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统一了中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康熙年代被称为“盛世”。但是,这种“盛世”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
        中国封建社会每一朝代建立之初,统治者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都只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虽然这些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在所谓“盛世”,农民的生活较战乱时期略为改善,但仍然是很痛苦的。这一点,连康熙本人也多少道出了一些真实情况:“小民生计,最多苦辛。今人动称耕九余三,谈何容易?农家终岁勤动,幸遇有秋,而谷价又贱,欲办八口衣食与来岁耕种之资,犹恐不足,安得宽然有一余。一遇歉岁,不免颠连困苦矣。惟富饶业户,陈陈相因,贱买贵卖,每获厚利。”^[1]
        康熙晚年,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危机。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他的二十三个儿子,特别是次子、长子、四子、八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所谓皇太子(次子)党、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连年不息。康熙曾不得不公开承认,朝廷内外诸臣及皇亲贵戚,各树朋党,把持朝政,“自大学士以下,各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对于其皇子,康熙也亲自下令一并指参,他在给吏部、都察院的“上谕”中说:“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2]
        1722年,康熙死去,其第四子胤禛(雍正)夺得政权。雍正上台以后,立即把他的皇位争夺者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消灭,就是他们的子孙、亲戚以及追随者,亦通通受到禁锢、充军、革职等各种惩罚。这场残酷的斗争持续了很久。
        雍正在位十三年死去,由其第四子弘历(乾隆)继承皇位。乾隆在位六十年,后人把他治理下的年代和康熙年代并称为“康乾盛世”,某些史学家也称乾隆年代为“鼎盛时期”。其实,乾隆年代是不能同康熙年代相提并论的,它已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清代前四朝的土地占有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清初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即康熙的中期),是地主兼并土地趋势暂时缓和的阶段。而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促进土地集中的因素又恢复了作用,从而掀起了新的土地兼并浪潮,使得农民辛勤开垦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使得中小地主的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
        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占有良田千顷以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清皇族昭槤在《啸亭杂录》里记载:“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
        最大的官僚往往即是最大的地主。乾隆末年,当了二十年宰相的和珅,竟占有土地八千余顷,其两名家人也各占有土地六百余顷^[3]。乾隆死后,和珅被抄家,有人对其家产约略估计,可抵清政府十年的收入^[4]。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苦农民用自己的工具长期附着在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上进行艰苦的劳动,而要将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广大农民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兼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此外,农民还要向清政府缴纳各种贡税和从事各种名目的无偿劳役。加以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贫苦农民无以为生,只有铤而走险。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州王伦以清水教名义,聚众数千人,连陷堂邑、阳谷等县。连清朝官吏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非尽邪教。”^[5]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他传位于第十五个儿子颙琰(嘉庆)的时候^[6],各地的群众起义已经是接连不断了。
        1796年(嘉庆元年),四川、湖北地区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近十年之久,有数百万群众参加,波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813年(嘉庆十八年),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白莲教的支派)的起义,起义首领为河南省滑县的李文成(木匠)和顺天府大兴的林清(药铺学徒)。李文成起义军曾攻占滑县城。林清则率众二百人潜入北京城内,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起义军当年射中的箭头。这次斗争虽被扑灭下去,但它给予清王朝的震动是巨大的,以至嘉庆不得不下诏“罪己”,惊呼此次事件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在天理教起义的同年,又有陕西三才峡伐木工人的起义。次年,河南的捻军起义也开始了。除内地各省外,清王朝在边疆的统治也不是那么稳固了。甘肃、新疆地区的回民起义,旋起旋落。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开始的新疆回民起义,延续达十年之久。
        各地的起义,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秋冬之交,嘉庆曾多次召见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其中有些对话,很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恐慌状态。现节录几段如下^[7]:
        嘉庆:我想到曲阜去,山东的民情到底安静不?……你那里有邪教么?你好生与我严拿邪教!
        孔:臣世受国恩,应报效。此等事不是臣衙门所管,容臣回去寄信山东抚臣程国仁严拿。
        嘉庆:好生教地方与我严拿邪教。你回去好生读书,林庙树木吩咐该官巡查,不可教人盗伐一枝一叶。你好生保护,祭祀都要虔诚行礼。
        (又一次谈话)
        嘉庆:我赏你的书籍等,早已发在军机处,你领了去么?
        孔:臣领了去了。
        嘉庆:曲阜的庙里圣像是牌位?是像?
        孔:是像。
        嘉庆:庙内有黄伞么?
        孔:蒙圣祖(康熙)赐过一把,高宗(乾隆)赐过一把。
        嘉庆: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是个大缺点。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你看河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一路行宫也都破坏了。到底怎么好?弄的真没法,了不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嘉庆到曲阜去乞灵于孔子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可是他在位二十五年却始终未能去成。所以没去成,原因有两个,一是天灾,即大水;二是“人祸”,即农民起义,就是嘉庆所说的“邪教”。封建皇帝有着无上的尊严,但这时的嘉庆却向下属诉苦,露出了一副可怜相。
        就在上述对话的第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便死去了。继位的皇次子旻宁(道光),虽然因镇压起义、守卫宫门有功,曾被嘉庆誉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但这时他的日子也是很不好过的。道光年间,土地集中比以前更加严重,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多亩^[8],比乾隆时和珅的土地还多三倍。由于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致使财政收入减少。1837年(道光十七年),户部说:“查明积年欠解银数,除盐务悬引未完及帑利等款分别展缓者外,拖欠有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之多。”拖欠愈多,说明造反者的范围愈来愈广。
        龚自珍(1792—1841),这位当过二十年京官(礼部主事)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当时清朝的统治是“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9]。他甚至预感到人民的反抗运动已经临近,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日薄西山、朝不保夕的地步了。他说:“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10]
        龚自珍是有志于改革的,但是面对着清王朝衰落的总形势,他也不得不发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的浩叹。
        综观清王朝从1644年入关至1840年鸦片战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如果说前一百年还能称为“盛世”的话,而到后一百年的开始,当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就已感到这个“盛世”是:“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又过了七八十年,在龚自珍的笔下,这个“盛世”就完全成了一个“四海皆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
        屋漏又遭连阴雨。清朝统治阶级除面临着严重的“内乱”之外,还遇到了空前的“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