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曾经给了清王朝挽救自己衰落的一个机会。这就是: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得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却反其道而行之。道光已失去了康熙当年的那种锐气,道光以后,咸丰、西太后更等而下之,一代不如一代。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也是由盛而衰,愈衰愈朽,而且愈是衰朽,愈是怯于对外,狠于对内。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以为自己的统治将被推翻,非常恐慌。但是,当《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出了北京,他们的统治仍然照旧维持下去,这时才知道外国人是以兵“胁和”,使自己成为他们的代理人,并非取而代之。1861年1月,清政府在北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䜣、桂良等人主持。外国侵略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控制清政府的好办法。总理衙门确实按照外国人的意图办事。在总理衙门成立后不久,就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李不久回国,总税务司由赫德继任,赫德在中国任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
        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到西太后专政时,进入新的阶段。西太后是在咸丰死后,经过一次宫廷政变上台的。
        西太后(1835—1908),叶赫那拉氏,本是咸丰的宠妃,常代批阅奏章。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及怡亲王载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一同逃往热河。在英法联军撤走后,咸丰并没有立刻回京,当时清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在热河,一个在北京(北京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实权在热河。奕䜣一派竭力奏请咸丰回京,肃顺一派则力劝暂缓回京,两派斗争十分激烈。1861年8月咸丰病死热河,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继帝位,根据咸丰遗嘱,由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掌管朝政。恭亲王奕䜣被排斥在外。同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咸丰死后称慈禧太后,也称西太后,即西宫皇太后。咸丰的另一个皇后称慈安太后,也称东宫皇太后。西太后权力欲望极重,她与奕䜣勾结一起,又得到外国使臣的支持,于1861年11月免除载垣、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大臣职务,并将载垣、肃顺等人逮捕处死。两宫太后(实际上只是西太后)垂帘听政。
        西太后夺取政权后,决心投靠外国侵略者,她给肃顺等人所定罪名之一,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1]。什么叫“尽心和议”,就是尽力取得洋人的欢心。对西太后等人的这种姿态,外国侵略者十分满意。当时英国在中国的报纸就这样说道:“在这个特别的关头,我们要比同中国发生联系的其他任何时期,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2]
        由西太后、奕䜣当权的清政府,也争取到了汉族湘、淮军阀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这不仅因为汉族大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与满洲贵族的利害完全一致,而且还因为这些湘、淮军阀首领又是主张用西洋武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这与西太后一派的基本政治方针也非常契合。从此以后,在清朝统治者中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所谓“自强”运动即时兴起来。
        西太后及其当政群体力图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外国侵略者也乐得有西太后这样的当政者来供其驱使,受其控制。于是,从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勾结起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种勾结下被镇压下去的。
        1873年,当同治(载淳)已经十八岁的时候,西太后虽然不得不宣布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然一手控制朝政,同治形同傀儡。“归政”不到两年,当同治病死的时候(1875年1月12日),她又施展阴谋,首先将自己的只有四岁的姨外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迎进宫去,继承帝位(载淳无子),改元光绪,自己再度垂帘听政,把大权掌握在手中。
        1889年光绪十九岁了,西太后又假惺惺地再度撤帘归政,退居颐和园“颐养冲和”,但实际上仍掌握着最后裁决的大权。
        光绪是个比较有头脑,愿意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他不愿充当西太后的傀儡。光绪的志向得到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这些人便是所谓帝党,他们同追随西太后的所谓后党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后党已经营有年,实力要比帝党大得多。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两个侵略集团:以沙俄为首的俄、德、法集团;以英国为首的英、美、日集团。前者支持后党,后者倾向帝党。由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是激烈的,后党和帝党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这种激烈斗争,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西太后依靠荣禄掌握的武力和袁世凯的告密,把维新运动镇压下去,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屠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则逃亡海外。
