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孝妇
汉时,东海孝妇养姑甚谨。姑曰:“妇养我勤苦。我已老,何惜余年,久累年少。”遂自缢死。其女告官云:“妇杀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妇不堪苦楚, 自诬服之。时于公为狱吏,曰:“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不得理,抱其狱词,哭于府而去。 自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后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枉杀之,咎当在此。”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雨,岁大熟。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
《搜神记》中记录了许多从汉代传流下来的奇记异闻,作为志怪体小说对后世影响颇钜。这篇名为《东海孝妇》的小说是一则可歌可泣的孝妇蒙冤的故事。考其本事,可见于《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其中有一段关于《东海孝妇》的记载,原文不长,兹录如下: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搜神记》的作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演饰,遂成现在面目。小说一开始,即用史传笔法,首先点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证明事乃摭实,并非妄造。举凡人、地、时以一句话道明,可谓惜金之笔。文章叙事颇为简约。从“姑曰”到“岁大熟”均与《汉书》所云大致略同,其间对孝妇系狱,“拷掠毒治”、“自诬服之”等仅略有增添,未做大的润饰。后面“长老传云”明白道出孝妇姓名叫周青,这一段是作者捃摭民间传说,扩而充之,进一步表达了对孝妇被谗罹冤的同情与不平。行刑时颈血逆流,飞上幡竿,以此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相呼应,使人愈发见得孝妇之冤,使草菅人命的官吏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从而抨击昏愤凶残的酷吏。做为史官,这也正是应该秉笔直书的。在《汉书》中,史贵传真,是为了揄扬于公循吏之德而把此事载入史籍的;在《搜神记》中,已把重点人物转移到周青身上,对于酷吏大加鞭挞,寄寓了作者的爱憎。不足的是,梗概粗陈,未见其详。孝妇之冤感天动地,誓言立现,想象颇为奇警,而从“长老传云”的闾里口碑传说中道出,藉以验证“神道之不诬”与作者创作是书的初衷相表里,可谓苦心孤诣。
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远非仅此,它对后世的影响历历可寻。王实甫、梁进之、王仲元三家曾先后编有《于公高门》杂剧,而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更是直接导源于此。在杂剧独擅胜场的元代,关汉卿以“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饮誉菊坛、擅名当时。他以“东海孝妇”故事为蓝本,融入“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传说(见《太平御览》所引《淮南子》),结合时事世间,增加了关目,成功地塑造负屈含冤而死的窦娥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不平则鸣,通过窦娥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暗无天日,表达了人民要求申张正义和公理不可战胜的强烈愿望,难怪王国维极力推许此作,认为“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见《宋元戏曲史》)。《窦娥冤》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传布国外,可见其享誉之高。此外,明代有叶宪祖、袁于令改编的《金锁记》传奇。爰及近世,以《窦娥冤》或《六月雪》为名目,各剧种仍上演不辍,从中可以窥知人民的喜恶背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东海孝妇》启其端绪,这个优秀的小说故事是如何被后世所弘扬光大,从而进发出了更加瑰丽夺目的光芒。
《搜神记》中记录了许多从汉代传流下来的奇记异闻,作为志怪体小说对后世影响颇钜。这篇名为《东海孝妇》的小说是一则可歌可泣的孝妇蒙冤的故事。考其本事,可见于《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其中有一段关于《东海孝妇》的记载,原文不长,兹录如下: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 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搜神记》的作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演饰,遂成现在面目。小说一开始,即用史传笔法,首先点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证明事乃摭实,并非妄造。举凡人、地、时以一句话道明,可谓惜金之笔。文章叙事颇为简约。从“姑曰”到“岁大熟”均与《汉书》所云大致略同,其间对孝妇系狱,“拷掠毒治”、“自诬服之”等仅略有增添,未做大的润饰。后面“长老传云”明白道出孝妇姓名叫周青,这一段是作者捃摭民间传说,扩而充之,进一步表达了对孝妇被谗罹冤的同情与不平。行刑时颈血逆流,飞上幡竿,以此与“郡中枯旱,三年不雨”相呼应,使人愈发见得孝妇之冤,使草菅人命的官吏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从而抨击昏愤凶残的酷吏。做为史官,这也正是应该秉笔直书的。在《汉书》中,史贵传真,是为了揄扬于公循吏之德而把此事载入史籍的;在《搜神记》中,已把重点人物转移到周青身上,对于酷吏大加鞭挞,寄寓了作者的爱憎。不足的是,梗概粗陈,未见其详。孝妇之冤感天动地,誓言立现,想象颇为奇警,而从“长老传云”的闾里口碑传说中道出,藉以验证“神道之不诬”与作者创作是书的初衷相表里,可谓苦心孤诣。
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远非仅此,它对后世的影响历历可寻。王实甫、梁进之、王仲元三家曾先后编有《于公高门》杂剧,而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更是直接导源于此。在杂剧独擅胜场的元代,关汉卿以“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饮誉菊坛、擅名当时。他以“东海孝妇”故事为蓝本,融入“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传说(见《太平御览》所引《淮南子》),结合时事世间,增加了关目,成功地塑造负屈含冤而死的窦娥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不平则鸣,通过窦娥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暗无天日,表达了人民要求申张正义和公理不可战胜的强烈愿望,难怪王国维极力推许此作,认为“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见《宋元戏曲史》)。《窦娥冤》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传布国外,可见其享誉之高。此外,明代有叶宪祖、袁于令改编的《金锁记》传奇。爰及近世,以《窦娥冤》或《六月雪》为名目,各剧种仍上演不辍,从中可以窥知人民的喜恶背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东海孝妇》启其端绪,这个优秀的小说故事是如何被后世所弘扬光大,从而进发出了更加瑰丽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