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退据台湾
李宗仁自衡宝战役中桂系主力遭到损失,广州失守,进退失据。广州失守之前,程思远曾向李宗仁转述了顾孟馀的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应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分界线,另搞一套。”但是,财权仍在蒋介石手中,李宗仁没有办法,他回答说:“如果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1]同时,据李宗仁对程思远说:“吴礼卿行前来见我,问我‘有无知难而退之意’?我对他说:‘我不准备引退,如果蒋先生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吴不得要领走了。看来吴是受蒋之命前来试探的。”[2]但据蒋经国说:“(10月9日)下午吴礼卿先生来见父亲,报告与李宗仁谈话经过,李希望父亲‘复位’。吴先生亦以为一旦广州失守,政府迁渝,情势更为混乱,父亲倘不复出,将使国家前途陷于不可收拾之境。”[3]
重庆是蒋介石系统控制的地区,台湾更是蒋介石控制的地区,蒋介石又正在谋求复职。李宗仁在广州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在重庆更难以有所作为,如在大陆失败,又无法退往台湾,因而心情十分苦闷。他曾对一些立委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如行政院何敬之时尚于不能做的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则一切不回复。汤恩伯事至今无下文,广州市长原说以薛岳兼,渠迟回多日,至于濒失广州时方解决。国防部问题亦然。参谋总长事究竟如何,亦在搁置。广州失守之责,行政院长应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4]。而且,他已到了不顾身份,唠唠叨叨,逢人便说的程度。
阎锡山从广州到台北时,台北方面,张厉生等一些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主张蒋介石复职,继续担任“总统”[5]。10月18日,据蒋经国记载:“上午十一时,父亲与张晓峰先生谈及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问题之利弊……大多数皆主张父亲‘复行视事’。晚间,父亲又约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礼卿诸先生,商讨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6]显然有所顾忌,不敢太无法无天了。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大概是同一天的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把上次座谈会上不赞成蒋介石复出的张道藩排除在外[7]。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李宗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是主张蒋介石复职,只是不能出两个总统。白崇禧对李宗仁没有魄力解决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已感到不耐烦,从部队实利出发,桂系既无法同蒋介石决裂,他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愿意缓解同蒋介石的矛盾,因而也开始主张蒋介石复职。他认为:“总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即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8]白曾请“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要李宗仁就此时机让蒋复职[9]。但蒋介石对于复职的时机,还是有顾虑的。一是重庆、成都眼看保不住,二是担心得不到美援。美国公使克拉克曾对人说,“失败了的马,再跑无人买票”,暗示美援看人而施[10]。当时,陈纳德正在活动援助国民党,准备以大部援助白崇禧和海南岛的陈济棠[11]。不久即向白崇禧提交了98万港币,约合15万美元[12]。
四川与广州不同,粤桂在历史上曾多次联盟,而桂系对四川是无法插手的,蒋介石的军队部署在整个四川境内。李宗仁有职无权,百无聊赖,10月23日,曾致电蒋介石,促蒋来重庆商讨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蒋介石一时还不愿意去重庆。李宗仁担心蒋介石复职,先于11月2日让夫人郭德洁飞往香港,11月3日,他自己也就躲离重庆,与张群一起去了昆明。本来,李宗仁与桂系想把云南划为桂系的控制区域,去卢汉而代之以鲁道源,作为桂系撤退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对卢汉采取了安抚政策,把云南作为自己的后方。李宗仁在万般无奈之中,又想和卢汉联络,为桂系找一个退身之地,但卢汉正和中共接洽起义,只是让李宗仁在昆明游山玩水。
白崇禧仍想调和蒋、李矛盾,于11月3日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但蒋介石不赞成李宗仁出国,同时也不同意白崇禧以出任“行政院长”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13]。这样,白崇禧的方案就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11日,军事吃紧,阎锡山连电要求蒋介石来重庆处理。同日,李宗仁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阎锡山电请他回重庆处理总统公务,但李宗仁以巡视各地鼓励士气为由,拒绝回去。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骨干商讨时局对策。据程思远回忆:“会上提出了两个做法:积极的作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作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14]李决定赴美就医,13日,曾复电重庆方面说:“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15]
这时,解放军向川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形势吃紧,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出马指挥四川的作战,并电约李宗仁返回重庆。但李却于是日前往南宁,并一度往海南岛巡视。蒋介石系统对李宗仁和桂系的失败,不免幸灾乐祸。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连桂林失守的时间都搞不清楚,11月14日记道:“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飞至南宁。”[16]其实,这一天攻广西的解放军中路部队,尚在全县、东安一线的湘桂边境地区集结,至22日才攻入桂林。真不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记录的,这也表明国民党内派系利益倾轧之激烈,两派均不肯顾及大局。