        1900年爆发的势如燎原的义和团运动,使清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狡猾的西太后在“洋人”要逼其“归政”的传言下,曾一度企图利用这个运动,来保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惜对外“宣战”。但是,就在正式“宣战”之后,西太后仍然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并且立下保证说:“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3]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远逃西安。在西安,她日夜思虑的就是赶快求和。当她得知公使团已提出《议和大纲》,而且在惩办“祸首”一节中将她的名字删掉时,她立即表示全部接受。
        1901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下达了批准《议和大纲》的电令。在这个电令中,西太后极尽媚敌之能事,竟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和“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4]这样的话。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和约》十二条,其主要内容为^[5]:
        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
        二、惩办祸首,斩决或革去清政府一批官员的职务;抚恤被害的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派大臣分赴德、日两国谢罪。
        三、虐杀外人的城市,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四、下令永禁组织或加入排外团体,违者处死。
        五、各省督抚及文武官吏均须切实保护外人,遇有伤害外人事件,不能立时弹压惩办者,革职永不叙用。
        六、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
        七、划定各国使馆界,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使馆区域内,由各国公使管理,并得常驻卫兵保护使馆。
        八、将大沽炮台及有碍北京城至海滨间交通的各炮台,一律平毁。
        九、由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由外国派兵驻守。
        从以上各项内容来看,前三项是对清政府的惩罚;第四、五、六项是要清政府强制中国人民永远俯顺帝国主义;第七、八、九项,允许帝国主义铁蹄纵横,甚至中国的首都亦允外兵驻守,其丧权辱国之甚真是无以复加了。
        《和约》签字,列强完全满意,西太后也大为欢喜。她从西安回京途中在开封办了一次“万寿庆典”;回京后,更“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两,歌舞无休日”。
        西太后的统治地位由于《和约》而“保全”下来了。由此,她更懂得了卖国的妙用。
        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2月1日,她又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6]。此后,她“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
        上述情况,充分地说明了清政府已是“洋人的朝廷”。正如同盟会著名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说我们与洋人做对,反说与现在的朝廷做对,要把我们做谋反叛逆的杀了。”^[7]
        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既受到义和团坚决抵抗的教训,又得到清政府对其矢忠矢信的保证,因此它的侵华政策由大规模地直接武装干涉,改变为通过清政府进行间接的统治。
        帝国主义这种方针的转变,在许多国家的舆论中都有所阐述,而以英国人赫德说的最为清楚。这个长期窃据清政府总税务司的“中国通”,在分析如何才能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时,毫无掩饰地说:“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8]
        这种方针当时被一些人称作“保全主义”。所谓保全,即保全清朝政府,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帝国主义可以通过清政府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和渗透,而不必再进行领土的分割,1900年10月16日签订的《英德协定》,大体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这一意图。《协定》认为各国在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均应遵循“自由开放,毫无差别”的原则,规定“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这一《协定》中的原则,先后得到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赞同。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只能是暂时的。即使在这暂时的妥协期间,它们对中国的争夺仍然是很激烈的。例如,1904年—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便反映了日、英、美和俄国矛盾的尖锐化。
        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一度尖锐化的矛盾又缓和下来。接着,1907年6月至8月,日法、日俄、英俄诸协定先后订立。这样,帝国主义各国在“保全主义”的幌子下所造成的侵占中国的格局,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的结果,使它在中国攫得了巨大的侵略权益。清王朝最后的十年,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至于政治上的控制,文化上的渗透,就更不待言了。对此,有人十分沉痛地分析说:“二十世纪以来,灭国政策,愈出愈奇。土地不必占领,人民不必杀戮,官吏不必驱逐,职业不必侵扰,及其结果,则不占领土地,而吸取土地之精华;不杀戮人民,而灭绝人民之种族;不驱逐官吏,而利用官吏之贪横;不侵扰职业,而暗攫职业之权利。迟之则数十寒暑,早之则十余春秋,万里河山皆他人之殖民地、游牧场矣!”^[9]
        由于帝国主义推行“保全主义”,而清政府又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间,便主要地表现为国内革命的形式,即革清朝政府的命(反清革命),当然,这一斗争的最后结果,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