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后,后方地区金融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根据1939年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决议》,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凡与军事、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以及人口众多之地,至少应筹设一行,以应要需。至1940年3月20日,依照第一期计划所设立的分支行已达171处,其中四川60处、云南25处、贵州21处、广西22 处、广东4处、湖南5处、陕西15处、甘肃11处、青海2处、 宁夏1处、西康5处。原计划外所增设的分支行有25处,其中四川10处,云南、陕西、甘肃各3处,贵州、福建各2处,湖北、湖南各1处^[1]。另根据到1940年底的统计,自抗战爆发之后,中、中、交、农四行在西南西北增设的行处达235处,计中央银行69处,中国银行85处,交通银行37处,中国农民银行54处^[2]。到1941年12月31日为止,中、中、交、农四行在各地的分支行处总数已达469处(不包括在日伪占领区的行处),其具体分布如下:
        

        《四联总处三十年度工作报告》,引自《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战时后方的商业行庄也有显著发展。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省区金融业发展滞后,除重庆金融业相对较为发达外,其余贵州、甘肃等省,甚至没有一家银行总行设立。据统计,1937年全国所有银行共有164家,分支行总计有1627家,资本实额为43430万元。其中,设于川、康、滇、桂、陕、宁、新七省的银行总行只有23家,占全国的14%^[3]。
        抗战爆发后,情形迅速发生变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国有银行为首的一大批国营、省营、民营银行,纷纷将其总行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其中,中、中、交、农四行总行全部迁到重庆,而且随总行内迁的四行分支行处,也多达200多处。随后,四行在四联总处领导下,在大后方积极推设分支机构,加速大后方金融网建设。到1941年底,中、中、交、农四行在其控制的17个省区内,共设立分支机构450个,其中设于大后方九省为264个,占总数58.67%^[4]。
        除了国家行局,抗战时期后方私营银行即一般的商业银行,也有相当快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和诸多工矿业内迁,贸易中心西移,原来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受到极大的冲击,贸易额急剧下降,各种押款也无从料理,金融业出路“各银行既感沦陷区之无业可营,港沪租借地之范围狭小,惟有将其游资散之于农村,爰于抗战之初,即有若干银行随政府内迁,在川、湘、粤、桂、滇、黔各省筹设分支行,入后纷至沓来”。据统计,到抗战爆发一年后的1938年7月底,南方和西南地区银行总支行共322家,其中广东81家,广西48家,湖南50家,贵州4家,四川128家,云南11家^[5]。以四川为例,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商业银行,重庆有28家,其他各县市有47家。重庆的钱庄银号只有十多家,成都内江各有两家。抗战爆发后不久,重庆成为西南乃至整个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到1942年,重庆的商业银行有23家总行、14家分行、6家支行、17家办事处,共计60家。在四川,商业银行有10家总行、35家分行、9家支行、114家办事处,共计168家。其他内地省份的商业银行机构数为:西康省13家,陕西省12家,甘肃省4家,广西省11家,云南省42家,贵州省9家^[6]。重庆的钱庄银号比战前增加了41家,达到50多家,四川其他县市增加46家,达到50家^[7]。
        战前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如“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小四行”中的中国国货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或将总行迁往后方,或将业务重心放在后方,在战时后方的金融市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政府最高当局也直接要求关注“各行储蓄总额与竞赛”^[8],甚至命令“各行集中游资,提高其利率”^[9]。在管理方面,则要求各省银行及商业银行,必须向政府银行详细报告有关押款、放款、存贷、储蓄等业务情况^[10]。这些措施也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强展开相应业务。以下是1942年1月重庆市主要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情况。
        

重庆市二十家商业银行普通存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定期	活期	合计
上海银行	2193	15795	17988

        

(续)
        

银行名称	定期	活期	合计
浙江兴业银行	584	1484	2068
中国国货银行	126	6031	6157
中国实业银行	60	1249	1309
金城银行	630	6994	7624
大陆银行	368	191	559
盐业银行	313	284	597
中南银行	1533	3225	4758
新华银行	164	2146	2310
聚兴城银行总行	1479	3968	5447
美丰银行总行	435	6298	6733
川盐银行总行	1574	5921	7495
和成银行总行	72	2604	2676
亚西实业银行	45	2913	2958
四川建设银行	6	430	436
通惠实业银行	101	3047	3148
长江实业银行	147	3003	3150
建国银行	72	1463	1535
江海银行	44	1660	1704
开源银行	62	2550	2612
总计	10008	71256	81264
百分比	12.32	87.68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4页。
        

重庆市十七家商业银行普通放款余额表　(1942年1月　单位:千元)

        

银行名称	抵押放款	信用放款	合计
上海银行	29508	1276	30784
浙江兴业银行	80	9	89
中国国货银行	2092	178	2270
金城银行	2999	1209	4208
大陆银行	6	-	6
盐业银行	22	202	224
中国实业银行	1378	9635	11013
中南银行	120	1198	1318
聚兴城银行总行	1162	10448	11610
美丰银行总行	1510	23033	24543
和成银行总行	2746	9863	12609
亚西实业银行	-	15614	15614
四川建设银行	84	1920	2004
长江实业银行	75	6557	6632
江海银行	60	222	282
大川银行	-	1916	1916
开源银行	-	3986	3986
总计	41842	87266	129108
百分比	32.41	67.59	100.00

        资料出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737页。
        重庆是战时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从整体来看,经过抗战爆发四年的发展,在重庆的内迁银行与原先在内地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基本旗鼓相当,但是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额相差非常大,几家大的商业银行显然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活期存款额所占较大比重表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下,后方社会经济活动的波动性甚大,银行业难以汇集起稳定的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