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有了初步发展。其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可以从下面的两个统计图表中看出,
        下面统计表中的数字和设立厂矿趋势图表明,1895年—1911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1895年设厂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则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比1895年增长了330.9%。1895年—1911年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总的趋势是:1895年—1898年是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创设新式企业有利可图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激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工业)得到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在1904年—1908年间,又出现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
        

1895年—1911年历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及其指数^①[1]

        

        

历年设立的厂矿趋势图^①

        

        由上可见,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伏不定的,波浪式前进的。但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
        以上统计表中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既包括民族资本企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下面我们再把民族资本企业(即商办企业)和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分开,并和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较,由此来看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情况。见下表:
        

历年设厂数和资本额表^①[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首先,甲午战争后,各类企业设厂数和资本额都增加了。甲午战争前共设厂七十二家,资本额为二千零九十万七千元。甲午战争后,新设厂四百九十一家,资本额为一亿零八百五十五万六千元。
        其次,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无论在设厂数或资本额方面,增加都比较快,而且占据了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共设厂矿五十三家,资本额共四百七十万四千元,占资本总额的22%。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四百十六家,资本额为八千二百七十七万七千元,占资本总额的77%。
        在上表中,我们是把官商合办的企业和官办企业合在一起计算的,官商合办企业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即官办招商集股、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三种形式的企业,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与官办企业等同。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商办性质。根据这种情况,将1895年—1911年所设厂矿企业的构成,列表如下:
        

历年所设厂矿企业统计^①[3]
        1895年—1911年

        

        从上表中可见,官办企业只有三十七家,官办招商集股、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与纯商办企业合计则为四百五十四家。资本额:官办企业为一千零七万八千元,占资本总额9.2%,商办及其他三种企业则为九千八百四十七万八千元,占90.8%,可见商办及带有商办性质的企业已占绝对优势。
        此外,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可以从个别资本家的资本积累中得到一些反映。以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为例,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他所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八个^[4],资本共达二百八十七万五千元,投资范围包括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部门。工厂有六个在上海,苏州、无锡各一个,雇佣工人共达四千余人。
        再如,士绅出身的张謇,在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所办企业更多,资本积累更快。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中秀才,后出外谋生,在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办理公文。1885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中法战争后,鉴于“国势日蹙”,产生“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5]。1894年赴京会试,中进士,又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后,张目睹国事日非,虽科举成名,但不愿为官,认为应兴办教育与振兴实业,“为士今日,固宜如此”^[6]。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
        张謇兴办实业,得力于封建政府的支持,取得经营垄断特权,再加上其他优越条件,因此企业发展很快。从1899年开办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十余年间,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的工、农、垦牧、航运等企业,共二十七个单位(其中自己创办的十八个,参加投资的九个)^[7]。资本额达九百多万元,企业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以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为例,最初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到1911年资本积累为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元,纱锭数由二万零三百五十锭,增加为六万六千七百锭;公积金累计六十三万五千元,账面盈利累计为三百五十三万三千元,这两项相当于大生纱厂最初创办时资本六十九万九千元的600%。张謇所办的其他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大生纱厂丰厚利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自己就说过,“周转之资,诚以大生厂公积款为母”^[8]。
        此外,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官办企业在向商办企业方面转化。如1896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员开办的中路久通矿务公司(即西村锑矿,在湖南益阳),试办数年,由梁端甫承顶,改为商办;1897年开办的木李坪锑矿(官办,湖南安化),后由华昌公司接办;1908年吉林盘石嘴铜矿,1910年由商人唐鉴章承办;1909年开办的湖北针钉厂,1911年因亏折,由侨商梁柄农承办等。
        下面我们再从工业部门的分类考察一下这一时期(1895年—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
        在四百一十六家商办企业中,纺织部门(包括轧花、纺织、织染、缫丝、呢绒、织麻等)占一百五十五家,资本额为二千七百三十三万六千元;其次是面粉工业三十九家,资本额七百零三万一千元;再次是榨油、火柴、卷烟等部门。重工业很少。燃料采掘、金属开采冶炼和金属加工三个部门一共只有三十九家,资本额九百六十三万六千元。这种情况说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一时期中,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的主要是一些轻工业,所以经济力量仍然是很薄弱的^[9]。
        另外,从设厂地区看,这一时期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两广和两湖三个地区。江浙地区共新设厂一百四十八家;两广地区七十一家;两湖地区三十二家,三地区共设厂二百五十一家。占商办企业总数四百十六家的一半以上^[10]。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广和两湖地区,就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