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棨·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父老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惧,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选自《本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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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少女为她所钟情的人相思而死;而一旦有情人出现在身边时,她又死而复活。这是多么坚贞、深厚、可贵的感情。它表达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强调男女双方精神情感上的契合与忠贞,把它看作是比肉体生命的存在更有价值的内容,赋予自由爱情以纯真、崇高的意义。
        作品写作上的显著特色是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所谓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它要表达爱情的精神价值取向,表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因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幽会密约,离合悲欢上,不能仅靠写实的描写。作品在结尾部分写道,崔护次年某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其父告之曰,其女“不幸而殒”,“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之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像这样的情节,它并不是前边情节的“现实”的发展的结果,并不是生活中实有的情形的艺术概括,而是根据表达作者的意愿、理想的需要,从作者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中想象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深化了题材的意义,它把前边那个一见钟情的爱情升华为超生死,忘物成的崇高精神主体,把爱情变成为一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东西。这种永恒不变的,超出肉体存在之上的爱情,才是作者创作的根本主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超脱庸俗的脂粉气,而具有清新、纯真、雅洁的风格。
        作品的心理刻画也非常生动,作品中的那位少女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得力于传神的心理描写。这种描写不是采取直接的,像西方小说中通常使用的办法;而是采取间接的,通过人物的外部动作、情态或者通过别人的反映,去表现内心活动的方法。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玩味的余地。
        崔护第一次与少女见面,是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的,崔护“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自门隙窥”,从门缝里偷看。这个动作表现出少女胆小、犹豫、警惕的心情。崔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于是,“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这里一连写五个动作,简洁的语言,表明动作的明快,表现少女喜悦,热情,彬彬有礼的心态。“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少女不站在屋里,而是缓步走到花丛里,莫非是在回避?可是,却又斜倚一枝小桃,凝神伫立,面含微笑,“意属殊厚”。透过如此的姿态、神情、动作,人们不难理解情窦初开的少女此时此刻的心态,她既羞涩又欣喜,既想掩饰自己,而心头又时时泛起春潮。她那充满幸福的脸像桃花一样红,她久久伫立在那里,仿佛时间都已凝固。崔护“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表现出少女郑重,规矩的心态。她只以眉目传情,将无限情意蕴含在秋波之中,并不轻佻、任性、随便允诺。“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临别,依依不舍的心情,仍是借目光传送,她脉脉含情,但忧郁伤感,相聚的时光是那样的短暂,以后又待如何呢?
        往后的故事,作者采取追叙的方法,通过少女父亲的表白,写出少女的死因。“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这节文字,也以心理刻画见长。用神色“恍惚”显现少女内心的烦闷,充满失落感,这是单相思者常有的心情。一年未见情人面,“人面不知何处去”,对方是真心,还是假意呢?这不是十分令人痛苦的问题吗?后来她读到崔护写在门上的“人面桃花”诗,但依然不知情人在那里,这就更加重少女内心的痛苦。读诗,而生病,而绝食死去,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热烈、真挚而又痛苦的爱情。
        小说《崔护》是一曲忠贞的纯洁的热烈的爱情颂歌。元人白仁甫、尚仲贤曾以此作品为题材写过杂剧《崔护谒浆》。现代戏剧家欧阳予倩也以此改写过戏剧《人面桃花》,足见其艺术价值及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