的经典《诗经》来启发“不令公有别房宠”的刘夫人。他们竟若无其事地和刘夫人谈起了《诗经》中的篇章《关睢》和《螽斯》。一切都在温文尔雅的形式中进行。
        儒家一贯采用附会的方法歪曲诗意,使《诗经》成为体现礼教的工具。例如,《关睢》写的是一个男子的相思之苦。可是,《毛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这个后妃据说是周文王的妃子太姒。她“性行和谐,贞专化下”, 日夜想着找一个“窈窕淑女”来配文王,同时协助自己治理宫廷。太姒这种不嫉妒、举贤才的德行,不仅使内宫和融,而且还能感化全国上下,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又如,《螽斯》的本意是祝贺人家子孙众多。《毛诗序》认为,这是“后妃子孙众多也”,是由于太姒不嫉妒的结果。所以,“兄子及外生”偏偏选中了《关睢》、《螽斯》两篇,其针对性是很强的。他们满以为这一下可以封住刘夫人的口了。聪明的刘夫人一下子就看清了他们的来意,并且想好了巧妙的对策。她出其不意地向他们发问:“谁撰此诗?”那几位自以为得计的劝说者几乎要被她问糊涂了,那当然是周公了。古人历来把这两首民歌的著作权转让给周公。这样的回答正好被刘夫人抓住,“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刘夫人以女性的敏感,一下子抓住了《诗经》的解释维护男权、排斥女权这个要害,戳穿了封建卫道者的虚伪面目。搞得对方张口结舌,十分狼狈。整个故事就在这种喜剧性的气氛中戛然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