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一共创办了约一百多个。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所以,到甲午战争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约只有七八十家^[1]。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早以来,手工缫丝业就比较发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丝原料的需要,中国生丝出口数量大增,经营缫丝业十分有利。陈启源“岁甲寅(1854年)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壬申岁(1872年)返粤,在简村乡(属南海县)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2]。继昌隆创设后,“南(南海)、顺(顺德)各属,群相仿效。今(1910年)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3]。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资本二十万元。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几个厂。江苏、浙江本来是我国传统的丝织业中心,上海又是重要的生丝出口口岸,条件本来优于广州,但是由于上海的几家丝厂经常受到外资丝厂的压迫和竞争,经营困难较多,所以缫丝业的发展,反而不如广州。
        棉纺织业中近代工业出现的时间,比缫丝业晚几年。1893年,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火焚毁后,盛宣怀负责规复,于1894年,成立华盛纺织总厂。后来,盛通过招收新股,排挤和顶替原有的投资者,将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辛亥革命后,盛在香港英政府注册,将该厂完全侵吞。最后由无锡荣家购去,成为申新九厂。
        此外,1891年,上海道台唐松岩还开办了华新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资本二十九万两。后因经营不善,改组时为大股东聂缉槼收买,改名恒丰纱厂。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武昌四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原为官办企业,因“官款支出不易维持”,1902年改为招商承办,1907年由韦尚文接办,改名应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几厂,都是由官僚资本企业转化为商办企业的。
        棉纺织业中,最初真正商办的企业为朱鸿度于1894年在上海所办的裕源纱厂,和严信厚在宁波所办的通久源纱厂(1896年正式开车)。除此之外,在福州、重庆、天津、镇江、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人酝酿兴办纺纱厂,但在甲午战争前,均未实现。
        在轧花业方面,1886年,在宁波出现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在上海也开设了几家机器轧花厂,每家机器数十台至百余台不等。
        在面粉业方面,1878年,朱其昂(知府)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后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都有机器面粉公司出现。
        火柴业方面,从八十年代起,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都办起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是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后改为中外合办)和重庆的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
        造纸方面,1882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机器造纸厂;1891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开办了伦章纸厂,集股开办,但因与外国纸竞争不过,停歇了。在印刷方面,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规模较大,营业尚好。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冰、制药等方面都有近代工厂设立,但因规模较小,有的经营不久就停业了。
        在轮船修造和机器制造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经营了一些船舶修造厂。上海有两家规模较大,能够造小型汽船。其他都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和装配工作,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造船工业。在机器制造方面,上海也有几家机器厂,但规模都很小,只能进行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
        在采矿业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使用机器的小矿(在个别程序上使用机器,基本上还是土法开采)。采煤业开办较早,如徐州煤矿、贵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及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都是在1880年前后创办的。金属采矿业开办较晚,八十年代以后,约有十个左右。其中热河承德三山银矿、福建石竹山铅矿、直隶顺德铜矿和广东香山天体银矿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办。湖北长乐、鹤峰和施宜铜矿,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吉林三姓金矿等,维持的时间较长。不过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只使用少量机器,主要依靠人工开采。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广东富商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这个企业开采区域达好几个县,前后投资总额达八十万两,其中除官款、商款、借款外,还有不少华侨资本。但因经营不善及地方政府不肯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从上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创办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
        其次,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从轻工业开始创办的,而且一直以轻工业为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投资少、规模小的,大型的很少。如外资祥生船厂有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二百元,宝昌丝行八十万两,而这时中国商办企业中,最大的资本也只有二十万两。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规模,不仅比外资企业小,而且也比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小。1894年以前,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在内的五十三个商办企业,一共只有资本四百七十万四千余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八万八千余元。而同一时期,十九个“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个企业有资本八十五万二千余元,为商办企业的九倍以上^[4]。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分布非常集中,主要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以上海为最多,广州次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出口便利,如缫丝、制茶和轧花等厂,实际上是为了原料出口加工而创设的。其次是为了运输的便利,原料的获得和技术依赖的便利,以及地方市场特殊的需要等。如棉纺织、火柴、造纸、印刷、面粉各业都是如此。此外,有些企业建立在上海、天津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是为了依靠洋人势力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些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则只是依附于各口岸的航运和工厂而存在。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投资人,多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官府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要兴办新式企业,没有官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官僚有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兴办近代企业,是有政治保障的。当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他们看到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企业颇能获利,于是就把自己搜刮来的货币财富,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是因为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有联系。他们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同时也学会了一套经营管理近代化企业的方法和经验。因此,当经营新式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拿来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投资招商局、开平煤矿,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办同文书局,等等)。
        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不过,一般商人因为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投资的并不多。他们积累的财富,主要还是用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开设钱庄进行高利贷,再就是到农村购买土地。只有一些与官府有关系的大商人(捐有官衔或亦官亦商者),才投资创办一些新式企业。
        在商人中,有一部分华侨商人比较积极地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早已接触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手中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当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出现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尽管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力量十分微弱,但毕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