11月20日,李宗仁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飞往香港就医,并准备出国治疗,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17]李不放弃“代总统”职务,而以治病为正当的理由,拒绝回到他不能有所作为的重庆。蒋介石得报后,对此大感意外,十分被动,21日约白崇禧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18]。但桂系方面谁也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承诺了。是日,蒋派居正、朱家骅等五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回到重庆。李对来人很淡漠,甚至连信也不想回。但他想出国,据外交人员回复,须对方同意,美国国务院亚洲司方面则表示要请示。于是,他不能不留有余地。11月24日,李宗仁约见朱家骅、洪兰友,表示:“其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健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商进行步骤。”[19]
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三个对策:“一、仍请李归,二、行政院长代行总统事,三、复职。”[20]1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们主张蒋介石早日复位,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复位,但认为时机问题尚要研究[21]。而阎锡山则坚决拒绝代行“总统”职务。会议只好决定先仍促请李宗仁回渝视事。这时,重庆已无法坚守,国民党残部的政局只好僵持在那里。反正,蒋介石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早已在前台指挥残部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常委议决“中央政府”迁至西昌,但可暂先移至成都办公。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濒临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9月6日,军统特务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参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10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于大坪杀害了中共党员陈然、陈善谋、王璞等十人。11月24日至27日间,军统特务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江竹筠等三百多人,进行集体屠杀。
还在11月23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22]。把政府部门的人员,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遣散。11月28日,一直要自杀殉职的阎锡山又早早地逃离重庆,飞到成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从容撤退,各部门丢弃部下不管,甚至遣散费都没有着落,引起职员们的强烈愤怒,纷纷包围待逃的主管人员,造成一片混乱。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怆然离开住地,前往机场,一路上残兵败将拥塞道路,一度不得不步行前进,旋改乘吉普车,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距解放军先头部队仅十公里。11月30日飞抵成都。蒋介石已经丧尽人心,四面楚歌,他自记道:“国内则李德邻勾结共匪与滇卢,国外则艾其逊利用桂系,史达林笼络毛匪,其共同目标,不惟欲消灭余之革命历史,且欲彻底毁灭我党而后已。”[23]
朱家骅、洪兰友再次到香港要求李宗仁先回重庆,安排好政务后再行赴美,但这时李宗仁已安排好赴美事宜,不愿自投罗网,再回重庆,也拒绝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坚持以“代总统”身份赴美治病,并争取美援。12月3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作出决议,“决定依照本会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十一月廿四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等语”,并通知了李宗仁[24]。于是,国民党党政系统纷纷再次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4日在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仍表示:“此次入川,系应李代总统之邀。正值共匪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份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军民共同奋斗。”[25]12月5日,李宗仁赴美就医,并致电阎锡山:“成都阎院长百川兄勋鉴:亥江电诵悉,仁以胃病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中枢军政情形,并随时电告。李宗仁亥微。”[26]李宗仁不放弃“代总统”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它仍可以牵制蒋介石,不让蒋为所欲为。
这时,解放军正迅速向成都地区挺进,成都地区的地方部队正酝酿起义,国民党残部在成都地区也已很难立足。12月7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同日,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以胡宗南为副长官,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12月8日,这位要组织战斗内阁、随军行动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又早早地逃到了台湾。他在寓所招待记者,宣告“政府”今起移台办公,并表示:“战时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一○七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七日晚,为各方与政府联系便利计,决定政府迁设台北,由军事人员组织大本营,指挥作战。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湾,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27]这个战斗内阁在哪里?西昌大本营又在哪里?真是天晓得。这位言行不一、苛责部下和同僚、爱恋权位和生命的老军阀,已经脸面扫地,在国民党系统中也遭到了多方面强烈的谴责。
