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是和它本身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把中国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以便大量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因此,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鸦片输入继续增加。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由非法的秘密活动变为公开活动。因此,鸦片输入数量大大增加。英、美来中国的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利用机会进行贩运活动,从事贩运和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有名可查的就有五十几家。鸦片输入量,四十年代末,每年达四万余箱;五十年代,增至六万多箱;七十年代,增至七万四千多箱;九十年代初,又增至八万六七千箱。
        (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洋货输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数量不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货输入大增。如以棉纱为例:1871年—1873年,进口棉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一公担,1881年—1883年增加为十一万八千另二十公担;到1891年—1893年,更增长为七十万另四千八百七十七公担^[1]。在进口洋货中,除大宗的鸦片、棉制品、棉花外,还有煤油、糖类、粮食、铁和钢等。
        在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一直是农产品,其中以丝、茶为大宗。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期,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2]。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丝、茶出口不断增加。茶叶出口,在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五千多万磅,1845年超过了八千万磅,1853年增至一亿磅以上。丝的出口,鸦片战争前每年出口几千包,最多不超过一万包;1847年达二万二千多包,1853年增至五六万包^[3]。从七十年代以后,到甲午战争前,中国茶的出口,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和锡兰茶的竞争,出口数量没有增长,还有所下降。1871年—1873年,茶出口一百零二万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一百二十三万公担,1891年—1893年为一百零五万公担。丝出口增加:1871年—1873年为三万七千多公担,1881年—1883年为三万九千多公担,1891年—1893年增至五万九千九百多公担^[4]。
        丝、茶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养蚕缫丝业及植茶业的发展。广州、上海等地缫丝厂不断增加。
        这时中国的丝、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都操纵在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手中。无论在贸易数量方面或价格方面,皆受其左右。一部分中国商人也开始为外国洋行服务,帮助外国洋行收购丝、茶等商品。中国丝、茶贸易开始走上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被迫服从外国资本的需要。
        (三)建立租界和初期的资本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变为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基地。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埠后,外国人就在这些商埠中建立起租界或居留地。他们在那里开设商行、银行,经营商业,贩运鸦片,以及从事其他罪恶活动。这些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基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占有大量土地,如上海的英、法、美所划租界,占地面积在一千亩以上,租界中外国商行的数目不断增加,如上海的外国商行数,在四十年代初,只有十一家,到五十年代初,即增加为一百二十多家。
        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又叫英国东方银行。1854年,英国的有利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英国的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7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都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此外,18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这些外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外国在中国的银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
        以英国的银行来说,它在中国的支行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其中汇丰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是外国贸易商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间,英国对华投资绝大部分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的是1877年五百万两贷款。这笔贷款指定由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为担保。从此开了把中国关税作为外债担保品的先例。
        此外,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钱庄来为他们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服务。
        为了便于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先后开设了一些轮船公司,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1861年)、英国的太古洋行(1867年)和怡和洋行(1877年)等。这些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远洋和内河的航运。如1877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3.3%,1892年则占到77.8%^[5]。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侵略者不顾中国的主权,擅自在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厂和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料,土特产品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厂、缫丝厂、制糖厂、制蛋粉厂、轧花厂、打包厂等。此外,还有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便就地制造、就近销售而经营的一些轻工业,如火柴、肥皂、制药、玻璃、造纸、纸烟、铁器等工厂。在1895年外国侵略者正式取得在中国设厂权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已有一百多家。不过,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尚以商品输出与掠夺原料为主要侵略方式,因此,这时的资本输出(投资设厂),也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商品输入和一些资本输入,结果促使中国旧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经济日益带有殖民地性质,使中国的农工商业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对中国原来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促使中国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四)中国买办阶级的出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当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时,在一些通商口岸就已经出现了买办。这时的买办,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当时的买办是由中国的公行(如广州十三行)所雇用的人形成的。这些人是官厅特许的,他们在公行中做管事。这些管事,除代理外国商人居间买卖货物之外,还管理外人商馆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事务,包括贸易账目、现银存款、文件与信件保管等等。广州的中国公行也雇用一些人看视进口货样,议定价格,开舱起货,并代洋商购办土货。所有这些为洋商服务的人,因为主要是替洋商购办物品,所以通称为买办。
        鸦片战争后,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制度废除了,外国侵略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因而买办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买办是受公行商人控制的,战后则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在外国侵略者的豢养下,中国买办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国各地经济情况十分复杂,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很不统一,外国侵略者要在中国推销商品、购买货物,创办企业,特别是要深入到中国内地,都不能不借助于中国的“买办”。于是他们就在中国培养了这样一批人,作为他们的附庸,为他们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服务。
        买办的势力很大,如当时的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都是大买办商人。唐廷枢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他帮助英国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收购茶、丝等产品。此外,如宁波籍的穆炳元、杨坊,钱塘人吴煦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因此中国的买办阶级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有人曾说过,在上海的买办商人,“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6]。徐宝亭就是一个“致富巨万”的买办。
        中国的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外国侵略者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在政治上也是与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合作的。如大买办、上海道台吴健彰,1853年就拱手把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送给了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帮助清政府设法购买军火,雇用外国舰船运兵,镇压太平军。他还联合买办商人粤董李少卿、闽董李仙云等筹饷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买办商人徐宝亭,由于“毁家助饷”,“积功擢游击赏花翎”^[7]。1860年苏松太道买办商人吴煦与苏松粮道买办商人杨坊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合作,招募外人组织洋枪队(1862年改名“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军,华尔、杨坊任管带,其军费大部分由吴煦、杨坊筹给^[8]。1860年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吴煦邀请士绅开会向曾国藩乞援。李鸿章到上海时,淮军的军饷大部分也是吴煦筹给的。徐润还因为助饷有功,特“保加四品衔”^[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