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餗·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知,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缘’,复能作此语耶?”
        

〔选自《隋唐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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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餗的《隋唐嘉话》,记录了隋文帝至唐玄宗开元期间的轶闻、轶事,其中以唐太宗一朝居多,但也兼记有南朝齐、梁间以及隋朝的故事。写作上一般并不重事件本末的记叙,而是多采择人物的言行片段,侧重记言,显示了其特有的艺术特色。《炀帝善属文》即是以一代昏君隋炀帝的两段语言片断为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个心地偏狭,嫉贤妒能,不能容人胜过自己的封建帝王可鄙的嘴脸和阴暗的心地,为隋炀帝好大喜功、暴虐荒淫的性格色彩中又添一道更增其可鄙、卑劣的彩画。
        本篇作品的中心是记言,要以人物的言语表现人物,因而叙述事件的语言简洁而概括。作品开头讲:“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隋炀帝善弄文墨,好写诗词,但是不愿有人胜过他),两句话就为后文所写的事件交待了背景,也介绍了隋炀帝性格中的一个特色。语言极其简括,简括到了只是必须写才写的程度,决不旁逸、枝蔓。但它们却为后文所记隋炀帝的语言,提供了一个环境,有助于对隋炀帝性格的了解。如果说,后文所写的隋炀帝的言语是“果”,这两句则是道出了产生那种结果的原因。文章虽然短小,叙述却决不潦草、疏漏。
        隋炀帝“不欲人出其右”的性格,导致了两个人的悲剧,一个是文章诗词写得好的薛道衡,一个是作“燕歌行”比隋炀帝强的王胄。两个人竟因文彩出众而获罪,甚而至于被诛杀、被害死。薛、王二人死于无辜,显见一代帝王淫威之烈,苛酷之极,再看二人死于非命时隋炀帝叨叨絮絮的语言,则他妒贤嫉能的性格昭然若揭。对薛道衡,隋炀帝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能再写“空梁落燕泥”这样的诗句吗?)杀死了写出为人传诵一时的诗句的诗人,却阴狠地讥笑再无写作可能的死人,歹毒之意尽溢于言表,也可见他忌妒心之重。对作“燕歌行”胜于自己的王胄,隋炀帝常常衔恨于心,并最终就因此而杀害了他。王胄死时,隋炀帝先是高声诵念他的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而后则颇快慰地说“复能作此语耶?”(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剪除“对手”之后的自得,心理状态的阴暗、偏狭尽从语出。我们也好像从这可能是暗哑、颤振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个昏君的心声,看到了他自得中满含阴冷的笑意。两句隋炀帝语言的摘记,就使一个暴戾、阴狠、心地偏狭的君王跃然纸上,使人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形象地加深了对隋炀帝的认识。如果说史书有载的隋炀帝三次北征高丽,涂炭生灵;役使人民开凿运河,陷百姓于水火;宫纬之中奢迷淫荡,穷一时之奢华,等等,都在大的方面勾画了隋炀帝的昏君形象,本文作为文学作品则从另一个方面,以隋炀帝自己的语言,为其性格再添生动的细节。使读者在看到了隋炀帝在战争征尘映衬下的骄戾、百姓怨声沸腾之中的暴虐以及声色犬马中的荒淫之后,“镜头”推进,展示了隋炀帝阴鸷、歹毒的面部“特写”,补充了史书粗陈梗概的不足,形象地、生动地写出了隋炀帝的性格、心理,显示了笔记小说的摇曳、生动。正是笔记小说这种补正史之“不足”,用笔形象的特点,长久以来,使人们在阅读正史之外,也雅爱笔记。笔记小说虽属“野史”,叙事真伪不可深究,但从文学角度考虑,它确实有存在的价值。它存在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为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