蒋介石在成都势单力薄,难以颐指气使,命令不能生效。他仍尽力企图笼络川中将校,但以往与川中将校积怨甚深,何况今日一败涂地之时,因而并无成效。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别宣布起义。解放军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黯然飞离成都,到达台北。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排斥李宗仁而自行复职,再任“总统”,割据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了除台湾省之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政势力被彻底消灭。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中经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统治集团一再更替,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历史伟大的新时代。
重庆是蒋介石系统控制的地区,台湾更是蒋介石控制的地区,蒋介石又正在谋求复职。李宗仁在广州尚且无法有所作为,在重庆更难以有所作为,如在大陆失败,又无法退往台湾,因而心情十分苦闷。他曾对一些立委表示,“蒋先生以国事困难,令其出而负责,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来,亦不交出钞与权。如行政院何敬之时尚于不能做的明言不能做,阎先生则一切不回复。汤恩伯事至今无下文,广州市长原说以薛岳兼,渠迟回多日,至于濒失广州时方解决。国防部问题亦然。参谋总长事究竟如何,亦在搁置。广州失守之责,行政院长应负责。时局至此,令人愤闷不已”[4]。而且,他已到了不顾身份,唠唠叨叨,逢人便说的程度。
阎锡山从广州到台北时,台北方面,张厉生等一些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主张蒋介石复职,继续担任“总统”[5]。10月18日,据蒋经国记载:“上午十一时,父亲与张晓峰先生谈及出处问题,旋即召集中央设计委员会议,研讨‘复行视事’问题之利弊……大多数皆主张父亲‘复行视事’。晚间,父亲又约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礼卿诸先生,商讨此项问题,佥认必须李宗仁出于至诚,自动退职,再行‘复位’。”[6]显然有所顾忌,不敢太无法无天了。据《徐永昌日记》所记,大概是同一天的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的座谈会,把上次座谈会上不赞成蒋介石复出的张道藩排除在外[7]。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与李宗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也是主张蒋介石复职,只是不能出两个总统。白崇禧对李宗仁没有魄力解决和蒋介石的矛盾,也已感到不耐烦,从部队实利出发,桂系既无法同蒋介石决裂,他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愿意缓解同蒋介石的矛盾,因而也开始主张蒋介石复职。他认为:“总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即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8]白曾请“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要李宗仁就此时机让蒋复职[9]。但蒋介石对于复职的时机,还是有顾虑的。一是重庆、成都眼看保不住,二是担心得不到美援。美国公使克拉克曾对人说,“失败了的马,再跑无人买票”,暗示美援看人而施[10]。当时,陈纳德正在活动援助国民党,准备以大部援助白崇禧和海南岛的陈济棠[11]。不久即向白崇禧提交了98万港币,约合15万美元[12]。
四川与广州不同,粤桂在历史上曾多次联盟,而桂系对四川是无法插手的,蒋介石的军队部署在整个四川境内。李宗仁有职无权,百无聊赖,10月23日,曾致电蒋介石,促蒋来重庆商讨军事、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蒋介石一时还不愿意去重庆。李宗仁担心蒋介石复职,先于11月2日让夫人郭德洁飞往香港,11月3日,他自己也就躲离重庆,与张群一起去了昆明。本来,李宗仁与桂系想把云南划为桂系的控制区域,去卢汉而代之以鲁道源,作为桂系撤退的根据地,但蒋介石对卢汉采取了安抚政策,把云南作为自己的后方。李宗仁在万般无奈之中,又想和卢汉联络,为桂系找一个退身之地,但卢汉正和中共接洽起义,只是让李宗仁在昆明游山玩水。
白崇禧仍想调和蒋、李矛盾,于11月3日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但蒋介石不赞成李宗仁出国,同时也不同意白崇禧以出任“行政院长”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13]。这样,白崇禧的方案就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11日,军事吃紧,阎锡山连电要求蒋介石来重庆处理。同日,李宗仁离开昆明,前往桂林。阎锡山电请他回重庆处理总统公务,但李宗仁以巡视各地鼓励士气为由,拒绝回去。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骨干商讨时局对策。据程思远回忆:“会上提出了两个做法:积极的作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作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14]李决定赴美就医,13日,曾复电重庆方面说:“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15]
这时,解放军向川黔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形势吃紧,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亲自出马指挥四川的作战,并电约李宗仁返回重庆。但李却于是日前往南宁,并一度往海南岛巡视。蒋介石系统对李宗仁和桂系的失败,不免幸灾乐祸。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连桂林失守的时间都搞不清楚,11月14日记道:“本日桂林失守,李宗仁自桂林飞至南宁。”[16]其实,这一天攻广西的解放军中路部队,尚在全县、东安一线的湘桂边境地区集结,至22日才攻入桂林。真不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记录的,这也表明国民党内派系利益倾轧之激烈,两派均不肯顾及大局。
11月20日,李宗仁以十二指肠溃疡出血,飞往香港就医,并准备出国治疗,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发表的书面谈话中表示:“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17]李不放弃“代总统”职务,而以治病为正当的理由,拒绝回到他不能有所作为的重庆。蒋介石得报后,对此大感意外,十分被动,21日约白崇禧谈话,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18]。但桂系方面谁也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承诺了。是日,蒋派居正、朱家骅等五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到香港,劝李回到重庆。李对来人很淡漠,甚至连信也不想回。但他想出国,据外交人员回复,须对方同意,美国国务院亚洲司方面则表示要请示。于是,他不能不留有余地。11月24日,李宗仁约见朱家骅、洪兰友,表示:“其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健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商进行步骤。”[19]
