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左延年

        苦哉边城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到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从军行》是乐府《平调曲》名。 《乐府解题》说: “皆军旅苦辛之辞。”左延年此诗见于《广题》所引,所以有人曾怀疑不是全篇,而是残句。从全诗六句来看,意思颇为完整,似可作为整篇来读。
        诗以悲叹开篇,用“苦”字概括边城人的遭遇和生活,提起全篇,定下了全诗悲悯同情的感情基调。诗人那深沉的叹息立刻引起读者的关注,使他们自然产生疑问:边城人苦况如何?他们又为何而苦呢?第二句便交待苦因。 “一”与“三”对照,极言征兵次数之繁。杜甫《兵车行》控诉唐代天宝年间对外战争的罪恶,先写了出征送行的凄惨场面,接着写他与新兵的对话: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一岁三从军”与“点行频”同义而更具体。从地理位置上说,边城人更便于征调,所以朝廷便多次从这里征发戍卒,开往前线。边城人所受战争之苦也便更为深重。
        开头两句从身居边城的百姓全体而言,是概括交代,下面四句便由面进而突出一个点,以一个家庭为典型,具体写“点行频”中穷苦百姓的悲惨遭遇。在一年之内三次征调中,一个五子的家庭一个又一个地把儿子先后送上前线,第三个儿子到了敦煌郡,第二个儿子到了陇西郡,第五个儿子从军以后,杳无音信,连转战戍守的地方尚不得而知,而他们家中的妻子皆怀身孕。这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真切反映了男子都到边关戍守征战,后方只剩老弱妇幼的悲惨世界的图景。
        诗的收笔似乎很突然,使读者感到似乎有许多问题应该交代而没有交代。诗只写了二子、三子、五子,那么大儿子和四儿子呢?只写了儿媳,那父母老人呢?这家人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呢?这些是因为这六句诗只是残篇而不完整因而失去了许多内容呢?还是诗原本就是这样,诗人没有去写呢?我觉得把这六句看作全篇,这些问题是诗人故意为读者留下的空白更好,唯其如此,才给人以回味的余地,而且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思而得之的,如果一一叙来,反觉得言尽意穷了。试想,在“一岁三从军”的连年征战中,大儿子和四儿子还能逃脱从军服役的命运吗?即使没有从军,也必然有更加难堪的遭遇。古代男耕女织,妇女缺乏耕种收割的体力和经验,男子出门在外,农业定然遭到破产,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何况“五妇皆怀身”, 自己尚且不能自顾,又怎能种好庄稼呢?征战在外的人出生入死,后方的人无衣无食就是他们的必然命运。
        这首诗运用了铺叙手法,但又非平铺直叙。诗没有按照五子的年龄顺序去写,颇为耐人寻味。先写三子应征入伍,说明二子本已超龄而五子尚不够服役年龄,在同一年内又征新兵,便连超龄者和不够服役年龄的人也征去了,足见当时兵役政策的腐败。
        诗的语言极其质朴自然。左延年生卒年不可考,只知道他妙于音律,在黄初中“以新声被宠。”(《晋书·乐志》)他和曹植、 “建安七子”同时,但拿这首诗和曹植、王粲的诗比较起来却风格迥异,似乎显得很缺乏文采。陆侃如、冯沅君二先生在《中国诗史》中论及左延年的诗,认为他的《秦女休行》所写大约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故事,左延年“也许是把民间流行的歌曲写定,再加以修改,使能入乐。”原因是“这种朴质而自然的故事诗,决不是七子之流所能作的。”也就是说这种朴质的诗不象文人的作品。《从军行》也不无这种可能,我们读起来的确象是更早一些的汉乐府五言诗,它也可能是民间流行的歌曲,左延年谱曲演唱时进行了加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