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的时间并不晚。早在明朝中叶(十六世纪中叶),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若干手工业部门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萌芽。到清朝中叶以后,这种萌芽还有所发展。不过,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制造业,只是少量地、稀疏地存在于沿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手工业部门中。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看,封建性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在手工业中,大量的仍然是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和城乡个体手工业,封建的官办手工业也占不小比重,而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为数极少。所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它距离产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
        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时,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完成产业革命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在初步发展时,就已经开始向外侵略,寻找和占领海外市场;在它们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后,更加积极向外扩张。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自然成为它们侵略的对象。于是它们纷纷来到中国,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推销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遇到了中国方面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在政治上,是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在经济上就是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而闭关政策又是以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被打破了。但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商品输入,却没有取得进展。
        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Mitchell)曾对英国商品不能畅销的原因,专门做过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描述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说:“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福建农民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1]
        密切尔认为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阻碍着外来商品的销售。要使外来商品能够畅销无阻,就必须打破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为了打破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彻底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这时通商口岸已由五口增加到二十余口(不只沿海,内地的许多重要商埠也为外国开放了);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侵略者手中,进口关税税率再次降低,内河航行、沿海贸易以及内地通商等权利也为外国侵略者所攫得。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并且逐渐成为它们的侵略工具。在这种形势下,外货、外资大量地输进中国,一直顽强抵抗外国商品侵入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体,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扩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的产生,首先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因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不少农民已经不再亲手制造工业品,而到市场上去购买;很多手工业者也不再为市场提供手工业品,反而是变成了外国工业品的消费者。以手工棉纺织业来看,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手纺业与手织业相分离,手织业又与农业相分离,许多原来能自给衣料,或者有剩余出卖的人,现在则成了洋纱、洋布的消费者。这样,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大增加。如1880年—1890年十年间,进口棉纱值从三百六十四万五千一百十二关两,增加为一千九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六关两;棉布进口值始则为一千六百万关两,继而超过二千万关两,最高达三千另九十四万关两^[2]。洋纱洋布销售量的大量增加,标志着棉布市场的扩大。
        棉布市场的扩大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如煤油、火柴、五金等商品市场的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中国商品市场的扩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所霸占,中国资本主义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占据的一些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城乡手工业,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劳动市场在不断扩大。1893年薛福成曾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3]有人估计,家庭手工纺织业每十小时劳动日只能纺纱四两,1890年进口洋纱共一百零八万二千担,合一亿四千三百九十万六千斤,相当于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纺车产量。1880年进口洋布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匹(每匹长四十码,宽一码),则相当于两亿两千四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织机产量(按每十小时劳动日能织宽一呎的土布十码计)^[4]。这是就棉纱布而论,其他各种进口洋货无不造成大量的破产失业者。
        此外,由于农产品商品化,很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往往遭到破产。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大量赔款,这些赔款的负担大部分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大量的鸦片输入引起了白银外流,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一切都加剧了农民的破产过程。还有,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往往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总之,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失去了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外,还必须有充足的货币积累,作为建设厂房、购买机器设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资金。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主要是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商人手中。他们通过贪污、勒索、兼并土地以及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这些货币财富,主要是用于奢侈消费,或者用来继续兼并土地和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并没有投入产业,没有转化为兴办近代企业的货币资本。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这时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仍然掌握在地主、官僚和商人手中。官僚们除了继续使用贪污、勒索等手段搜刮钱财外,还有了新的发财之道。这就是办洋务、办外交、购买军火、借洋债等。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商人,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获得了优厚的利润。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买办们,在帮助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过程中,得了大量的佣金。此外,地主通过收取地租、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也积累了大量货币。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上的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等,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这些财富中,就有一部分会被投入产业,转化为兴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致富,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具备时,也将资金带回国内,投资兴办近代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