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三个对策:“一、仍请李归,二、行政院长代行总统事,三、复职。”[20]1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委员们主张蒋介石早日复位,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复位,但认为时机问题尚要研究[21]。而阎锡山则坚决拒绝代行“总统”职务。会议只好决定先仍促请李宗仁回渝视事。这时,重庆已无法坚守,国民党残部的政局只好僵持在那里。反正,蒋介石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早已在前台指挥残部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常委议决“中央政府”迁至西昌,但可暂先移至成都办公。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濒临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屠杀。9月6日,军统特务在中美合作所杀害了参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10月28日,重庆警备司令部于大坪杀害了中共党员陈然、陈善谋、王璞等十人。11月24日至27日间,军统特务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江竹筠等三百多人,进行集体屠杀。
还在11月23日,阎锡山在“行政院”会议上提议政府实行战斗体制,缩编人员,随军行动[22]。把政府部门的人员,一部分编入军队,一部分遣散。11月28日,一直要自杀殉职的阎锡山又早早地逃离重庆,飞到成都。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无法从容撤退,各部门丢弃部下不管,甚至遣散费都没有着落,引起职员们的强烈愤怒,纷纷包围待逃的主管人员,造成一片混乱。11月29日,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怆然离开住地,前往机场,一路上残兵败将拥塞道路,一度不得不步行前进,旋改乘吉普车,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距解放军先头部队仅十公里。11月30日飞抵成都。蒋介石已经丧尽人心,四面楚歌,他自记道:“国内则李德邻勾结共匪与滇卢,国外则艾其逊利用桂系,史达林笼络毛匪,其共同目标,不惟欲消灭余之革命历史,且欲彻底毁灭我党而后已。”[23]
朱家骅、洪兰友再次到香港要求李宗仁先回重庆,安排好政务后再行赴美,但这时李宗仁已安排好赴美事宜,不愿自投罗网,再回重庆,也拒绝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坚持以“代总统”身份赴美治病,并争取美援。12月3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作出决议,“决定依照本会十一月廿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十一月廿四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等语”,并通知了李宗仁[24]。于是,国民党党政系统纷纷再次要求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务。但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美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4日在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时仍表示:“此次入川,系应李代总统之邀。正值共匪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份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军民共同奋斗。”[25]12月5日,李宗仁赴美就医,并致电阎锡山:“成都阎院长百川兄勋鉴:亥江电诵悉,仁以胃病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仍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中枢军政情形,并随时电告。李宗仁亥微。”[26]李宗仁不放弃“代总统”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它仍可以牵制蒋介石,不让蒋为所欲为。
这时,解放军正迅速向成都地区挺进,成都地区的地方部队正酝酿起义,国民党残部在成都地区也已很难立足。12月7日,阎锡山主持“行政院”会议,通过“政府”迁设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指挥作战。同日,以顾祝同兼任西南军政长官,以胡宗南为副长官,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12月8日,这位要组织战斗内阁、随军行动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又早早地逃到了台湾。他在寓所招待记者,宣告“政府”今起移台办公,并表示:“战时内阁,系重庆弃守后,考虑战略问题,咸认应实行面的战略,决定组织战斗内阁,以一○七人组成,随军行动。战斗内阁由各部会人员组成,配合作战之需要,政府组织仍为总统府、五院及各部会。七日晚,为各方与政府联系便利计,决定政府迁设台北,由军事人员组织大本营,指挥作战。今后,政治中心移至台湾,军事方面将加强游击战,实行面的战略。”[27]这个战斗内阁在哪里?西昌大本营又在哪里?真是天晓得。这位言行不一、苛责部下和同僚、爱恋权位和生命的老军阀,已经脸面扫地,在国民党系统中也遭到了多方面强烈的谴责。
蒋介石在成都势单力薄,难以颐指气使,命令不能生效。他仍尽力企图笼络川中将校,但以往与川中将校积怨甚深,何况今日一败涂地之时,因而并无成效。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别宣布起义。解放军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黯然飞离成都,到达台北。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排斥李宗仁而自行复职,再任“总统”,割据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了除台湾省之外的祖国全部领土,国民党在大陆的军政势力被彻底消灭。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中经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中华民国时期结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统治集团一再更替,但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走上了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历史伟大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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