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表明,中国革命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承认。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共的信心,使中共在反美斗争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此后,中共把与外国建交的方针具体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而其前提是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1]。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共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中共的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2]。
        中共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中共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ngus Ward)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决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3]。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4]。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起来。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5]。美国国务院曾经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1949年5月底,国务院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6]。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共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中共虽然确定了“挤走”西方外交人员的方针,并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的地位和权利,留在被解放城市的外国记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只给予外国侨民待遇^[7]。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上述指示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中就作了两项变通规定:一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8]。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似乎表明美国尚有曲折承认未来新政权的可能性。3月下旬,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与中共方面谋求疏通和解。陈铭枢派人从上海到北平报告说,司徒雷登曾专程从南京到上海,于3月25日、26日与陈密谈,希望陈向中共解释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雷登表示对中共有两点顾虑:“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雷登并表示,美国希望中共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只要中共真正实现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9]。紧接着,毛泽东又接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有关政策的复电。斯大林建议,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正式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10]。
        司徒雷登的试探与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共得以在适当时机运用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五六月间,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及南京市委的指示,数次会见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在这几次谈话中,黄华强调的是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援助,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撤退驻华军队,以实际行动表明与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而司徒雷登按照艾奇逊的指示称,现在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很多地方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等以后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戴的政府,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问题自然解决。司徒雷登还一再强调,希望中国新政权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黄华答道,中国政府的人士组成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11]。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进一步表明,中共与美国之间在根本立场上相距甚远,几乎没有和解的可能。尽管如此,当傅泾波表示司徒想在回国之前访问燕京大学时,中共仍然认为可以考虑。但这一动议为美国最高当局所否定。而在6月30日后,中共也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已不再有任何兴趣。
        由于美国步步为营,试图阻挠中共解放全中国,而且迟迟不撤出它在华北的主要海军基地青岛^[12],中共一直把美国直接出兵进行干涉这种可能性估计在内,并从具体的战略部署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共制定了乘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内地,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战略。在渡江战役以后,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屯兵江西,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干涉,在三野解放上海、福建、青岛等地,美国直接出兵中国的疑虑消除后,再向西南进军。5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各大野战军首长: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我们的“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13]。
        在具体行动上,中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1948年9月济南解放。由于美军驻扎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未向青岛进军。渡江战役以后,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军区,可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14]。上海战役时,一部分美军又撤向青岛。5月13日,黄华在会晤司徒雷登时,后者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说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黄华乘机提出,既然这样,就应将美国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15]。5月21日美国舰队撤离青岛,驶往日本和其他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于6月初解放青岛。在解放上海前夕,毛泽东也于4月29日指示有关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5月6日又再次指示:“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16]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情况是,解放军打到那里,美军即从那里撤退。解放军没有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与外国军队的唯一正面军事冲突是在长江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小规模炮战。
        4月20日凌晨,正是在渡江战役开始前一天,从吴淞口溯长江西行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驶入江阴以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地。在“紫石英”号此次航行之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已经发出报道,国共军队在长江地区已有战事。“紫石英”号也作了各种准备。8时许,“紫石英”号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不顾解放军鸣炮警告,强行闯入作战地区,受到解放军炮火打击。9时半,英舰驶到三江营附近解放军阵地,双方展开炮战,英舰中弹三十余处。英舰被迫停在新坝岛西150码的泥岸中。下午1时40分,英国驱逐舰“伴侣”号由南京方向驶来救援,与解放军发生激烈炮战。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救援没有成功,“伴侣”号乃驶往江阴。入夜,“紫石英”号进行了抢修,并把所有可以丢弃的东西都扔下舰去,以减轻重量,终于在半夜得以从淤泥中冲出,继续溯江而上,停在镇江附近江面。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紫石英”号的情况后,副总司令梅登(Alexander Madden)海军中将立即乘旗舰“伦敦”号并率驱逐舰“黑天鹅”号全速驰援,并与21日晨驶过江阴解放军阵地。英舰置解放军警告于不顾,双方发生炮战。“伦敦”号与“黑天鹅”号被迫放弃救援企图,掉头驶回上海^[17]。4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声明,批驳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W.Churchill)和首相艾德礼(C.Attlee)为英舰所作的辩护,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18]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与“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John Simon Kerans)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谈判,其中心问题是,中方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的内河及解放军的阵地,并向解放军道歉;英方竭力回避,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7月30日,“紫石英”号乘一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逃脱。“紫石英”号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但英舰明知长江正有战事,却又冒险驶入,足见其仍然抱着老殖民主义的态度,盛气凌人,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解放军捍卫自己的领水和防区,给了英国军舰和所有外国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信号:外国炮舰可以在中国水域任意游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舆论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共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И.Тито)抱有希望。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共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19]。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新政权的外交格局大致确定下来。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对此十分重视。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诬蔑为是“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而且写道:“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最终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和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20]这就表明,虽然美国支持的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是失败了,但美国并不甘心,并不就此罢休,它还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美国恰恰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中间道路”,或曰“第三条道路”,这不能不使中共格外警惕。8月12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21]毛泽东在规划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筹建新政权的百忙之中,亲自执笔,从8月12日到9月16日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六篇社论,以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酣畅淋漓地揭露和批判了一百多年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似乎要把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积郁的愤懑统统地倾倒出来。毛泽东特别指出:“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22]
        中共对白皮书的批判成为一场中国国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运动,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教育运动,成为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打扫干净屋子”的运动。整个八九月份,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批判白皮书的高潮,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人民日报》隔两天就以大版大版的篇幅刊登有关的消息和文章。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个学习运动的进展,尤其是为艾奇逊所瞩目的对美国民主尚有一些好感的人们的反应。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了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其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他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23]。毛泽东看到这个声明十分兴奋,当即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同日,毛泽东致函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高度评价民建声明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起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24]如果说“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表明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政治取向,那么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是表明了新政权的价值取向。中共利用白皮书的发表加强了中国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从思想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接受和支持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大概是艾奇逊始料不及的。